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伊朗為何選擇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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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人面前，曾經有四條路。其一，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其二，是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其三，是蘇聯式的民主制度。其四，是政教合一式的民主制度。

最初，美國人假惺惺的引導伊朗走西方式的道路。1951年，穆罕默德.摩薩臺當選伊朗首相，這是一位民選首相。然而，摩薩臺很清楚美國的用意。他知道，美國拉攏伊朗，是盯上了伊朗的石油。因此，摩薩臺拒絕為英美利益集團服務，他在伊朗搞石油國有化，準備把這些財富還給伊朗人民，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但是，此舉得罪了英美利益集團。

1953年，英美合夥策劃了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摩薩臺。隨後，巴列維重新主政。巴列維，是美國利益集團的代理人。他幫助美國人，大肆掠奪伊朗的財富。他的統治非常腐敗，完全不得人心。在巴列維時期，伊朗貧富分化極其嚴重，多數伊朗人，無法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果實。

在政治上，巴列維大搞獨裁統治，此舉惹怒了伊朗人。然而，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對巴列維的舉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幫助巴列維壓制民主團體。如此一來，君主立憲制度，在伊朗完全失敗了。這個時候，伊朗人還可以選擇蘇聯式民主道路，但由於美國的干涉，伊朗內部的親蘇人士，遭受到排擠和迫害，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小。

最終，能夠與巴列維對抗的，只有宗教領袖霍梅尼，他是巴列維最害怕的人。事實上，霍梅尼不僅投身於宗教事業，他也對民主政治十分上心。在他的支持者看來，伊朗的民主化建設，與宗教化是不衝突的。伊朗搞政教合一，不影響搞民主。

因此，在伊朗民主團體看來，霍梅尼的宗教式路線，也是一條出路，也許真的能把伊朗引向民主化道路。後來，霍梅尼的呼聲越來越高。有人說，伊朗人的宗教的熱情很高，而霍梅尼是宗教領袖，如果要推翻巴列維，那麼霍梅尼肯定是不二人選。

1977年開始，伊朗社會的風向，已經完全倒向霍梅尼。在此時，美國式的民主道路，還有英國式的君主立憲道路，也包括蘇聯式的民主制度，都被伊朗人放棄了。1978年，巴列維的反對者越來越多，他的統治基本瓦解了。

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伊朗改為共和制。此時，支持政教合一的人，佔據絕對優勢。伊朗人選擇成立政教合一式的民主國家，新的伊朗憲法，在公民表決中高票通過。

在這個民主體制中，有一個職位叫最高領袖，首任最高領袖由霍梅尼擔任。自此之後，伊朗走上了一條特殊化的民主道路，這與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體制完全不同，頗具伊朗特色。

圖維坦

客觀看，伊朗式的政教合一，並非就是直接將國家倒退到中世紀。

實際上，制度無所謂先進或者落後，適合自己國情和社會發展水平就是好的。當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高呼“兩不要”口號——“既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幾乎觸怒了全世界，重壓之下，至今30餘年仍屹立不倒。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除了政教合一，多出了個“領導一切”的最高領袖外，伊朗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包括總統和議會的選舉，沿用的都是現代民主制，神權統治和民主共和混編，算是相對巴列維專制王朝較為進步的一面。

在當代伊朗，也有跟西方一樣的激烈競選活動，總統候選人由選民投票選舉產生，候選人和所在的政黨也是使勁渾身解數吸粉拉選票。像前總統內賈德，就是個鞋匠的兒子，沒啥特殊背景，靠選民支持當了兩屆總統。

然而，放到巴列維時代，像內賈德這樣的出身，想當進入議會，躋身統治階層，那是門都沒有的事兒。

當年的伊朗禮薩·巴列維搞的是獨裁，政權由專治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給分享了，普通人幾乎沒有機會參與政治，什麼選舉權啥的，都是裝樣子的，選來選去，都是那幾個親美的大貴族，把老百姓當傻子耍，時間一長，人民就怒了。

然而，巴列維國王除了搞獨裁之外，還有一定的政治抱負，這竟然更加速了王朝的瓦解。從1963年開始，巴列維宣佈實行白色革命（聽起來就不太吉利），依照美國授意的藍圖來進行伊朗社會、工農業改革。事實上，在同一時期美國扶植的眾多幹兒子當中，這種發展模式並不少見。東亞的韓國朴正熙軍政府、臺灣蔣家政權，智利位皮諾切克。

國王的改革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幾乎每個方面都觸怒了一些關鍵人物和廣大人民的“眼前利益”。

加之，龐大腐敗的特權階級、財富分配不均，國家發展不平衡，這讓佔國家人口70%以上的中下層人民並沒跟上改革的步伐，也無法對改革做出正確理解。

（國王“高於生活”的激進改革和王后那些blingbling的珠寶，親手終結了自己的統治）
當時，對阿拉伯圈子懷著滿腔怒火的巴列維國王選擇把巨大的熱情傾注於前伊斯蘭時期的古波斯帝國榮耀，致力於宣揚自己波斯民族的身份認同，大躍進般的倡導，甚至強制“世俗化”，儘可能地淡化伊斯蘭教的影響，來跟阿拉伯國家“劃清界限”。

