前言
自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大江東去》等詞作出後，便為宋詞注入了一股活力。這種不拘於聲律、僅將詞當作“文體”而非“音樂文學”的創作態度，也是詞學能夠歷久常新的關鍵。故而歷代詞學家都以蘇軾為“宋詞之解放”的節點，同時也提出了“橫放傑出”與“婉約雅正”的兩種詞學風貌。
然則，蘇軾的這一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胡寅《〈向薌林酒邊集〉後序》）的詞學流派在宋代一直未曾受到過重視，雖然其門下如黃庭堅、晁補之等人尤其稱道，但除去晁補之之外，秦觀、黃庭堅的詞風都並未曾取法蘇軾，逮至後四學士李格非之女李清照更是在《詞論》中不留情面的駁斥蘇軾詞是“句讀不葺之詩”。直到宋代衣冠南渡之後，蘇軾的這一股別調風流才在宋代隱隱有起衰欲振之態。但頗令人玩味的是，這種“豪放詞風”的發展卻是在金代完成的。
蘇軾詞風因吳激“由南傳北”而傳入金代
談金源詞學的發展，就不得不提到金代“借才異代”的政策。所謂“借才異代”，顧名思義便是“借”他朝之才，更作“本代”之才-------換句更淺顯的說法便是借雞生蛋。金國自開朝到海陵之間，文壇都沒有源根本土的文士，清人莊仲方《金文雅序》便稱：
“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先後歸之，而文字煨興，然猶借才異代也。 ”
這種政策自天輔二年便已有之，彼時金太祖曾下詔雲：“圖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地點求訪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故而，在金初強遣利誘之下，宋代不少文人便應而仕金，宋代文風也藉此在金代開枝散葉。其中對於金代詞壇影響最大的便是吳激、蔡松年等人。
吳激畫像
吳激家門煊赫，其父是北宋宰相吳栻，其翁是著名書畫家米芾。北宋欽宗靖康二年，吳激領命使金，孰料次年金兵便攻入東京，而金人奉養其名，便留其為官，命為翰林待制。吳激在宋時其實並無詞學傳世，只仕金後多起故國哀思，發諸於詞則激橫板蕩，同時又因身不由己之嘆，詞中又多有出隱之意。其《滿庭芳》詞如下：
千里傷春，江南三月，故人何處汀州。滿簪華髮，花鳥莫深愁。烽火年年未了，清宵夢，定繞林丘。君知否，人間得喪，一笑付文楸。○幽州。山偃蹇，孤雲何事，飛去還留。問來今往古，誰不悠悠。怪底眉間好色，燈花報、消息刀頭。看看是，珠簾暮卷，天際識歸舟。
《滿庭芳》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諧婉慢，其中句法以四六為主而間雜小促，同時韻位安排又極為規例的“平仄交替”，故而這種詞牌是隻適合寫閒愁淡恨而不適合勃發激越的。但我們看吳激的這首《滿庭芳》，卻以意象的跳蕩，強行寫作高健鬱勃之風，是很有蘇軾“橫放傑出”之味道的。雖然其中多化用前人句法，如“天際識歸舟”是用柳永《八聲甘州》句，“千里傷春，江南三月”則是化用晏幾道《蝶戀花》云云，但元好問依然推吳激是“國朝第一作手”，其思情之超邁，足可見一斑。
與吳激同時，還有宇文虛中、蔡松年等人，這部分文人與吳激處境略同，為詞審美亦近相同。因此，在金代“借才異代”之際，對金代詞壇帶出了一股極強烈的“排蕩之氣”--------這也是蘇軾之學在金代的生髮。
金代地域性導致審美特重蘇軾詞風
當然，蘇軾之學雖然是因吳激等人點燃了蘇學之薪火，但其傳續發展卻別有因由----------即兩地的審美偏好所致。金朝是女真族在北方和東北地區建立的封建王朝。據《遼金農業地理》記載是“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江之源”，故而，金人所居住的環境使得金人的審美與南宋有非常大的差異。
《金史·禮志》中記載當時環境是：“蔚彼長林，實壯天邑，廣袤百里，惟神主之”，故而，金人見慣了宏闊大氣的景色，其性情自然是方剛豪邁。詩六義有所謂“賦比興”一說，“興”便是抒性，詞人所見之景色是渾大是款曲，在詞作中都有非常迥異的體現，即便是一人之作而言都是如此。就以蘇軾為論，蘇詞《念奴嬌·赤壁懷古》是寫在什麼環境之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載東坡語有記：“黃州西山麓，鬥入江中，石色如丹，傳雲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棲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所見是“鬥入江中，石色如丹“的赤壁，故而興之以發的是“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在這種環境、心情下，才能有“大江東去、浪淘盡”的豪邁；而蘇詞另一首《賀新涼·夏景》則是夏日屋景所作，其中《古今詞話》有一則掌故，雲：
一日，湖中有宴會，群妓畢集，唯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
如此，為美人恕而所做之詞，即便是要寫成《念奴嬌》一般，也無景以對，無情以對，所以《賀新涼·夏景》便是“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的惜花憐人，情絲繾綣了。
一人之變都是如此，何況是一代之人？況周頤《蕙風詞話》便對宋、金詞有過如下評論：“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蔡松年）、遯庵（段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
金人這種因世居環境而帶來的“豪放”審美觀念，便是註定難以接受南宋詞人的雅士情調了--------當然，另有掌故說金主曾因柳永《望海潮》一詞而有南下之意，想來也不是因為“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亦或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秀麗江南，而是因“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的繁榮罷了。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雲“東南形勝”云云。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餘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
總而言之，誠如況周頤所言，蘇詞在金代的生髮可謂是恰逢時宜。南人偏愛雅正格調，綺靡宜曼為之偏好，至於蘇詞雖然因人而贊，卻並不大能接受他的“不葺之詩”，反觀金人，因“深裘大馬”而極愛蘇軾的橫放傑出之風----------即便是談音律，那也正應稱了蘇軾詞的“學士詞，須關東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了
結言
最後仍然需要提一句，“豪放詞”這一說法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如果更確切的說，詞中的“豪放派”應當叫做“別調”更為合理。自蘇軾《與鮮于書》中曾談到過的“自成一家”後，後世紛紛以“豪放”、“婉約”而疆分詞學流派--------這是沒什麼道理卻又深入人心的（詳見前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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