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15期，原文標題《李白手跡》，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唐 李白草書《上陽臺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
“遠想慨然”
“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在故宮武英殿的張伯駒誕辰120週年紀念展上，唐代大詩人李白這件只有短短25字的《上陽臺帖》，吸引了眾多的關注。
經過歷代接裱，呈現在人們眼前的這幅作品，已變成一幅長卷。卷首乾隆書四個大字“青蓮翰墨”，前隔水上有宋徽宗瘦金書題“唐李太白上陽臺”，帖後紙拖尾還有一段瘦金書跋。從南宋藏家趙孟堅、賈似道的收藏印章，到元人張晏、杜本、歐陽軒的題跋，及后王餘慶、危素、騶魯的題跋，依次記錄著其流傳經過。
睹卷思人，很難不讓人從卷中的筆意縱橫，聯想到李白狂放不羈的性情與詩風。那種嚮往之情，早在北宋詩人、書法家黃庭堅那裡便表露無遺。一次，黃庭堅在朋友家看到李白所寫的一卷詩稿，忍不住寫下題跋：“及觀其稿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張伯駒在吉林博物館工作期間的購畫底票
李白以詩人名世，流傳下來的書法真跡極少。宋徽宗的跋中寫道：“太白嘗作行書‘乘興踏月，西入酒家，可覺人物兩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畫飄逸，豪氣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詩鳴也。”這裡提到的《乘興帖》，還有這段話，都被記錄在《宣和書譜》中。此外，《宣和書譜》記錄，徽宗時代可以看到的李白書法作品還有行書《太華峰》，草書《歲時文》《詠酒詩》《醉中帖》。只是幾經離亂，這些作品早已不見傳世。
啟功考證李白書法存跡，從宋人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中記錄的《天門山銘》《象耳山留題》，到明人陳鑑的《碑藪》中記錄的《遊泰山六詩》，再到清人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三記錄的《題安期生詩》和《隱靜寺詩》，發現無論石刻還是拓本，俱已不存。而在後人臨摹的法帖中歸納出的六段，只有“天若不愛酒”詩、“處世若大夢”詩、“鏡湖流水春始波”詩三段可能出自李白手跡的法帖，可供後人從書法想象詩人的風采。
上世紀80年代，文博大家史樹青考證河北薊縣獨樂寺閣樓上“觀音之閣”四字題額為李白所寫，並認為其書體凝重大方，可與《上陽臺帖》墨跡互參。
無論如何，李白的存世墨跡可謂罕之又罕。正因如此，啟功才在1981年發表的《李白〈上陽臺帖〉墨跡》一文中感慨萬千：“所以在這《上陽臺帖》真跡從《石渠寶笈》流出以前，要見李白字跡的真面目，是絕對不可得的。現在我們居然親見到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還是詩人親筆的真跡，怎能不使人為之雀躍呢！”
根據《上陽臺帖》的印章題跋，可以看到這幅作品從南宋趙孟堅、賈似道，到元代張晏等人，再而明人項元汴，清人梁清標、安岐等歷代藏家的收藏序列。安岐之後，《上陽臺帖》入藏乾隆內府，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直至清末流散出宮。儘管傳承有序，但在清代以來便存在著對這件作品真偽的討論，這點從乾隆在帖後拖尾的題跋便能看出：“太白此帖語文集所不載，宋徽宗跋乘興踏月云云，別是一帖，見於《宣和書譜》，蓋泛論白書，非專指是帖也。觀其筆氣豪逸，非他人所能贗託，張晏以下諸跋，亦皆可據其為青蓮遺墨不妄耳。”其爭議的焦點，除了乾隆已經解釋過的徽宗跋語只說到《乘興帖》沒說《上陽臺帖》以外，便是這幅作品並不見於《宣和書譜》，徽宗的璽印又不可見。啟功對此的解釋是，儘管宣和舊藏法書的一般格式為：帖前有宋徽宗題簽，簽下押雙龍圓璽；帖的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分鈐“政和”“宣和”小璽；後隔水與拖尾接縫處鈐以“政和”小璽，尾紙上鈐以“內府圖書之印”九疊文大印。但例外並不少見，原因亦有很多。
在啟功看來，這件作品不但是真跡，而且是一件能從其書法想見其人的“肉跡”。理由至少有四條：宋徽宗的鑑定意見極為重要，因其距離李白生活的年代僅有300多年，如同今人鑑定晚明書法，並不困難；南宋鑑定家趙孟堅等人的鑑定意見也有重要參考價值；李白的《上陽臺帖》與張旭的《肚痛帖》、顏真卿的《劉中使帖》筆跡接近，時代風格明顯；經反覆鑑定，“太白”二字為用毛筆寫出來的，與全文書寫方式一致，並無任何鉤摹痕跡，不是後添款。