巴列維國王大筆一揮，取消了國內宗教領袖的特權，關閉大量宗教學校，給予了婦女選舉權。這一時期推行的開放型文化政策使得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湧入，衝擊了原有的宗教傳統。

（1960年代，德黑蘭大學醫學院課的教室裡聽課的學生）

其中，最能彰顯巴列維國王對伊斯蘭教的不屑，莫過於他於1971年，牛哄哄的燒錢搞的那場——“王的盛宴”。

在古波斯帝國的遺址上，巴列維斥巨資打造了古波斯帝國建立2500週年的慶典活動，闊氣的用真金白銀全程復原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國）的盛大閱兵和慶典場景，其中還穿插著拜火教的各種元素。觀禮臺上，西方各國政要元首都盛裝來捧場，整個活動全程，花費了兩億美元，啥都照顧上了，就是跟伊斯蘭教半毛錢關係都沒捱上。

此外，整個六七十年代，伊朗工業進步的同時，工人階級也在快速地發展和壯大，他們就是後來伊斯蘭革命的主力。

對，現在的伊朗，強制推廣宗教服飾，很多人不滿；不強制，照樣怨聲載道，還有抗議者上街示威——“誰不讓我穿布卡，戴面紗我就跟誰急”。可見，政教合一，神權最大的理念在伊朗民間還是非常有市場的，再加上一套民主政治制度，古老的伊斯蘭與時髦的“共和國”，就這樣被強行的完美結合了幾十年。

本人文章一律原創，拒絕他人抄襲、任意轉載，如遇到類似“白鹿野史”、“堅持不懈創作的人”這種全部照抄者，一定投訴到底！

大學軍事理論教師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這是一個漫長的故事，也是穆斯林世界的常態。

霍梅尼上臺之前，伊朗是世俗派的巴列維王朝。

巴列維王朝相對是比較開放的，實行了很多西化的政策，國家的經濟、文化、國力都有很大提高。

在上世紀20年代，巴列維王朝創始人禮薩汗推翻了伊朗最後一代沙阿 艾哈邁德沙·卡扎爾。

伊朗從此新生！

禮薩汗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大規模發展工業、落實主要的基礎建設計劃、建設跨國鐵路系統、建立公立學校機制、改革司法機構及改善醫療衛生。

然而，禮薩汗的改革遭到很多力量的強烈反對。當時伊朗還是個非常落後的國家，農村基本都是非常保守的農民，絕大部分都是文盲，只相信古蘭經和教士。

禮薩汗的改革，似乎和教士的說法是牴觸的，也和傳統違背。

因此，從禮薩汗上臺開始，保守派力量就開始各種各樣的反對。

到1941年，在禮薩汗執政的16年間，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有很大發展，但還是不夠的，沒有徹底改變國家面貌，尤其農村改變不大。

然而，二戰期間，伊朗作為池魚被殃及。

英國和蘇聯藉口伊朗沒有驅逐德國人，直接派軍隊入侵，打垮弱小的伊朗軍隊，佔領伊朗，掌握了豐富的石油資源。

禮薩汗被推翻後，小巴列維上臺繼任。

但英國和蘇聯都留下了很多釘子，比如蘇聯扶持了伊朗的共產黨力量，還霸佔伊朗北部地區直到1946年才撤軍。

經過這番動盪，這點亡國的小巴列維明白，中立對於伊朗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選擇投靠美國，打擊國內的親蘇實力，然而繼續進行改革。

在小巴列維統治時期，伊朗世俗化越來越快，經濟依靠石油也有很大發展。

當時伊朗的大城市，女大學生可以穿短裙，短袖上衣，甚至可以在泳池穿泳裝。這在保守的阿拉伯社會看來，是不敢想象的。

但是，伊朗的進步還是有限的。

小巴列維從本質上說，也只是一個開明的國王，仍然需要維持自己封建團體的利益。

對於伊朗的激進派民族主義者來說，小巴列維勾結美國以控制伊朗，讓伊朗綁在美國戰車上，是一種賣國行為。

對於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說，小巴列維是封建國王，廢除了立憲民主制度，是不可接受的。

對於保守宗教認識來看，小巴列維的改革是違背教義的，是大逆不道的。

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小巴列維毫無疑問是反革命。

所以，小巴列維的政敵很多。

更搞笑的是，小巴列維並沒有受到國民的支持。

他為了發展伊朗經濟，在70年代搞了著名的白色革命。

白色革命的內容很多，大體是將國家最保守和愚昧的農民解放出來。

方法是進行土地改革，購買地主的土地送給農民，讓農民耕者有其田，地主則有錢財去投資工商業。

思想上，小巴列維甚至保守宗教對於伊朗人的巨大影響。他試圖進行更激烈的世俗化改革，學習土耳其那樣將宗教徹底邊緣化為個人信仰。取代保守宗教思想的，自然就是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

