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學者貢德·弗蘭克在他的《白銀資本》當中提出一個讓世界震驚的觀點，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他指出，世界經濟體系一直都存在，並且存在了5000多年，而且從來都沒有隔斷過。從1400年到1800年這400多年時間裡，世界的中心並不是歐洲，而是亞洲，更具體點是在中國。
也就是說中國一直是世界貿易中心，只是近200年才轉移到歐洲，因此現在貿易中心再次回到中國，並不是令人稱奇的事情。這本書在1999年獲得“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頭獎”，現在無論是中國經濟學史專業學生，還是經濟思想史專業的學生，都要閱讀這本書，可見其在中國的影響力。
貢德·弗蘭克
歷史上的中國為何成為世界貿易中心
本書開篇講哥倫布為什麼要開通新航道？而且是不惜付出生命代價，要知道在哥倫布之前已經有很多失敗的先烈了。第一、說明當時東西方已經有了大宗貿易，而且形成了貿易網絡；第二，這個貿易網絡利潤非常高，高到讓人鋌而走險，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
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兩座城市是威尼斯與熱那亞，當時通往東方的貿易路線主要有三條，北邊路過黑海的路線被熱那亞人控制著，南邊路過紅海的路線被威尼斯人控制著；而中間路過巴格達的貿易路線，則因為蒙古帝國的衰落，已經衰敗了。於是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為了爭奪商貿路線的控制權，進入白熱化鬥爭，而哥倫布就是熱那亞人。
其實相當長時間裡，歐洲都在為貿易路線進行瘋狂地爭奪，比如1615年至1618年奧斯曼與薩菲之戰，這個衝突從1578年一直持續到1639年，他們都是在爭奪絲綢貿易以及商路的控制權。奧斯曼與印度的古吉拉特、蘇門答臘的亞奇特結成同盟，共同對付葡萄牙人。同一時間，不同國家幾乎在不同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想控制這一區域的商路，以便在該地區佔領最大的市場份額。
長期以來，人們對奧斯曼帝國的印象都是封閉、保守的。但是他們是連接東西方的重要貿易樞紐，奧斯曼帝國和蒙古帝國一樣，也是以商業立國的。他們之所以瘋狂進行領土擴張，一方面是帝國的屬性，以搶掠為生，另一方面是就是為了經濟利益。因為奧斯曼人必須和西邊的歐洲人，以及東邊同樣強大的波斯人，爭奪商路的控制權。
同時期印度莫臥兒王朝，一邊在積極加入商路的爭奪，另一邊推動著印度的城市化以及商業化。印度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紡織業集聚地，印度生產的棉布成為全球貿易的搶手貨，遠銷西亞和歐洲。後來英國發展紡織業，最早也是學習印度的技術。
明朝後期，中國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大量出口歐洲和亞洲等地，江南一帶形成了絲織品中心，這些絲織品通過菲律賓，由西班牙人轉口到墨西哥，部分運送到秘魯，或者將絲織品運送到日本，獲利可達十餘倍。萬曆年間，每年運往日本的生絲能保持三千擔，價值一百萬兩白銀。蘇州當時擁有織機商戶非常多，甚至有些商戶能夠擁有上百臺織機，這些商戶僱傭大量的絲織工人，形成了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
當時景德鎮的瓷器也是遠銷海外的熱銷產品，明代中後期大量精美的瓷器，通過葡萄牙人，運送到里斯本，里斯本被稱為中國瓷都。明朝後期景德鎮聚集上萬從業人員，這些民窯內出現了細密的技術分工。
中國和印度擁有著無與倫比的生產力，在這一亞洲貿易體系當中，佔領著極大的市場份額，保持了長期的貿易順差。而同時美洲、日本、非洲以及歐洲都處在巨大貿易逆差當中，他們只能通過白銀來彌補貿易赤字，非洲出口黃金和奴隸，美洲、日本出口白銀，而歐洲卻沒有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
絲綢之路的衰落，並不代表中亞地區商業衰落了，以前很多跨大陸的商業貿易，更多被中國的朝貢貿易所取代。支撐明朝和清朝政治霸權的，不是軍事也不是政治，而是貿易。當時的東南亞比如緬甸、越南、以及泰國等，都是通過朝貢體系，與中國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為了更好地開展業務，很多普通商人經常冒充朝貢使團，與中國進行貿易。
白銀帝國
由於中國的貨幣體系是銀本位，所以朝貢貿易體系也採用了白銀進行結算。而且中國對這個貿易體系有較強的掌控力，可能我們看到葡萄牙人佔領澳門，荷蘭人佔領了臺灣，這些歐洲人只是想辦法融入這個貿易體系當中，遠沒有達到殖民地時期的“佔領”。整個朝貢貿易體系，依然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手中。
