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雕版印刷術，大約發明於隋唐時期，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的發展歷史，比歐洲開始用雕版印製聖像和紙牌要早七百多年。雕版印刷發明後，我國古代印刷書籍通稱刻書，並有書商刻書、官府刻書和私人刻書之分。古代蘇州是我國刻書業最早的發祥地之一，在整個中國雕版印刷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相傳舊時蘇州有“刻書賽積德、藏書勝藏金”之說，稱“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根據《全唐文》馮宿《請禁印時憲書疏》和《冊府元龜·學校部》所載，以及元稹的《白居易詩集序》中“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之句分析，大約在中唐時期，已有書商在蘇州地區刻賣曆書、詩歌、小學字書及陰陽迷信等書。日本人島田翰撰《雕版淵源考》引《顏氏家訓》亦有“江南之書本”之稱，不過至今尚無實物可資證明。唐末五代時吳越王錢俶刻印過《陀羅尼經》等經書，這已為多次出土文物所證實。一九七八年，蘇州市瑞光塔出土木版印製的《大隋陀羅尼經咒》和《梵文經咒》，分別為北宋鹹平四年（公元1001年）和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印製，上距五代末年僅四十餘年，從經文刻印的質量分析，可以推知在唐末五代時期，蘇州的刻書業已有一定的基礎了。
宋代蘇州刻書，有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官私刻書都比唐代為多，並且產生了象鄭定、陸元大等技術精湛的刻書家。宋刻多用歐、柳、顏體字，字畫如寫，質樸挺秀，版式多用左右雙邊白口，黑口的多為南宋末麻沙本，諱字較多。書的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這些書本用薄墨印刷，墨質優良，開卷往往可嗅到一種書香氣。校勘精審，十分悅目，歷來受文人學士注重，併為後來刻本的依據。
一九七八年四月，蘇州市瑞光塔第三層塔心洞內，發現北宋初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的木刻本《妙法蓮華經》一部，卷軸裝，共七卷，存六卷，卷六被毀，磁青紙，呈土黃色，高16．8釐米，每卷十六塊版，板長51．5到55．5釐米不等，每開88行，每行24字，仿宋體，刻工極為規範整齊。第一卷引首部分署明：“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並書題記：“天禧元年九月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轉舍妙法蓮華經一部七捲入瑞光院新建多寶佛塔相輪珠內”等字樣。這是一件罕見的北宋初期的珍貴木刻經卷。
其它較好的著名宋刻，還有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姑蘇郡齋王琪校刻的《杜工部集》，白文無注本為最古，一切註釋分類本，都從此出。
據《書林清話》載，“宋王琪守蘇州，假庫錢數千緡，大修設廳，既成，漕氏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值千錢。工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此又大裨帑費，不但文雅也。”當時司庫、府縣、書院也都有很好的刻書。
宋嘉熙、淳祐間校刻經卷曾盛極一時。蘇州寺院刻書，有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局開雕的磧砂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梵莢本，半葉六行，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前後歷時九十一年，方始告成，可見規模之巨。總觀宋代蘇州的刻書，雖在全國並非中心地點，但由於毗鄰當時的刻書中心杭州，“蘇杭間一葦可通”，刻工可相互支援，所受影響較大，因此促進了蘇州刻書水平的提高，使蘇州的刻書業也有相當的地位。