政治上，繼續保持國王獨裁統治，同時建立秘密警察部隊打擊政敵，比如流放了霍梅尼，關押了數千政治犯。

小巴列維的改革成果明顯。

1968到1978年間伊朗經濟以年均16% - 17%的速度增長，人均國民產值從1961年的160美元躍增為1978年的2250美元，城市化率由30%提高到52%。

此時，國民對於小巴列維是支持的。

然而，1975年以後，國際石油價格開始下跌，伊朗經濟增長減緩。

同時，伊朗是個王國，權力和財富幾乎都掌握少數人手中。國家雖然還算不錯，但底層平民生活仍然只是溫飽而已，遠遠但不上富裕。

同周邊鄰國比起來，伊朗相形見絀。

加上最後幾年經濟開始滑坡，本來就對小巴列維持有不滿的各個反對派聯合起來。

大約百分之十的人，反對小巴列維。

這種情況下，小巴列維其實已經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

他的人民當時文盲率非常高，加上中東社會的傳統，壓根就不能接受世俗派思想，反而喜歡保守派宗教。

結果就是，小巴列維被推翻，反對派勝利。

然而，反對派的核心人物霍梅尼上臺以後，立即比小巴列維更厲害十倍，迅速消滅了大量的盟友，包括親蘇的共產黨分子。

小巴列維時代政治犯是幾千人，霍梅尼時代則是幾萬甚至幾十萬人。

伊朗表面上是一個世俗政府，有總統、政府、議會、司法總監、國家利益委員會、憲法監護委員會。實際上，還有個大阿亞圖拉凌駕在這些機構之上。

大阿亞圖拉才是國家真正的統治者，總統之流 說通俗只是管家而已。

如果他們敢於偏離大阿亞圖拉指定的路線，那麼立馬就要完蛋。

薩沙

伊朗的政教合一政體的確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樹一幟的——伊朗憲法明確規定：伊朗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神權統治高於一切。在伊朗作為伊斯蘭教什葉派教士首領的最高精神領袖擁有包括制定國家大政方針並監督其執行，擔任武裝部隊統帥，宣佈戰爭、和平和總動員令，下達全民公決令，可任命或罷免總參謀長、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廣播電視局局長和司法總監等官員的廣泛權力。民選總統必須由最高宗教領袖批准方可生效，最高宗教領袖可以根據議會或最高法院的裁決罷免總統，總統如要辭職也需向最高宗教領袖遞交辭呈。由此可見伊朗最高宗教領袖是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隊系統的最高領導人，即使是伊朗總統也不能違抗最高宗教領袖的意志。伊朗這種政教合一的政體即使在以保守著稱的伊斯蘭世界也是極為獨特的：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王權國家儘管至今仍保留著絕對君主制且宗教氣息濃厚，以致於連女性開車上路也能成為引起國際轟動的新聞，然而海灣王權的國家的政權畢竟是掌握在世俗化的國王手中。我們可以說沙特等海灣王權國家是君主專制國家，卻不能說是政教合一國家。其實歷史上的伊朗也曾實行過同樣的制度。

