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鮮為人知的熱愛中國的法國婦女，曾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和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過貢獻和犧牲的，她就是何思源先生的夫人、何魯麗的母親何宜文女士。
何宜文原名Nathalie Yvonne Jammes，“何宜文”是她1928年加入中國籍時取的中國名字。她1905年出生於法國波爾多（Bordeove）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雷諾汽車公司工人，母早亡。1924年她在巴黎大學半工半讀求學，結識了一些當時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如許德珩、勞君展、徐悲鴻、周炳霖、陳翰笙、童冠賢、段錫朋等人，獨與何思源交往甚密。何思源也是個窮學生，出身農民家庭。中學畢業後，因學業成績優異，得到山東省教育司（即後來的教育廳）的助學貸金和母校師長資助，升入北京大學。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考取公費留美。他在留學期間極為勤奮刻苦，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假期到農場勞動，又為中外報刊撰稿，因此手中有一些積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貨幣貶值，用美元到歐洲留學比較合算。他就在芝加哥大學畢業獲哲學碩士學位後，於1922年自費轉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經濟學，後又到法國巴黎大學研究經濟，還寫了一本45萬字的《國際經濟政策》著作，出賣部分版權，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同何宜文志趣相投，逐漸成為情侶。1926年何思源回國，在廣州參與籌建中山大學，任該校經濟系教授兼圖書館長。翌年何宜文也來到中國，與何思源在上海結婚，並取得中國國籍，從此她就以中國人自居了。
何思源自1928年至1943年任山東省教育廳長，他們夫婦在濟南住了10年，生下兩男兩女。何夫人很快學會漢語，適應了中國生活方式，操持家務，教養子女，支持何思源的工作和事業。她平時不大參加社會活動，只是在1933年至1935年黃河三次決口，山東水災嚴重，才走出家門，同山東婦女界姐妹們一起，積極參加了救災的活動。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侵入山東，何思源以教育廳長兼任魯北行署主任及遊擊指揮，組織部隊在魯北平原抗日打游擊。因為何宜文是個外國人，四個孩子又太小（最大的8歲），隨軍活動有困難，就把她和孩子安置在距魯北較近的天津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英租界，她急忙遷入意租界，但也未能逃出日軍魔掌，12月31日，日本憲兵勾結意租界工部局把她和四個孩子逮捕，押送魯北惠民作為人質，並以南京汪偽政府部長或山東偽省長的職位為誘餌，欲逼何思源投降。還揚言：如不投降，就要對何部進行包圍掃蕩，並把何夫人母子放在隊伍前面，何思源如開槍抵抗，就先打死自己的家屬。同時，日本憲兵幾次逼何夫人寫信勸降，都被她拒絕。她怒斥日本憲兵：“你們打不了何思源，卻拿婦女小孩出氣，真卑鄙！”日本憲兵小隊長威嚇她也不為所動，充分表現了堅貞不屈的大無畏精神。
由於何思源與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電請蔣介石扣留在河南的70名意大利傳教士和修女，作為反人質；又派人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通過郵局投書各外國使領館、中外報館、各學校、各慈善團體等，揭露日軍違反國際公法、劫持婦孺作人質逼迫投降的罪行，並聲明已扣留幫兇國意大利人為反人質，日軍如敢殺害他的家屬一人，他將殺意大利人10人以為報復。此事傳播中外，日軍大為丟醜。日本侵略軍總司令崗村寧次在內外壓力下，不得不下令山東日軍，限期將何思源家屬送回天津。山東日軍還不甘心失敗，又調集重兵，對何部進行大規模包圍襲擊，企圖活捉何思源，亦未得逞。才於1942年1月底將何夫人和四個孩子送回天津。
路過濟南時，山東日軍司令土橋還想挽回面子，面見何夫人，假惺惺地進行慰問，要求何夫人發表廣播講話，承認她是“自願”在日軍協助下前來山東尋夫的，並要她表示“感謝皇軍照顧”。被何夫人嚴詞拒絕。她說：“我的中國話講得不好，不會廣播。如果一定要我講，我只能實說，不會說瞎話。”日軍的陰謀再一次失敗。