元統一全國後，取杭州等地的官刻書版，立興文署管理刻書，各路儒學、書院、私宅、家塾，竟相摹刻，相當興盛。元代蘇州刻書是在宋代基礎上發展的。官本多刻經史，私家多刻詩文集。元刻字體多請名手書寫，或摹仿趙孟頫書法，筆畫娟秀，刻藝精良，版式沿宋代成例，一般左右雙邊，黑白口均有，中無諱字。但印紙和墨質較差，不及宋代。
儒學書院刻書有：天曆二年（公元1329年），平江路儒學刻《玉靈聚義》，至正年間（公元1341—1368年），藍山書院刻吳師道重校鮑彪注《戰國策》，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梅谿書院無年號刻《鄭所南先生文集》、《清雋集》、《百二十圖詩》、《錦殘餘笑》等。
私宅家塾刻書有：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範氏歲寒堂刻《范文正公集》、《別集》；元統二年（公元1334年）刻《政府奏議》，姑蘇葉氏戊廿無年號刻《王狀元荊釵記》；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元釋念常募刻《佛祖歷代通鑑》等。
到了明清時期，蘇州是當時江蘇的兩個刻書中心之一（另一刻書中心在南京），在全國頗有盛名。當時有手工業刻書坊若干，刻工數百人，民間書坊四十餘家，大多在閶門內外和吳縣前。因而蘇州“書肄之勝，比於京師”，而京師書賈中，又有不少蘇州人。
明代蘇州的刻書業，據明胡應麟在他所著的《少室山房筆叢》一書裡評論說：“餘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又說：“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還說：“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鹹薈萃焉。”可見當時蘇州的刻書事業在全國所佔的地位。
據現有資料分析，明代蘇州刻書大致有三個特徵。
一、明初刻書與元代接近
明初刻書，較多是黑口雙邊欄版式，字體大都摹仿趙孟頫書法，扁方圓活，也有字體渾厚如顏體的，與元代風格比較接近。原裝封面以藍色佔多數，少數用黃色，通常官刻本用藍絹，內府刻本用黃絹或藍絹。這一時期所刻書籍，以經書和屬於儒家學說的書籍為最多，其次是政府法令和記載典章制度的書籍。這與當時設立科舉制度，以經書出題，以八股取士有關。這一時期，很少復刻宋元本書籍。這種情況，自洪武開始，歷經永樂、宣德、正統至成化，變化不大。直到弘治年間，內容才漸廣泛。成化以前，以木刻本為主。這一時期，蘇州較著名的刻書有正統十一年（公元1446年）蘇州府常熟縣魏祐校刻的《易義主義》，成化二十年（公元工484—1486年）張習刻有《雁門集》、《僑吳集》，高啟《槎軒集》，楊基《眉庵集》，徐蕡《北郭集》，張羽《靜居集》等。當時，印刷的技術也有了相當的發展，江南一帶銅活字印刷風行一時，蘇州人孫鳳也曾用銅活字印過宋代陳思《小字錄》，附陰何詩一帙，“金蘭館”也用銅活字印過范成大的《石湖居士集》和明孫蕡的《西庵集》。“麗澤堂”用活字印宋代劉達可的《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其他用銅活字印刷的《曹子建集》、《岑嘉州集》、《王歧公官詞》等，也都是在蘇州印製的。又有人用銅活宇印了大批唐人詩集，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期，也是這一時期蘇州一帶的出品。
二、德、嘉、歷三朝，刻書最盛
正德、嘉靖、萬曆三朝，刻書最盛，形式也豐富多彩。大致正德、嘉靖兩朝，盛行宋體字，字體都很整齊，行格緊密，結構趨向方整，版式大都是白口、左右雙邊欄，紙張也很講究，成品美觀悅目。這一時期復刻宋元版古籍很多，內容也更為廣泛。官私刻本都很豐富，為明代刻書的黃金時期。當時刻書最多的是長洲（今蘇州）顧元慶的“大石山房”，曾刻《顧氏四十家文房小說》等，自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十一年（公元1517年—1532年），前後經過十六年時間，始刻竣完工，可見工程之艱鉅。顧氏所刻印的書籍，校刻都很精審，很受藏書家的歡迎和珍視。此外，嘉靖四年至六年（公元1525年－－1527年），蘇州府震澤王延哲所刻《史記》，刻工精美，是《史記》復宋本的最佳刻本。據王士禛《池北偶談》載，王延哲刻《史記》有一段逸聞趣話。一天王延哲碰到一個賣書人，手持一本宋刻本《史記》，討價三百金。王延哲對賣書人說。“賣給我，不過錢要到一個月後來取。”事後，王延哲招集善於刻書的能工，按照這本《史記》摹刻。一個月時間就把書刻好了。一個月後，賣書人來要錢，這時王延哲對賣書人說；“錢不給了，還是將原書還你吧。”賣書人不辨真偽，拿了就走。不多時，賣書人又來找王延哲說：“這雖是宋刻本，不過我看紙張較差，不如你拿去那本《史記》，大概你給弄錯了。”王延哲笑著把其中秘密告訴了賣書人，並且取出新刻的《史記》數十本，對賣書人說。“你不是要三百金嗎，現在如數給你，而且為你的那本宋刻本《史記》，幻化出千萬本化身了。”賣書人聽了也喜出望外。據王士禛說，現在流傳的震澤王氏摹刻本《史記》，就是這個時候刻的。逸聞難免誇大，但王本《史記》雕鏤校勘之精，確可達到亂真的程度。