事實上政教合一制度在古代並非什麼特例：歐洲的教廷、阿拉伯帝國的哈里發制度以及我國古代的西藏地方政權都是政教合一制度的典型代表。伊朗歷史上的薩非王朝就是由一個名為“薩非”的什葉派社團所締造的，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使伊朗的王權逐漸壓制了教權，伊朗開始轉型為世俗化國家。1921年2月21日禮薩·汗上校通過政變建立了伊朗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巴列維王朝。在此之前伊朗和今天的沙特等國一樣是實行絕對君主專制的國家，儘管並非政教合一國家，但國內宗教氣息濃厚。禮薩·汗上臺後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他大規模發展工業、落實主要的基礎建設計劃、建設跨國鐵路系統、建立公立學校機制、改革司法機構及改善醫療衛生。與此同時他大力執行世俗化政策：越來越多的伊朗人赴歐洲留學，開始接觸到新思想。不過禮薩·汗的世俗化政策也遭到了宗教勢力的排斥，可以說從巴列維王朝誕生之日起與宗教勢力的博弈就從未停止過。1925年12月12日伊朗召開制憲議會，伊朗以此為標誌開始由絕對君主專制國家向君主立憲國轉型。不過伊朗畢竟有伊朗的具體國情，儘管伊朗逐漸過渡成為了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但和英國那種成熟的君主立憲制不同：伊朗即使在制憲之後國家的統治權並沒掌握在民選產生的內閣手中，實際上國王仍實際執掌軍政大權。我們大致上可以將巴列維王朝這種君主立憲制理解為日本在被美國進行民主化改造之前的君主立憲制：儘管通過制定憲法的模式保障一定的公民權，然而君主的大權仍沒受到動搖。1941年9月16日禮薩·汗的長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承父位，儘管他曾宣誓作為立憲君主會將權力下放給議會政府，可實際上卻逐漸加強了對政府和軍隊事務的干預力度。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國的援助推行以土改為核心的“白色革命”及社會經濟發展計劃，試圖按西方模式建立全新的伊朗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的生活模式和價值體系被引入伊朗，與此同時西方的生活模式和價值體系同伊朗傳統的伊斯蘭教義發生了摩擦。由於禮薩·巴列維激進的土改措施使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求生，然而伊朗的工業和城市發展建設卻不足以滿足大量湧入城市的農民們的生活需要，一時間伊朗失業人口激增。伊朗底層人民對生活現狀的不滿和宗教人士對西方模式的質疑日漸合流形成強大的主張恢復伊斯蘭傳統的民意基礎。與此同時伊朗在外交上也面臨重大壓力：儘管當時的伊朗在政體上是一個世俗化國家，可就和今天同樣是世俗化國家的土耳其一樣在民眾社會生活中仍具備相當的宗教氣息，而作為以波斯人為主體民族的什葉派國家的伊朗在中東地區一直處於被孤立的狀態。事實上巴列維王朝的親美外交路線就是想利用美國的援助與阿拉伯遜尼派國家對抗，然而美國的中東政策卻是為維護自己的石油美元霸權服務的，因此美國無法忽視沙特等產油國的態度。久而久之伊朗終於覺察到美國並不會在自己同阿拉伯遜尼派國家的對立中提供多少實質性幫助，反而是自己作為美國盟友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下需要承受來自蘇聯方面的戰略壓力。1978年巴列維王朝也許是為便於更好融入已高度世俗化的國際社會而下令伊朗婦女在兩個月內全部摘掉面紗。巴列維王朝的初衷也許是為了實現婦女解放和融入國際社會，然而這種做法也傷害到了伊朗人的宗教感情，於是人們累積的對巴列維王朝的不滿以此為導火索被瞬間點燃了。

從1978年開始伊朗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王室遊行示威。這些遊行示威的參與者各自的主張並不相同：有人主張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使伊朗王室成為像英國王室一樣的國家權力的象徵性存在；有人主張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制度，這就要求徹底廢除王室；有人主張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有人主張恢復伊朗傳統宗教的地位......總之各種對王室不滿的人全都在這時走上街頭參加抗議。在這一過程中流亡在外的什葉派宗教領袖霍梅尼逐漸掌握了示威運動的領導權。1979年1月伊朗末代君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強烈的反對民意之下被迫出走，兩週後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回國並宣佈“君主制時代已然結束”。霍梅尼的這一表態實際上宣告伊朗在推翻巴列維王朝之後不會再實行君主制——無論是向沙特等國一樣的絕對君主專制或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1979年3月底伊朗舉行全民公決並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起草的共和憲法。4月1日霍梅尼通過電臺向全體伊朗人宣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伊朗由此告別了君主制時代，進入到共和國時代，然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卻形成了一種與世界上其他共和國截然不同的政教合一政體。這首先當時是由於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斯蘭革命本身就是以宗教教義為號召發動的一場革命——作為革命領導者的霍梅尼本身就是宗教領袖出身，革命勝利後建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自然要維護宗教界的利益。

不過這並不是伊朗向宗教國家轉型的全部原因：由於伊斯蘭革命推翻了作為美國盟友的巴列維王朝，美伊關係開始日漸惡化。儘管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一樣信奉伊斯蘭教，但伊朗所信奉的什葉派作為伊斯蘭中的少數派一直和周邊信奉遜尼派的阿拉伯鄰國存在著領土和教義上的紛爭。在巴列維王朝統治時期伊朗依靠美國這個世界霸主的調停可以從容應對阿拉伯國家的挑戰，隨著美伊關係的惡化伊朗不得不面對美國及其支持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的挑戰。伊朗面對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以及作為伊斯蘭多數派的阿拉伯遜尼派的挑戰必須最大限度調動國內資源以發展壯大自己。如果伊朗動用世俗權力去強制性刮地皮、拉壯丁，顯然會激起民眾的普遍反對。與此同時在美蘇冷戰的國際大格局下與美國交惡的伊朗只能選擇倒向蘇聯，這時蘇聯的模式對伊朗構成了強大的吸引——蘇聯通過共產主義信仰將國民團結在一面旗幟下同資本主義陣營抗衡的經驗很快被伊朗所借鑑。然而伊朗的國情畢竟不同於蘇聯：伊朗民族對共產主義這一無神論信仰並不熱衷，而傳統的伊斯蘭宗教信仰在伊朗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於是伊朗開始嘗試將國家政體打造為基於伊斯蘭信仰的政教合一政權，用宗教信仰的力量去鼓動人民同西方以及遜尼派勢力對抗。在這樣的局勢下伊斯蘭教的宗教領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伊朗國家的實際最高統治者。