但鑑定大家徐邦達在《古書畫偽訛考證》一書中表達了不同看法。他認為：“此帖書法用筆粗率，收筆處往往一放開鋒，毫無含蓄。此又與晉、唐用硬勁筆的開叉不同，大致是宋人散卓無心之筆所書，不但不能是李白，恐連時代都不夠五代以前。”
只是，儘管認為《上陽臺帖》是宋人偽作，徐邦達卻未否認卷中瘦金體標題和後跋為宋徽宗親筆。
對此，學者榮宏君更願相信啟功的鑑定意見，在他看來，“如果是北宋造的假，宋徽宗作為藝術大家，面對一件當代人寫的東西，還能鑑定為真跡嗎？”
學者榮宏君，曾在《百家講壇》講述張伯駒的重要藏品
盛唐書風
儘管存在著對《上陽臺帖》真偽的不同看法，但多數人更願相信這是詩仙李白的唯一存世墨跡。
受老師史樹青影響，喜愛書畫創作鑑賞的榮宏君，很早便開始關注包括《上陽臺帖》在內的張伯駒舊藏。他很認同啟功的“肉跡”說，啟功將這件作品與張旭《肚痛帖》、顏真卿《劉中使帖》並舉，也令人懷想盛唐時代書風：“唐人尚肥，行筆寬厚，結體寬大。一個人的性格與書法很有關係，你看顏真卿的書法，如‘中軍坐帳’，非常威武。啟功先生說這幅書法是‘肉跡’，這是一個日本說法，見其字如見其人，盛唐氣象在他的一筆一畫中凸顯出來。”榮宏君說。
李白成長的年代，經歷了唐王朝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由盛轉衰的過程。開元十三年（725），24歲的李白決定出蜀遠遊，一展抱負。自從5歲跟隨父親遷居到蜀中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縣），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不但在父親指導下苦讀詩書，而且跟隨著名隱士東巖子趙蕤修煉道術與縱橫術。之後，李白還在四川結識了另外一位對他影響重大的道士元丹丘。離開蜀地後，李白正是跟隨元丹丘雲遊天下，以尋找機遇施展抱負。在元丹丘的引薦下，李白後來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得以結識道士司馬承禎。司馬承禎不但道術精深，被奉為唐朝國師，而且能書善畫。唐人張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記：“開元中自天台徵至，天子師之。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陽臺觀居之，嘗畫於屋壁。”這座位於河南濟源王屋山的奉詔敕造的陽臺觀，正是李白後來寫下《上陽臺帖》的地方。
司馬承禎對年輕的李白極為欣賞，稱讚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級之表”，並將他列為自己的“仙宗十友”之一。在他的引薦下，李白又認識了跟著司馬承禎學道的玉真公主，也就是玄宗皇帝的親妹妹。16年後，正是在玉真公主的引薦下，李白在長安被唐玄宗召見，並被授任翰林待詔一職。
榮宏君收藏的民國期間法帖拓本
李白對道教的親近，除與時風和性情有關，很大程度上，也出於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人生設計。考以史籍，李白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祖上在隋末被流放到西域碎葉一帶，到他5歲才隨父親遷居四川。按照唐朝的取士選官規定，“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大唐六典·戶部》），刑家之子也不得參加考試（《新唐書·選舉志下》），由於李白的家族都與這些事沾邊，他沒有參加科考資格，只能走被名士權貴引薦的道路。
在榮宏君看來，李白情商很高，成功設計自己的人生，以道入仕，無疑是一條終南捷徑。只是，翰林待詔的職務本是陪皇帝遊戲筆墨的閒差，顯然不能實現他濟世報國的初衷。天寶三年（744），受奸臣誣告，李白被唐玄宗“賜金還山”。離開長安之後，李白和詩友杜甫、高適相約漫遊河南山東等地。榮宏君推測，《上陽臺帖》正是寫於這次漫遊途中。三人一起遊歷到王屋山，尋訪陽臺觀的道長司馬承禎。可到那兒才發現，司馬道長已經仙逝。無緣得見老友，目睹他留下的巨幅壁畫，李白感從中來，揮筆寫下《上陽臺帖》。在這首四言詩中，前兩句“山高水長，氣象千萬”，描繪的正是壁畫中王屋山的景色；後兩句“非有老筆，情狀可窮”，則是讚美司馬承禎高深的畫工。