萬曆以後，由於受版畫藝術的影響，又創制了彩色套印。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吳縣錢穀“懸馨室”刻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常熟趙用賢刻《管子》和《韓非子》，刻工之美，不在嘉靖本下。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長洲許自昌“梅花墅”刻《甫裡先生集》，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常熟趙琦美刻《酉陽雜俎》，徐時泰重刻《昌黎先生集》均很精審。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長洲陳仁錫“閱帆堂”刻《陳百楊集》、《石田先生集》等，字體仿趙松雪，寫刻甚精，在萬曆刻本中別具一格。萬曆期間，由於戲曲小說和通俗書刊特別發達，許多書坊大量印行，多數並附有精美的插圖，技巧達到了圓熟的境地，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與喜愛。
三、崇禎年間刻本，字體狹長、校對馬虎
天啟、崇禎年間刻本，和嘉靖年間作風不同，字體比較狹長纖巧，豎粗劃細，多數行格較原來為寬，排列比較疏朗，刻工、校對馬虎，不及以前的整齊美觀了。但也有例外，如崇禎時期首次刊刻的徐光啟《農政全書》，由於字體疏朗，並有斷句，看起來清新悅目。
毛晉“汲古閣”由來
當時常熟毛晉“汲古閣”為私人刻書的巨擘。相傳毛晉“生而篤謹，好書籍，自其垂髫時即好鋟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刻書之初，有人對他父親說：“你辛苦半世才成了個家，如今兒子成人，不從事生產，卻招點木工來弄刀筆。這樣是要家道中落的。”毛晉的母親不以為然，為兒子辯解說：“雖然刻書可能敗損家當，但總比賭博之類好吧！”並且拿出自己的私房錢資助毛晉。後來刻書成功，雕鏤精工，大受歡迎，四方之士，購者雲集。這時，那個原來非議毛晉的人對毛晉也十分佩服與羨慕。毛晉自敘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時說，他曾連做了三個同樣的夢，一條龍蟠在庭柱上，“口吐雙珠，隱隱籀文，微露山字，仰見兩楹，分懸紅牌，上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個金字”，於是悟徹“窮通有命”，決心鐫刻這兩部書。這當然是假託的話。他數十年如一日，“寒暑不易，閉戶自課”，弄得“頭顱如雪，目睛如霧”，甚至賣掉數百畝土地充作刻書經費。這種在艱難困苦中毫不動搖的事業心，是值得稱道的。
毛晉刻書從明天啟起一直到清順治初。歷時四十餘年，成書六百多種，經、史、子、集、叢書幾乎無一不刻。其中流通最廣的是《十三經》和《十七史》。而《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則是最早的匯刻詞集。明人傳奇總集《六十種曲》又是繼《元曲選》後的一部大作品。叢書《津逮秘書》所收內容豐富，全帙較多，包括了《秘冊匯函》的殘本部分在內，其中很多是宋元人的著作，偏重掌故瑣記，在明人所刻叢書中頗有地位和價值。毛晉在崇禎中葉所刻宋范成大《吳郡志》，龔明之《中吳紀聞》，明孫祚《滄螺集》等，字體別具面目，與他書不同，