除此之外選擇政教合一制度也是服務於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的：正如上文所說伊朗在民族屬性上以波斯人為主體，而中東絕大多數國家的主體民族是阿拉伯人；伊朗在宗教屬性上屬於伊斯蘭教什葉派國家，然而中東絕大多數國家信奉的卻是伊斯蘭教遜尼派。伊朗實際上在中東地區處於相對比較孤立的狀態，那麼伊朗如何與阿拉伯國家博弈呢？一方面就是上文所說的增強自身實力，另一方面就是挖對方的牆角。具體的挖牆角方式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利用自己作為伊斯蘭教什葉派盟主的身份策動阿拉伯國家內部的什葉派勢力——如今的伊朗正通過向伊拉克、敘利亞等地滲透的形式構建什葉派走廊，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也是基於這樣的原因而得到伊朗的支持。事實上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時伊朗恐怕就已在規劃打造中東什葉派政治版圖了，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伊朗必須是一個宗教國家：在世俗化的民族國家體系下伊朗與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也門等國是彼此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況且這些國家的什葉派在民族屬性也屬於阿拉伯人，而伊朗卻是波斯族系，在民族屬性上本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原則使伊朗很難得到認可支持；然而如果伊朗是一個宗教國家，那麼伊朗就能以此為號召聯合阿拉伯國家內部的什葉派勢力。

1979年12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頒佈了革命後伊朗的第一部憲法，憲法規定：伊朗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神權統治高於一切。然而鑑於伊朗歷史上已長期實行政教分離制度並且在世界範圍內政教分離也是大勢所趨，伊朗在維持神權統治的同時依然保留了民選政府，政府實行實行總統內閣制，伊朗總統由伊朗伊斯蘭議會選舉產生。根據伊朗憲法的規定：總統由選民選舉產生並根據伊朗憲法賦予的權限實際處理伊朗政府的日常事務，只要是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有伊朗國籍的成年公民均有參選伊朗總統的資格，16週歲以上的伊朗公民皆有投票權。伊朗總統每4年改選一次，可連任一屆。總統有權提名政府各部的部長，但需要經議會審議通過。總統可以授權第一副總統掌管政府日常工作，也可以同時任命數名副總統。這樣看來伊朗似乎也算是一個民主國家——伊朗的政府和議會是需要經過民眾選舉產生的，這在中東地區與沙特等實行絕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事實上宗教對國家的控制在伊朗可謂無處不在：議會的提案需要經過由最高宗教領袖掌握的憲法監護委員會的審核，而當憲法監護委員會認為議會的提案有違伊斯蘭教義時有權宣佈其無效。最高宗教領袖領導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權力部門，是伊朗陸海空三軍的最高統帥，同時也作為民族精神信仰領域神一般的存在。在伊朗最高領袖可以宣佈戰爭、和平及發佈動員令、全民公決令，可以任命或罷免軍隊總參謀長、革命衛隊司令，連伊朗總統的經選舉產生都必須經過最高領袖的批准後才能生效，最高宗教領袖可以根據議會或最高法院的裁決罷免總統，總統如要辭職也需向最高宗教領袖遞交辭呈。伊朗最高領袖只能從什葉派教法學家中產生，也就是說必須是專職宗教學者，而不是像伊朗總統只要是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有伊朗國籍的成年公民即可參與競選。問題是伊朗的伊斯蘭教什葉派專職宗教學者並不是一個屈指可數的群體，那麼如何從他們中產生最高宗教領袖呢？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作為革命領導人的霍梅尼由於在革命過程中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因此自然而然成為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首任最高宗教領袖。那麼此後伊朗的最高宗教領袖又依據什麼產生呢？根據伊朗憲法的相關規定：最高宗教領袖不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而是由選民先選舉和伊朗議會同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專家會議，由在任的最高宗教領袖任命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對候選人的資格進行審查後將過審的候選人名單提交專家會議，再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新任最高宗教領袖。就任後的最高宗教領袖可以終生任職，不過理論上可以由專家會議進行彈劾。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時任伊朗總統的哈梅內伊繼任領袖並一直延續至今。

