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中東為什麼發展不起來？”其實，前者真正想了解的是“為何中東多數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步履維艱？”雖然該地區不乏財大氣粗的石油富國、兵強馬壯的軍事強國，但就整體而言，中東給外界的普遍印象更多是貼滿了“戰亂頻繁、民生艱辛、民宗矛盾尖銳、極端主義肆虐”等負面標籤。但上述說法畢竟只是外在表象，那麼，阻擋在中東現代化之路上的究竟有哪些“攔路虎”呢？本文解讀。

軍人干政遺禍無窮

中東現代化問題涵蓋面很廣，也很複雜，但概括起來無非內外2方面因素。先說內部因素，這頭一板子就該拍到許多中東國家的軍隊屁股上。正是由於軍方勢力過大、軍人干政現象嚴重，才讓本該為國家現代化“保駕護航”的武裝力量，變成了禍國殃民的“亂源”。

與沙特、阿聯酋、約旦、摩洛哥等君主國“以王權統領軍權、軍人效忠國王”不同，埃及、敘利亞、土耳其、突尼斯、也門等國名曰“共和”，但其創建者無一例外都出身軍旅，且多數人靠兵變奪權上臺，並依仗武力維繫統治。

以埃及為例，過去近60年，該國領導人從納賽爾、薩達特到穆巴拉克、塞西，全都是軍人出身。其中，納賽爾和薩達特是一起成立“自由軍官組織”推翻法魯克王朝的戰友，穆巴拉克則是埃軍王牌飛行員，第4次中東戰爭期間曾任埃及空軍司令。塞西也是埃軍知名反坦克戰專家，後來在當防長時發動兵變推翻了穆爾西政權。

這種特殊國情，再加上當年埃軍抗擊英法侵略者、“贖罪日戰爭”前期重創以色列等“歷史功績”，使得軍方居功自傲，逐漸蛻變為埃及實力最雄厚的特權階層，“軍人干政”也因此在該國享有很大合法性——這一點從穆巴拉克、穆爾西下臺時，埃及民眾對軍方的盲從與擁護即可看出。

然而，埃及軍隊果真是該國的“救世主”嗎？有資料顯示，軍方控制了埃及經濟總量的40%，下屬產業涵蓋房地產、旅遊、家電、汽車、食品等多個領域。不少埃軍高級將領退役後，還會通過“旋轉門”進入中央政府、各省、各國企和軍辦公室任要職。難怪有觀點認為，與其說埃及擁有一支軍隊，不如講是埃軍擁有一個國家。

軍方的頻繁插手和過度干預，使得埃及現代化轉型之路頗為曲折坎坷，軍隊也日漸成為埃及經濟與社會健康發展的“絆腳石”。一面是軍方（特別是高層）不斷攫取特權利益，另一面卻是多達45%的埃及人掙扎在貧困線上。

而且，近年來為緩解財政困境，埃及軍方不惜出賣主權（向沙特割讓2座島嶼以換取數百億美元金援）、犧牲國家尊嚴（在地區政策上附和、追從海灣石油富國），其很大一部分軍費也要靠沙特、阿聯酋等“金主”提供（比如沙特掏錢為埃及採購法制兩棲攻擊艦），此舉（傭兵化、買辦化、半殖民化）對其威信和戰鬥力的損害不言而喻。

處理不好軍政關係，軍方蛻變為特權階層，往往會讓所在國的經濟社會改革停滯，並積累下更大、更多的矛盾，直至局面糜爛不可收拾。而且，軍隊本身在動盪時期也可能成為一大“亂源”。埃及穆巴拉克政權、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突尼斯本·阿里政權、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也門薩利赫政權的垮臺，除了外部因素（比如美英2003年入侵伊拉克）發揮作用，與其麾下軍隊（特別是高級將領）集體“叛變”也有直接關係。

比較特殊的例子是敘利亞，由於和阿薩德家族結成了比較牢固的利益共同體，阿拉維派“扛大樑”敘軍總體上效忠巴沙爾政權，並因2015年俄羅斯伸出援手而逐漸扭轉敗局。但是假如沒有強大外援幫忙，敘軍能否始終支持阿薩德家族，恐怕還要打個問號。相比之下，高層對軍隊控制力比較強的土耳其、伊朗，國內情況就要穩定得多。

依賴油氣風險難消

第2個內部因素則是“經濟發展模式單一，過分依賴能源出口”。以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沙特為例，其擁有全球第2大探明石油儲量（2600億桶）和第5大探明天然氣儲量，油氣總價值超過34萬億美元，號稱“能源超級大國”。