經歷初唐四家的發展，盛唐書風從方整勁健趨於雄渾肥厚，在張旭、顏真卿的引領下，已漸擺脫二王束縛，開拓出狂草與楷書的新境界。據明人解縉《春雨雜述·書學傳授》記載：“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李白草書深得張旭真傳，縱放自如，意態萬千，與其他人相比，精通劍術的李白，自然與從公孫大娘舞劍悟到草書深邃的張旭，更為投契。同時收藏有懷素《食魚帖》和顏真卿《祭侄文稿》的元代大藏家張晏，對李白的《上陽臺帖》格外偏愛，他在題跋中寫道：“謫仙書傳世絕少，嘗雲：歐、虞、褚、陸真書奴耳。自以流出於胸中，非若他人積習可到。觀其飄飄然有凌雲之態，高出塵寰，得物外之妙。嚐遍觀晉唐法帖，而忽展此書，不覺令人清爽。”
餘叔巖使用過的鼓和張伯駒用過的鎮紙，榮宏君收藏
散聚因緣
至清代，收藏家安岐去世之後，他所藏的《上陽臺帖》被收入乾隆內府，此後便一直保存在宮中。
1911年，清朝覆滅，遜帝溥儀不斷將歷代珍品書畫偷盜出宮。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入住天津張園後，為了維持驕奢的生活，不得不變賣手中書畫。《上陽臺帖》正是在這一時期被溥儀出手，散落民間，最終被郭葆昌收藏。
郭葆昌的來頭並不簡單。早年他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當學徒，精於清代官窯瓷器鑑定。後來他當了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差官，由於為人機警幹練，深受袁世凱的信任，逐漸升至總統府庶務司長。袁世凱稱帝時，任命他為陶務總監督，負責燒造一套多達三四萬件的“洪憲御瓷”。袁世凱皇帝夢破之後，這套瓷器多數成為郭葆昌私人藏品，他也因此發了一筆橫財。
1937年春天，39歲的張伯駒在郭葆昌家中首次見到《上陽臺帖》，同時看到的還有名列乾隆“三希堂”中的兩件晉代法書——《中秋帖》和《伯遠帖》。張伯駒在《春遊瑣談》一書中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形：“郭（葆昌）有伊秉綬《三聖草堂額》，頗為自豪。但其旨在圖利，非為收藏。當時餘恐兩帖或流落海外，不復有延津劍合之望。”張伯駒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半年前，為了籌備大哥的喪禮，恭親王奕訢之孫溥心畲便將家中所藏的唐韓幹名畫《照夜白圖》出售給了上海古董商葉叔重，並最終轉售英人，致使國寶散落海外。張伯駒對未能阻止此事一直耿耿於懷，眼見郭葆昌並非藏寶之人，他很快便請惠古齋老闆柳春農當中間人，前往協商購買事宜。
商談非常順利，雙方議定，張伯駒以20萬元購買《上陽臺帖》《中秋帖》《伯遠帖》，以及唐寅《孟蜀官妓圖》、王時敏《山水》軸、蔣廷錫《瑞蔬圖》在內的6件書畫作品，先付6萬元，餘款則以一年為期付清。沒有想到，到了夏天，“盧溝橋事變”爆發，金融封鎖，到了第二年張伯駒仍然不能還上餘款，無奈之下，只有仍由柳春農作為中間人，退回《中秋》《伯遠》兩帖，以《上陽臺帖》及其餘畫作留抵已付的6萬元。郭葆昌去世之後，張伯駒託人向其後人郭昭俊詢買二王法帖，但對方要價黃金千兩，彼時張伯駒剛以4萬元購得西晉陸機《平復帖》，顯然無力支付如此鉅款。這兩件國寶幾經波折，終在張伯駒的建言下，由故宮博物院以重金從香港購回，則屬後話了。
無論怎樣，幸運的是，《上陽臺帖》最終在1937年被張伯駒收藏。拿到這幅書卷後，張伯駒將字帖與自己曾見的李白摩崖字比較，發現二者筆勢相同，而“以時代論墨色筆法，非宋人所能擬”，認為是李白真跡。
只是，當時張伯駒為何選擇以6萬元獨獨抵扣了這幅《上陽臺帖》，而非二王法帖中的任何一幅？張在文中未有提及。對此，榮宏君推測，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意人郭葆昌絕不會拆售三希堂中兩件法帖，而以6萬元價格，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時抵扣下二王法帖。
1953年，張伯駒通過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將《上陽臺帖》贈送給毛澤東。1956年，毛澤東又將這幅作品撥交故宮，收藏至今。
“張伯駒是非常純粹的人，他是發自內心擁護新時代。”談起當年將《上陽臺帖》贈送毛澤東一事，榮宏君翻出自己收藏的張伯駒在“文革”期間所寫的牛棚雜記。1968年，71歲的張伯駒被髮去學習改造。在那本32開寫滿細小圓珠筆字的筆記本中，他寫道：“抗日時期，從北京到西安居住，國民黨特務對外地去的人很注（意）。聽說有去延安參觀的，我想去而無方法門路，又聽說毛主席看《資治通鑑》，我很高興，因為我腦子裡有一部《資治通鑑》封建的歷史，這就是我很高興的出發點。”出於與自己有相同喜好的同樣原因，“五三年我將所藏唐李白‘上陽臺’真跡呈獻給毛主席，因為李白書法渾厚雄壯，正合乎毛主席的氣概”。
（本文寫作參考榮宏君著《國寶傳奇：張伯駒》一書。感謝張丁、段瑩對採訪的幫助）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