此後，她帶著四個孩子過著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吃盡千辛萬苦，幾經輾轉，最後於1944年初到了大後方，寄居西安。日本投降後，何思源作為國民黨的山東省政府主席，率領地方部隊收復了濟南，她才重返濟南，閤家團聚。1946年11月，何思源調任北平市長，全家又遷來北平。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政權貪汙腐化，大發“劫收”財，又發動全面內戰，實行特務統治，鬧得經濟破產，民不聊生，人民紛紛反抗。這一切使她和何思源同樣感到失望、困惑和苦悶。由於何思源對蔣介石失去信心，抵制了鎮壓進步學生的反動政策，同蔣的嫡系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和軍統特務發生矛盾，又違反蔣介石的指示，大力幫助李宗仁競選副總統，1948年6月被免職。這使他們更加看清蔣家的天下必將崩潰，已無可救藥，決心轉向人民。當戰火逼近平津的時候，她曾被通知隨同在華北的外國婦孺撤退，北平圍城時，又有朋友派專機協助搬遷，她都謝絕了，決心留在北平與何思源共命運。在她的支持下，何思源以他的地位和聲望，在社會上公開倡導和平運動，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擁護，也為傅作義將軍的起義作了社會輿論準備。
但是，何思源的和平活動卻遭到反動派的嫉恨，蔣介石親自下令軍統特務暗殺何思源。1949年1月17日這一天，本是何思源與各界代表出城同解放軍接洽和談的日子，就在是日凌晨3時許，何的錫拉衚衕寓所屋頂上，特務安放的兩枚定時炸彈爆炸了，他們的小女兒何魯美被當場炸死，全家人負傷，以何夫人和長公子何理路傷勢最重，顱內均留有彈片，她再一次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犧牲！
在舊社會，她雖然是“大官”的夫人，卻沒有一點官太太的架子，待人誠懇和藹，平易近人，而且慷慨大方，喜歡幫助人。送給人家的東西定要挑選好的，寧可把次的留給自己用。有人背後叫她“洋鬼子”，她聽見了並不惱火，而是風趣地說：“誰再叫我洋鬼子，我就罰他錢，你們都來叫吧，錢多了用來辦學校”。
何夫人對子女非常慈愛，但又管教甚嚴，養成良好家風。他們的子女都很樸實、謙虛、有禮貌，品德高尚，沒有絲毫紈袴子弟的習氣。她特別重視子女的教育，除學校教育外，還聘請外籍家庭教師教授外語，所以他們的子女都精通英、法兩門外語，有的通曉英、法、德、俄四門外語。連第三代在內，都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她對教師非常尊重，真正做到了“久而敬之”。何思源先生曾自豪地說：“別看我很窮，我家卻為國家儲備了人才能源”。
解放後，她真心歡迎新社會，擁護共產黨，力求進步。她參加了民革組織，參加全國政協婦女組的學習活動，主動參加一些義務勞動。經許德珩、勞君展兩同志介紹，為鐵路系統一個訓練班教了3年法語和西班牙語，每天擠電車去北太平莊訓練班授課，直到身體支持不住，途中暈倒，才被勸說停止。她以有機會為人民服務為榮。她還以自身體驗向外國朋友宣傳新中國的政策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很大沖擊，家中被查抄一空，打砸搶分子還對她百般威脅恫嚇，逼她交出“金銀財寶”，比她當年見到的日本憲兵似乎還要兇幾分，這使她很不理解。最使她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命根子”國籍證被抄走了。她那時因受刺激過甚，神經有些失常，竟懷疑是不是國家不承認她加入中國籍，不許她做中國人了？惶惶不可終日。這時，孫女在學校裡也受到歧視，班主任說她家裡藏著外國人，是“裡通外國”的家庭，叫同學們不要同她接近。孫女回家大哭，埋怨奶奶連累了自己，這更使她傷心。此事通過當時駐民革中央的軍代表反映到周總理那裡，周總理立即命國務院另行頒發了新的國籍證。周總理的關懷使他們全家感到無限的欣慰。
大約在1970年左右，筆者從被遣送監督勞動的山東農村來北京探親，趁便去看望多年不見的老領導何思源先生，在那“史無前例”的人人要“劃清界限”的年代，人際關係被扭曲。看得出，何先生對於接待“反”字號的舊朋友不無顧慮，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有點後悔，不該來給人增加思想負擔。然而何夫人卻非常熱情，問長問短，極為關懷。她說：“我們也被抄了家，但無論如何總要比你強一些，你有什麼困難只管說，能幫忙的我們一定幫忙。”我連忙辭謝了她的好意，但她的情誼至今難忘。我見她給我端茶時，兩手顫抖，茶水都要濺出來了，我問：“你這是怎麼了？”她說：“文化大革命嚇的”。
她的頭部曾被炸傷，體質較差，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大大損害了她的健康，後來患腦血栓症，臥病一年多，於1978年去世，據何思源先生談，何夫人在國外還有一些社會關係，但是她從抗日戰爭到北平解放，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她也從來沒有想到要離開中國。因為她說，她已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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