加上流傳很少，故甚為珍貴。毛晉的“汲古閣”還在常熟迎春門外的七星橋西“設有印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一時遠近聞名。一九五八年後，這個地方改為公社辦公處。“汲古閣”有一座印書用的大石盂，現在保存在常熟縣石梅小學內。除了以上介紹的一些著名刻書人以外，還有：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吳縣趙宦光“小宛堂”刻《說文長箋》及《玉臺新詠》，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吳郡顧凝遠“詩瘦閣”仿宋刻《雞肋集》，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常熟瞿式耜“耕石齋”刻《初學集》，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刻《石田先生詩鈔》，沈啟南無年號刻《晏子春秋》等，也都別具風格，可與嘉靖時期所刻各種書籍相比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時期的坊刻本中，有著名的書坊葉敬池和葉昆池刻的通俗小說《醒世恆言》、《石點頭》、《列國志》，以及其它通俗文學，如山歌、彈詞等，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思想感情和社會生活。有的根據真人真事提煉加工而成，很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但是這些書籍的出版卻引起統治階級的不安。明蘇州守令湯文正曾為此發出告諭，說“書賈唯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苟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宜淫誨詐，備極穢褻，汙人耳目，繡像鏤版，極巧窮工，遊佚無行，深可痛恨”，並規定：“除《十三經》、《廿一史》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可予翻刻”外，其餘“合行嚴禁”，否則“許人據實出首，將書版立行焚燬，其編次者，刊刻者，發賣者，一併重責，枷號通衢，並追原工價勒限另記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云云。清代江蘇巡撫丁日昌更把《西廂記》、《水滸》等書，列為淫詞小說，設專局嚴查禁止。
清代蘇州刻書之風，已大大超過閩、蜀。咸豐之後，天下書版之善，仍推蘇、杭、金陵。這時所刻之書，仍遵明代遺制，多名手寫錄，白口雙邊欄版式。較著名的刻本有黃丕烈“士禮居”刻宋《嚴州本儀禮鄭注》、《論語音義》，汪士鍾“藝芸書舍”影刻宋景德本《儀禮單疏》，汪中影刻宋仁仲本《春秋公羊解詁》，沈氏“古倪園”刻《薛濤詩稿》，沈欽韓《幼學堂詩稿》等。乾隆年間蘇州彭氏刻有《論孟註疏》兩種，巾箱本，行字極細密。長二寸，寬一寸七分，便於攜帶，以備隨時翻閱。總的說來，清代蘇州刻書，不如明代繁榮，伹仍超過江蘇其他地區。
廣泛大量的刻印書籍，對古代文化的發展作用很大，它使許多重要著作“與四方學者共之”。一些珍本、秘本書籍，通過刻印就擴大了流傳範圍。特別是在印刷術還沒有發展到攝影製版的時候，複製前代宋元本著作，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它把一部宋元版化作千千萬萬，既便於文人學者閱讀利用，推動學術研究；又便於保管和防止孤本散佚，如常熟毛晉“汲古閣”匯刻的《六十一種詞》和《六十種曲》，使不少宋明詞曲傳奇，都賴以保存和流傳。蘇州藏書之風很盛，刻工見多識廣，技藝也日臻純熟。所以歷史上蘇州出過一些著名的寫刻能手，如章仕、吳曜、楊鳳、吳時用、黃周賢、黃金賢等人，他們刻的書籍，與宋刻比較，幾乎並無差異，受到書商與文人的歡迎。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近代印刷術輸入中國，上海等地陸續鑄造鉛字，出版書報，古老的刻版印刷術由於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逐步走向衰落。但幾千年來，浩如煙海的刻書，保存了中華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其歷史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據《蘇州史話》，廖志豪、張鵠、葉萬忠、浦伯良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圈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