雖然過去20年裡，沙特不斷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但截至2018年，該國87%的預算收入、90%的出口額和GDP的42%仍來自石油出口，畢竟這樣來錢最快。值得注意的是，沙特人均收入近40年來一直在下降，截至2017年已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8萬美元跌至5200美元。

外界所說的該國“2018年人均收入超過2.5萬美元”，實際上指的是人均GDP。按照美國《紐約時報》的說法，沙特的人均收入比卡塔爾、巴林、科威特等海灣小國都要低不少。

而之所以出現這種GDP增長、國民收入下降的“倒掛”現象，除了人口增長太快（過去60年沙特人口增長近5倍）、國民經濟轉型緩慢、王室奢靡揮霍無度等原因外，最主要還在於沙特經濟與石油利益捆綁太緊，國際油價波動讓其“很受傷”。

由於長期忽視世俗教育（特別是培養科研和技術人員）、嚴重的性別歧視（成年女性大多不工作）、私營經濟弱小（最賺錢的油氣行業都被王室所屬的“國企”控制），導致沙特一方面缺少技能嫻熟的合格勞動力，另一方面又無力解決數以百萬計的本國年輕人就業難題（官方稱失業率超過12%，實際肯定遠超這個數字，或高達40%至50%）。

在沙特這樣一個公認的石油富國中，貧困人口占比竟然高達12.7%（英國《衛報》認為沙特貧困率為25%）。有資料顯示，50%至70%的沙特人沒有自己的住房，30歲以下的沙特年輕人失業率高達67%，一家老小10餘口就靠男主人每月500美元的微薄薪水艱難度日，在沙特不算新鮮事。

2011年中東大變局開始後，為穩定人心、鞏固統治，阿卜杜拉國王及其後繼者薩勒曼國王，先後拿出1600多億美元賞賜全國臣民（比如給公務員增發2個月薪水），以維持後者的“效忠”與馴服。

對此，《紐約時報》指出，儘管享有免費的教育和醫療，但沙特中產階級仍有許多人難以維持生計。一旦遭遇油價大跌，沙特王室“靠花錢換取臣民效忠”的統治方式就會難以為繼，社會也會隨之動盪不安。可見，沙特靠著石油美元堆砌的一時繁榮，既不能切實解決本國民生問題，也無法真正推動本國現代化。

統治集團驕奢淫逸

第3個內部因素是“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腐化墮落”。仍以沙特為例，該國奉行的是的絕對君主制，以王權為核心，龐大的王室家族為網絡，每個沙特人都或多或少地從王室那裡得到恩惠與賞賜。但與廣大民眾日益貧困化形成鮮明對比，沙特王室家族已經繁衍成了一個有1.5萬人的龐大特權集團，且福利待遇“有增無減”。

據《紐約時報》披露，沙特每年要拿出公共開支預算的5%、財政收入的10%用於供養王室成員，金額高達100多億美元，這還不包括皇親國戚們所獲的豐厚分紅和股息（來自石油“國企”）。此外，沙特官方每年要支付給國內部落首領、名門望族（非王室成員）近30億美元津貼。

另據美國外交官披露，沙特每天固定有100萬桶原油（佔到沙特日產量10%）的收入（市場價超過5000萬美元）充作薩勒曼國王和幾名親信王子的“預算外花銷”，光這筆錢每年就超過180億美元，難怪西方媒體將該國戲稱為“沙特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由此粗略估算，沙特每年花在王室、皇親國戚、世家大族身上的錢，至少有310億美元。也就是說，佔比不到總人口1%的沙特統治集團與上層精英，竟然切掉了該國三分之一的“財政蛋糕”。不斷膨脹的食利階層，讓財大氣粗的沙特也日益感到力不能支。

2005年阿卜杜拉國王在世的時候，沙特高層就開始千方百計削減王室成員花銷，比如減少免費航班次數、僕役隨主人出國旅行的費用需要後者“自掏腰包”、取消由政府長年出錢包下的豪華酒店套房、打擊王室成員倒賣工作簽證的牟利行為。

2017年，沙特王儲小薩勒曼又掀起“反腐”浪潮，迫使王室宗親“捐贈”1000億美元，外帶每天200萬桶原油的收益。目前，薩勒曼國王和兒子們已經掌控了沙特的經濟命脈與財政大權，隨時可調動的資金多達上千億美元。