伊朗的最高領袖既是這個國家權力最大的人，也是這個國家最神秘的人，就在公眾面前的曝光度而言：最高領袖遠遠不及民選政府的成員。事實上伊朗最高領袖更多處於一種統而不治的狀態——由於掌握著國家立法、行政、司法、財政以及軍隊的最高權力，使最高宗教領袖實際處於伊朗國家權力體系的最頂層，然而國家的內政外交等日常行政事務卻並不由最高領袖處理。要解釋清楚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和伊朗總統之間的關係不妨將伊朗比作一家公司：最高宗教領袖相當於集團董事長，是公司的最高領導人，但一般不參與公司的日常經營運作；總統由民選產生，根據伊朗憲法賦予的權限實際處理伊朗政府的日常事務，相當於公司首席執行官。也就是說最高宗教領袖確立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不動搖，但不具體處理政治經濟事務；總統則是具體經辦政府事務，但必須服從於最高宗教領袖確立的國家發展大方向。上文已解釋了伊朗形成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原因，那麼為什麼最高宗教領袖作為伊朗權力最大的人卻並不實際參與政務呢？事實上這正是宗教神權統治所需要的效果——宗教領袖的權力來源於其作為神的使者這一身份屬性。既然是神的使者，那麼就應當在公眾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性。全世界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敢保證自己在施政過程中永遠不犯錯誤，如果最高領袖參與具體行政事務一旦出現失誤就喪失了作為神的使者這一光環。相比之下實際掌握國家大權而不具體參與行政事務就使最高領袖處於永不犯錯的地位，同時也在民眾的心中樹立了一種神秘感。在這種情況下將具體的日常行政事務交予以總統為核心的政府領導班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就此而言：伊朗總統的實際職權更相當於一些國家的總理，當然在不違背最高領袖確立的國家發展大方向的前提下伊朗總統在日常行政事務中還是有相當大的權力的。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並不是伊朗人民選擇了政教合一，而是當時巴列維王朝執政失措，引發國內經濟危機後，伊朗人民沒想到，流傳已久的伊朗民主象徵，自美國歸來的霍梅尼居然會一反前態，一舉將伊朗從當時的巴列維王朝世俗專制退步到了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可以說這是當時伊朗各個階層都出乎意料之外的。

霍梅尼跟巴列維王朝的積怨已久，自流亡之後，霍梅尼就依靠錄音帶、錄像帶等方式秘密向伊朗境內傳播自己反抗巴列維王朝的思想，其中固然有伊斯蘭的傳統經教，但同樣也有著對民主的傳播，再加上霍梅尼被美國收容，而巴列維王朝又不是美國的夥伴，在爆發了反抗巴列維王朝的全國抗爭之後，人們甚至美國中情局都相信，回到伊朗的霍梅尼會給伊朗帶來民主。

巴列維王朝治下的伊朗其實並沒有現在經過國內美化過的那麼美好，在最初巴列維王朝確實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可隨著伊朗在美蘇爭霸中的地位抬升，再加上伊朗又獲得了大量的西方援助（其中就包括核技術），經濟繁榮奠定了禮薩的政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伊朗已經成為了事實上國王專制的國家。

然而獲得了大量西方援助的巴列維王朝將大量的資金花費到了德黑蘭等主要大城市的營建上以及皇室的奢侈開銷，雖然也有農村高速計劃，試圖將經濟成果也均沾到廣大農村地區，但卻見效甚微，以至於到了八十年代後期，伊朗貧富分化嚴重，伊朗中、富階層人士過著西式生活，但在腹地的深山農村中卻依然與世隔絕，而哪怕在城市裡，來自農村的青年人由於缺乏足夠的技能，就算不失業，也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資。

在這種情況下，廣大飢寒的人民在對西方政治失望後，必然會轉向宗教尋求安慰，最終使教士集團的影響力在伊朗重回巔峰，巴列維王朝兩代數十年的抑制宗教策略可謂功虧一簣。

而隨著1973年和79年兩輪石油危機爆發，巴列維經濟策略徹底破產，到了1979年不僅大量底層民眾缺乏工作機會，就算是大學生也有接近一半的人口處於失業之中，因此爆發了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革命，最終伊朗迎回霍梅尼，伊朗變成了神權國家。

但伊朗神權政府能夠屹立多年不倒，自是因為其具備著廣泛的民意基礎。

巴列維時代雖然推動了教育普及，中產以上人家的子弟均有機會成為大學生，可在更廣大的農村，卻依然被教士集團所掌握，世俗教育既不普及，教學也不深入。

因此在霍梅尼推動神權政府的進程中，除了德黑蘭等大型城市曾爆發了抗議以外，伊朗境內的大部分受教士影響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卻呈現出了接受的態度。

此外，霍梅尼掌權不久，就爆發了兩伊戰爭，大量青年入伍，變相的將國家資源進行了一輪重新分配，失業率大大降低，最終使伊朗人民接受了神權政府的現實——而先經內亂，又經外戰後的伊朗民力也趨於疲憊，再加上經濟危機平復下來，最終使伊朗社會形成共識，接受了神權政府的現實，不願意再興波瀾。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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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要科普多少遍這個問題——伊朗並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

伊朗是典型的二元政體，即權力架構分為“神權”和“世俗”兩個部分。

“神權”部分由阿亞圖拉和烏理瑪組成的“專家會議”選出一名大阿亞圖拉掌握，稱為最高精神領袖，“專家會議”成員通過普選產生，但要由12人組成的憲法監督委員會甄別批准，這12人由阿亞圖拉遴選，其中6人由最高精神領袖直接指定。

“世俗”部分則和一般共和制國家別無二致：實行總統制，不設總理，總統四年一屆由普選產生，內閣由總統提名，議會實行一院制，同樣由普選產生。

在伊朗，總統就是世俗社會的最高國家元首，內政、外交、經濟、軍事（伊朗正規軍部分）等都總成於總統，在不威脅到“神權”核心利益的情況下，後者很少對前者進行“超越干預”。

