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现代国家民族构建的强力逻辑，乌兹别克斯坦在借鉴西方国家和苏联行政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僚体制：通过制度创设和互融，对非正式制度进行规训，形成了中亚典型的发展模式，即
现代中心化国家。与塔吉克斯坦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深受地方主义的困扰。直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人会依据不同的方言、习惯和传统塑造认同以区别他者。祖父的出生地往往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地区认同的源头，“你来自哪个地区”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
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内部大体分为三大部分：原属浩罕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地区（塔什干、纳曼干、安集延与费尔干纳）；原属布哈拉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布哈拉、撒马尔罕、卡什卡达利亚州、苏尔汉河州、吉扎克州以及纳沃伊州的一部分）以及原属希瓦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花剌子模州和卡拉克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
地方情感渗透到社会行为中，影响着乌兹别克斯坦的群体政治。这其中又以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以及费尔干纳州最具代表性。在卡里莫夫当政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由于缺乏整体性的法治建设方案，导致精英通过非正式地区权力网络掠夺国家财富，形成强有力的庇护集团。卡里莫夫小心谨慎，为求政权稳定而与各方势力合作达成政治平衡。为避免各派势力发生政治冲突，卡里莫夫拒绝采取任何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也避免引入竞争性选举，同时打击反对派，极力维护政治稳定。这使得乌兹别克斯坦逐渐成为中亚唯一不靠“民主选举”赢得合法性和国际支持的国家。
除此之外，乌兹别克斯坦还发展出一套依托社会组织吸纳精英、推动制度建设的新模式。这些组织不仅能够严格履行国家职能——对社会进行严格的安全控制，阻碍社会抗争的出现；而在另一方面，这些组织还承担着社会再分配的职能。
乌兹别克斯坦极力将非正式权力网络吸纳为国家力量，保持地方政府长期的高雇佣率，维持高额的健康与教育开支，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逐渐给予地方组织，特别是给予“马哈拉”更多的行政权力。
“马哈拉”出自古阿拉伯语，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层自治组织。1995年宪法第105条规定马哈拉为地方自治机关，地方主席（会长）及其副手由选举产生，通过制度吸纳，将马哈拉正式纳入到国家政治机构中。随后，1999年颁布《市民自治组织法》，明确了马哈拉等自治组织的社会地位、组织结构和主要职能，明确马哈拉等组织对政府的监督职能。马哈拉有权决定辖区内贫困家庭和儿童的福利再分配，并在政府支持下调解民事纠纷，预防社会冲突，任命“安全员”充当社会安全阀；同时帮助政府当局执行法律，推动民族和谐。
这些马哈拉巩固了政府在基层的力量。将社会自治组织纳入国家管理范畴之中，是卡里莫夫进行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现代政治动员，推动国家仪式、象征和符号的建构。大量马哈拉组织的存在，维系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政治的稳定，联系着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有机关系，减少了社会抗争与“民主”动荡的可能性。
文章节选自：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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