這時候海上軍事力量主要掌握在鄭芝龍，鄭氏家族手裡，即使到了清朝，掌握在施琅家族手裡，他們成為這片海域的霸主。巔峰時期，鄭芝龍擁有的艦船超過三千多艘，擁有20多萬人的軍隊，這些軍隊當中包括日本人、朝鮮人以及非洲人等。相比較於鼎盛時期的無敵艦隊，也不過100多艘艦船，共計船員不超過2萬人。
因此任何人想要到東亞海面上做生意，都要向鄭氏家族交保護費。一艘大船需要繳納3000兩白銀保護費，交過費用之後，可以從鄭家獲得一面令旗，在這片海域自由貿易。
從15世紀到18世紀，當時世界貿易的主要產品是香料、茶葉、瓷器、棉布以及絲綢，這些商品絕大部分都是產自亞洲，可是貿易是雙向的，那麼歐洲能提供什麼呢？他們只有白銀，進入16世紀，歐洲人在美洲發現了大量白銀，而且近85%的白銀都流入了中國。1607年，也就是萬曆三十五年，據墨西哥官方統計，每年向中國出口的白銀達到百萬兩以上。據梁方仲先生《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入》統計，從1573年到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對中國白銀的輸入至少在一億兩白銀以上。
中國在這一時期，一直是全球的製造業中心，全世界都需要買進中國商品，而歐洲卻沒有對等的高價值產品能夠賣到中國，也就是說他們辛辛苦苦開採的白銀，幾乎全部流入中國。
按照經濟學常識來講，這麼多白銀的湧入，肯定會導致通貨膨脹。可是從1600年到1750年，中國人口增長率達到74%，這一時期人口的大量增長，物價卻沒有上漲，這說明生產總量增加了。從15世紀到18世紀，在人均收入方面，歐洲生活水平是遠低於中國的，亞洲在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也從未受到挑戰。
李約瑟之謎
書中還給我們解答了李約瑟之謎，這是英國學者李約瑟在20世紀提出來的，近代之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領先於世界，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中國反倒落後了，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而發生在歐洲呢？多少年，很多經濟學家都在試圖尋找答案。
弗蘭克給出的解釋是，中國勞動力資源過於豐富，導致沒有迫切的動力，去發展科技節約人力。歐洲在大航海之後，不斷向美洲、澳洲移民，這種情況造成了西歐高工資，高成本的問題。歐洲雖然在亞洲、美洲賺得盆滿缽滿，但是回到國內，不得不面對高工資、高成本的現狀。
同時歐洲和中國一樣陷入了1585-1634年的“小冰期”，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大量人口死亡。這場自然災害和疫情導致40%歐洲人死亡，同時也讓明朝陷入農民起義的動盪當中。
另外清朝末年，大量白銀的外流，也加速了中國的衰落。鴉片戰爭之後，清朝面臨鉅額的賠償，同時為了實業救國，買進了大量的軍備以及設備等，都加劇了貿易的逆差。從1840年到1906年，中國一共賠付13億2千多萬兩白銀，相當於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倍。這60年，如天文數字的賠款，足以抵消了明清時期流入白銀的總和。對於歐美來說，不啻於在中國重新發掘了波託西和薩卡特卡斯銀礦，而且是以非貿易的手段在短時間裡輕而易舉獲得的。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出口商品也迅速失去了技術上的壟斷地位，如日本早已掌握中國絲綢技術，德國人燒製出新的瓷器也迅速投入工業生產；美洲大陸奴隸主成為新的棉業種植加工者，以質優價廉的產品，與中國傳統棉業在亞洲乃至中國本土形成直接競爭，更不用說鐵器等工業產品了。
特別是英國人用巧取豪奪的方式移栽了中國獨有的人工培植物種-茶樹，在印度大陸建立起紅茶生產基地以後，中國數千年貿易傳統的“拳頭產品”已毫無優勢可言，今天中國重新被稱為“世界工廠”，但主要因為廉價勞動力而非基於新的自有獨創技術形成的“拳頭”。這也部分說明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起步，尤其在資本積累方面依舊如此艱辛曲折的原因。
15世紀到18世紀，全球已經有了一個成熟的龐大貿易網絡。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生產了主要的貿易產品，吸收了全球一半的白銀，成為世界上當之無愧的貿易和經濟中心。可是隨後由於工業革命的到來，中國逐漸失去了優勢，並且在19世紀末被歐洲所趕超。
同時我們也看到，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它的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總是隨著經濟週期而不斷變動的。當中心地帶遭遇經濟的下行週期時，邊緣地區就可以抓住機會取代中心地區，這是世界經濟的一種自然更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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