當然，在這個二元架構中，“神權”的地位高於“世俗”，前者不僅有自己的一套平行機構（相當於“神權議會”的“專家會議”，相當於“神權武裝”的革命衛隊，相當於“神權執法機構”的宗教裁判機構，等等），而且在他們認為必要時可以通過讓憲法監督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由最高精神領袖發表“訓令”等方法進行干預，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伊朗最尖銳的政治矛盾，往往發生在“神權”內部爭奪最高“神權”，或“世俗”內部爭奪最高世俗權力的情況下，前者如現任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打壓蒙澤塔利和拉夫桑賈尼（拉夫桑賈尼任總統時和哈梅內伊相安無事，退休改任阿亞圖拉轉入“神權領域”兩人就勢同水火），後者如內賈德對自由派的窮追猛打，道理很簡單，只有同層面的對手才會相互構成利益威脅。

現任伊朗總統魯哈尼是普選產生的，任期四年，連任最多一屆

真正的政教合一體制下，宗教領袖既是世俗的最高行政首長，也是精神層面的教長，且不論在神界、“人界”都會竭力實行權利集中和壟斷，這種體制，歷史上的蘇丹馬赫迪政權（馬赫迪及其繼承人既是教長也是國君），現實中的沙特阿拉伯（國王既是擁有絕對權力的世襲君主也是瓦哈比派的庇護者和“兩聖地守護者”，且這一切都不來自選舉或憲法）才是如假包換的“政教合一”。

沙特才是當代政教合一國家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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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美國的民主黨總統卡特軟弱無能，幻想和後來的伊斯蘭教神棍建立友好關係，放棄支持巴達維國王，不允許軍隊鎮壓，執意勸國王離開，由看守政府巴尼薩德爾負責，國王一離開，局勢失控，軍隊將軍被殺，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取得政權，為了維持神棍對國家的控制，神棍採取政教合一的體制，由神棍決定總統的選舉權，被選舉權，神權不於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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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宗教也是一種打著神旗號的主義，對於統治者來說，神權主義和非神權的世俗主義、其統治效果有異曲同工之妙。兩種不同形式的主義都相信洗腦的巨大功能，都相信把謊言宣傳一千遍就能變成真理的效果。這就思想統治，當然思想統治還必須配有強大的武裝力量，當思想統治失靈時，就用軍警強力鎮壓。伊朗最高領袖一方面用神權主義給民眾洗腦，但絕對死抓住武裝力量――革命衛隊不放，當神權主義不靈時，就動用革命衛隊血腥鎮壓。如果軍隊再反叛，那神權領袖就屁放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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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政教合一，是因為巴列維王朝採用了激進的改革措施，大力推動世俗化，被伊朗的宗教勢力所不容。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為保證國家不偏離伊斯蘭教，故採用了政教合一的體制。

不過總體來說，伊朗的體制有悖於現代文明，但是卻是伊斯蘭世界比較成功的體制。

一個體制最重要的是什麼，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並沒有思考。在夕惕若認為，一個體制最重要的職責是提供一套秩序。民眾可以在這個體制下，按照既定的規則能夠過上平靜的生活。

只有民眾過上平靜的生活，政治體制才能夠穩定，社會經濟才能發展，從而實現現代化。同樣的社會在發展，政治體制變革才有可能。

從人類的需求來講，只有先保證安全，才能講究吃喝，吃飽喝足的日子過多，才會想著吃喝健康。吃喝的問題解決了，才會想著怎麼過的有尊嚴、有自由、法治。

所以一個體制最起碼的作用，是先保證安全。對於伊斯蘭世界來講，有沙特為代表的君主制國家，有土耳其、埃及為代表的世俗民選政府，比較特別的就是伊朗。

這三種體制都有各種問題。君主制的沙特，其核心問題是薩勒曼家族為什麼是國王，如果以拳頭大為國王，那麼來個拳頭更大的，國王是不是要移位？所以沙特的問題是政權合法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遲早會有改朝換代，從而引發內戰。

以埃及、土耳其為代表的世俗民選政府，主要問題是伊斯蘭教的傳統和民選之間的矛盾。由於中東國家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教習俗，民眾有天然的意願往宗教靠攏，所以政客通常會以鼓吹宗教的方式獲得權位，繼而引發國家總體轉向宗教化。

但是這些國家立國基礎都是世俗化的軍人，比如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埃及總統納賽爾。這些職業軍人對於現代文明瞭解比較透徹，深知宗教化的危害，故多會扶持起世俗化的軍人團體，以對抗民選的宗教化政府，造成國家政局的不穩定。

土耳其歷史上軍方5次政變驅逐民選政府，埃及人民在選出穆爾西之後，也被軍方逮捕。無不顯示出中東的世俗化知路有多艱難。

所以無論是君主制國家，還是民選，在中東都有天然的弊端，其深層的問題在於，政府的合法性問題。

按照現代概念，國家屬於全民所有，由全民公投選出的政府，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中東，民選和宗教化基本化等號。軍方推翻政府後建立的軍政府，雖然是世俗化的方向走，符合國家長遠利益，但是其政府的合法性又成問題。