但是，短暫的“殺富濟貧風”刮過後，沙特權貴們很快故態復萌，重啟了“買買買”的節奏——定製價值數十萬美元的意大利鑲鑽鱷魚皮包、購買長達150多米的巨型豪華遊艇、投資法國高檔地產。

對於沙特王權的未來，就連美國官方都不看好。當過2年駐沙特大使的美國中東政策委員會（MEPC）主席福特·弗雷克（Ford M. Fraker），就曾做過一個意涵深刻的比喻：“一起游泳或一起沉沒，在這個家族（指沙特王室）的DNA中已根深蒂固”。

類似沙特這樣的“家天下”“家族統治”在中東地區屢見不鮮，但需要指出的是，威權體制與推進現代化並不矛盾，東亞的韓國、新加坡都是如此，關鍵在於領導人必須以身作則、高瞻遠矚，發揮“人治”的優長，抑制由此產生的弊端（比如貪腐橫行、裙帶滋生），同時自覺改革以不斷適應和推動現代化進程，最終比較平穩地實現“社會轉型＋經濟發展”。

但很遺憾，從中東地區的權力格局及傳承來看，多數國家都陷入了當權者及其家族和親信驕奢淫逸、頑固保守，同時裙帶之風盛行、各項經濟社會改革遲滯甚至倒退，最終引爆內部矛盾的“怪圈”中。

工業基礎必須夯實

第4個內部因素是“普遍沒能實現工業化”。眾所周知，一國邁向現代化並實現崛起的前提和基礎是完成工業化，並擁有較強的科研力量和一支龐大的受教育勞動力隊伍。然而放眼整個中東，目前能夠建立起較完整科研、教育和工業體系的國家寥寥無幾。

講了那麼多反面典型，在此不妨說2個正面例子——土耳其和伊朗。可能與很多人想象中不大一樣，土耳其已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定義為“發達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將土耳其列入“新興工業國”名錄。須知，IMF認定的新興工業國全球只有11個，而土耳其是中東地區唯一入選的國家。

別看沒法像海外土豪國那樣賣能源賺錢（土國內油氣資源匱乏），但土耳其靠著紮實的工業基礎，GDP已躋身世界第17位。進入新世紀後，民選政府（特別是埃爾多安上臺以來）執政成績不錯，2002至2012年該國GDP增長64%，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1萬美元，人均國民收入也從2003年的4559美元增至2015年的9261美元。

如今的土耳其，雖然因貨幣和債務危機而經濟遇到一些困難，但其仍然是全球重要的汽車、建材、軍火、紡織品、農產品、機車（包括特種車廂）、家電及消費電子產品的生產國之一。

土耳其3大家電製造商佔據了非洲大陸25%、歐洲超過50%的電視機市場份額，該國每年對歐出口服裝額超過100億美元。土耳其每年還出口價值200多億美元的汽車和零部件，2016年整車（含家用汽車、卡車和公交巴士）出口量突破100萬輛大關。

若論鋼產量，土耳其（2018年生產粗鋼3730萬噸）在全球排名第8、在中東則名列榜首，比緊隨其後的伊朗（2500萬噸）、沙特（520萬噸）、阿聯酋（320萬噸）的總和還多。土耳其軍工業也相當發達，能夠自研或仿製性能先進的主戰坦克、自行火炮、武裝直升機、遠程火箭炮、導彈護衛艦、偵察衛星（分辨率200米）、各型精確制導武器（包括短程戰術導彈）和軍用無人機，甚至試驗了國產激光炮，其防務產品出口額2018年達到20億美元。

土耳其的科技和教育也比較發達，該國在核能開發、地熱發電、航空航天（含運載火箭組裝、發射與衛星製造）、電子通信、激光、農林、生物技術、健康醫療、礦產、新材料、IT、軍工等領域都取得長足進步。目前，土耳其已實現12年義務教育，擁有包括206所大學的各類教育機構6萬餘所，在校師生總數超過2600萬人（大學生約100萬人），國家每年投入教育經費100多億美元。

相比內外發展環境比較優越的土耳其，伊朗長期遭受外部打壓和制裁，儘管如此，該國仍建立起比較紮實的工業基礎，在石化、製藥、航空航天、汽車、鋼鐵、家電、水泥、食品、電子等領域成就斐然，是中東汽車產量最大（年產約140萬輛）、工業機器人應用最廣泛、傳統手工業最發達（吸納520萬人就業，地毯出口佔據全球30%市場）的國家。