所以在中東，民選和現代化基本上是兩者不可兼得。而伊朗的體制，恰好可以兼具兩種特點。

伊朗的政府採用民選，保證了政府的合法性，就算政府的作為差強人意，再次民選即可。伊朗的最高領袖，作為什葉派的精神領袖，把握國家的大方向，以保證政策不與宗教有牴觸行為，所以伊朗的國家穩定是有雙重保險，使伊朗成為中東世界最穩定的國家。

穩定的政局可以安心發展經濟，伊朗成為中東世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在參與工業化進程後，伊朗人民的思想也在悄然變化，伊朗的女運動員已經在參加國際賽事，從事恐怖行為的人，也幾乎看不到伊朗人的身影。

所以伊朗為保證伊斯蘭教地位而選擇的政教合一，實際上帶來了伊朗變革的希望。中東的很多強人政府，為推動世俗化造成動盪，造成經濟凋敝，民眾在毫無希望中，只有把精神寄託在宗教上，即精神鴉片，進一步增加世俗化的阻力。

這世間有太多的求而不得和不求而得。滿清為穩定政權，大力發展新軍，但是滿清卻滅於新軍之手。袁世凱求皇帝不得，溥儀卻在不經意間三次登基。世界有時候就是這麼反諷，求什麼和得什麼並不是直接劃等號的。

我是夕惕若，歡迎關注，本人對中東問題做過多次解讀，歡迎看我以前的文章。

L夕惕若看世界

神權政治是宗教最高追求，因為宗教追求不僅是要控制你的思想，掌握神權，還要控制你的肉體，獲得最高的世俗權力。

在歐洲的基督教誕生傳播的時候，羅馬帝國的皇帝擔心基督教的神權會影響到羅馬帝國的皇權，因此對基督教進行大肆的迫害，於是耶穌被釘在了十字架上，後來基督教還傳播開來，而且和羅馬皇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羅馬帝國分裂後，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人滅亡，此後在西歐中的基督教成為了天主教，而且天主教獲得了高於王權的地位，而在東羅馬帝國則是羅馬皇帝仍然兼任著東正教的教主地位，直到東羅馬帝國的滅亡。

歐洲傳奇人物拿破崙的皇帝稱號也是教皇來加冕

我國三國時期，漢中之地被五斗米道的張魯佔據，張魯也建立政教合一的漢中割據政權，後來被曹操所滅。清代時期太平天國運動也是政教合一政權的代表，洪秀全就是上帝教的教主，也是太平天國的天王。

而伊斯蘭教自誕生之日起，就與政治緊緊相連，穆罕默德衝破阻力創建並傳播了伊斯蘭教之後，依靠強大的宗教影響力，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國，所以默罕默德不僅僅是伊斯蘭教的先知，而且也是阿拉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後來阿拉伯帝國哈里發們都是這樣的配置，他們既是伊斯蘭教的現實教主，也是現實中的國家元首。

然而這一切在13世紀被蒙古人打破，蒙古帝國的第三次西征目標直指阿拉伯帝國，旭烈兀率領的蒙古大軍攻克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巴格達，將屈膝投降的末代哈里發處死，阿拉伯帝國滅亡，此後不僅沒有了統一的阿拉伯帝國，也沒有了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教人士和梟雄們分享著神權和世俗權力，只不過世俗權力受到神權的影響河大。

蒙古大軍終結了阿拉伯帝國也一度摧毀伊斯蘭神權政治

而伊朗自7世紀被阿拉伯帝國征服後，就成為了徹底的伊斯蘭國家，而且在伊斯蘭教分裂後，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什葉派聚集區，因此什葉派的宗教一直對於伊朗人有著深刻的影響。歷代伊朗的王朝都深受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深刻影響。

近代的伊朗巴列維王朝，當然也是什葉派穆斯林，但是為了能夠鞏固更多的權力，巴列維王朝試圖削弱什葉派宗教勢力的影響，追隨美國進行世俗化改革，但是作為穆斯林國家，想要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是非常難，也遭到什葉派宗教勢力的影響，於是1979年伊朗的什葉派精神領袖霍梅尼在伊朗領導發動了伊斯蘭革命，顛覆了伊朗的巴列維王朝。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

所以在伊朗神權與世俗權力的爭奪後，代表著神權的什葉派教士們終於建立了他們夢想中以伊斯蘭經典為國家最高法律的神權政治。

伊朗伊斯蘭革命恢復了伊斯蘭世界的神權政治

而且還要多說一句，其實二戰之前的日本也是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當時的日本天蝗以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孫自己，以神的名義來統治日本，而日本戰敗投降後，日本被美國佔領，美軍駐日本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特意要求日本裕仁天皇發佈《人間宣言》，向日本人宣告他是人，不是神，日本才得以真正建立起政教分離的國家。

關鍵字: 伊朗 民主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