雖然遭到美國“極限施壓”，但如今的伊朗依舊是中東第2大經濟體（GDP超過4500億美元，與奧地利相當），擁有世界第一的天然氣和世界第4的石油儲量，有色金屬儲量也居世界前列。伊朗還有一支龐大且受過良好教育（成人識字率93%）的勞動力群體，基本農產品自給率達到90%，並手握1000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抗風險能力較強。

而且，伊朗還是中東擁有較完整軍工體系的極少數國家之一（與以色列、土耳其並駕齊驅）。能夠自行研發和製造輕武器、火炮、坦克、裝甲車、通信偵察器材（含運載火箭和衛星）、電子戰設備（含反隱身雷達）、各型導彈（含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無人機、輕型艦艇（含袖珍潛艇和氣墊船），並逆向仿造出了美製F-5戰鬥機（含發動機），甚至探索開發單座隱身戰機。

可以說，如果講未來中東哪些國家（不包括以色列）能夠實現崛起或復興的話，最有希望的恐非土耳其、伊朗莫屬。

美以作祟雞犬不寧

聊完了內因，咱們再看外部因素。這方面大夥都比較清楚——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出於經濟和地緣戰略利益，不斷向中東滲透，甚至赤膊上陣大打出手，導致該地區局勢始終無法穩定。特別是美國大力扶持以色列充當“橋頭堡”和“馬前卒”，更是攪得中東難以安寧。

冷戰至今，中東爆發的各類局部戰爭（包括內戰、武裝衝突和反恐行動）數不勝數，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5次中東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2006年入侵黎巴嫩、2011年之後介入敘內戰，都能看到美國、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大國的影子。

儘管以色列在《戴維營協議》簽署後，先後緩和了與埃及、約旦等國的關係，但是由於阿以矛盾、巴以衝突始終無解，以色列與多數中東國家仍相互敵視，尚未建立官方外交關係。迄今為止，以色列仍未放棄侵佔他國領土的行徑，並採取越境空襲、扶持叛軍、派遣教官和特工（殺手）等方式，對黎巴嫩、敘利亞、伊朗、伊拉克等敵對國家不斷進行襲擾。

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以色列自建國以來始終面臨著迴旋空間狹蹙、自然資源匱乏、戰略縱深過淺、眾敵環伺等安全隱患。但以色列的解決思路也是“奇絕”——土地用武力搶過來、凡與我敵對的堅決打擊（以色列總是以“猶太大屠殺受害者”自居，卻很少想過別人也是他們的“加害對象”）。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猶太復國主義者傑夫·賈博廷斯基就提出一個“奇葩理論”——猶太人要想在中東建國，必須放棄和平思維，建立一道無法打破的“鐵牆”，讓阿拉伯人看到暴力與戰爭無效後，才有可能“與之締結和平”。

這簡直就是為以色列後來犯下的侵略行徑提前備好了“辯護詞”。誠然，以色列建國已70餘載，否認其合法性與生存權並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但問題在於，獨立至今以色列統治集團竟然“拿著不是當理說”，將強權政治、濫用武力奉為立國法寶，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巴勒斯坦地位問題久拖不決、霸佔戈蘭高地賴著不還、大力支持敘反對派武裝、強迫埃及西奈半島“非軍事化”、長期軍事威脅黎巴嫩、不斷挑釁觸犯伊朗利益……以色列仗憑強大武力，一面宣揚“不希望干預阿拉伯世界內部衝突”，一面卻有意無意地製造地區緊張局勢。

在西方雙重標準的庇護下，以色列自己早就搞出了核武器，並建有規模龐大、足以將整個中東毀滅的核武庫，但其卻不許他國效仿——空襲伊拉克和敘利亞核設施、暗殺伊朗核物理專家、用“震網”電腦病毒破壞伊朗離心機。試想，上述3國又有誰會對“不停搗亂”的以色列心生好感呢？

雖然以色列與中東國家之間的對抗，包含有一定正當性，但其卻將確保本國“絕對安全”凌駕於他國的發展權之上。“只許我揍你，不許你還手”，請問天下哪裡有這樣的道理？也正因為如此，以色列奉行的這套效仿自美國“老闆”的霸權主義肯定不能持久。

另外，美國在冷戰結束特別是“9·11”事件後刻意“改造”中東，結果在打倒了薩達姆、卡扎菲等地區強人後，又催生出“伊斯蘭國”等無數極端組織。此舉雖讓美國本土遠離恐怖主義威脅，卻令中東陷入“經濟不振-內部矛盾激化-滋生恐怖主義-經濟和民生遭到進一步破壞”的惡性循環，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也門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