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 《活著》當中的永恆苦難書寫

餘華的作品《活著》自1992年出版之後，就被評論界一直持續關注著

。因為這部作品是他寫作風格轉型的一個分水嶺。

凡事都有一個動機，餘華在寫作《活著》之前，他的前期先鋒小說中，總是用荒誕的劇情和描述來突出“人性之惡”，帶著血腥、暴力、殺戮、欺騙，不僅讓人感覺到生活的恐懼和不安，更讓人感到無邊的黑暗和苦難。正如餘華自己所說的：“我在1986年、1987年裡寫《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時，總是無法迴避現實 世界給予我的混亂。”又說《現實一種》等“三篇作品記錄了我曾經有過的瘋狂，暴力和血腥在字裡行間如波濤般湧動著，這是從惡夢出發抵達夢魘的敘述。”這時的餘華是激烈的，拒絕與冷酷的現實和解，並懷疑一切、甚至走向虛無……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餘華的風格發生的巨大的轉變，內心的憤懣慢慢平息，他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價值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和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開始寫作《活著》。活著是他中期轉型之後第一部作品，也是由冷漠溫馨向溫和途徑轉型的第一部作品。

上面說到凡事都有一個動機，但也可以不必執著過問這個動機。假如要問餘華，你作品風格轉型的動機是什麼？他可以很籠統的告訴你：“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只為內心寫作，只有內心才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麼突出。”而大家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The wool in the sheep）”這個諺語，自不必贅述，但還是沒有了解更深層度的，依舊是“動機”。表層的寫作動機是遵循自己的內心寫作，即自我的主觀能動性，但若深究，文藝圈普遍有一種說法，餘華背叛了幾年前的主張。這也是皮相之論。

餘華在中文版《活著》序言中提到他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老黑奴經歷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堆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的樂觀態度。”

2000年，餘華在英文版序言中再次說：“一首美國的民歌，寥寥數行的表達，成長了福貴動盪和苦難的一生，也是平靜和快樂的一生。老黑奴和福貴，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經歷著不同的時代，屬於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膚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時候他們就像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所有的不同都無法抵擋一個基本的共同之處，人的共同之處。人的體驗和慾望還有想象和理解，會取消所有不同的界線，會讓一個人從他人的經歷裡感受到自己的命運，就像是在不同的鏡子裡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

一部作品當中，必然會融入作者的真實經歷和感受，雖然人物、行為都被小說化，但依稀能夠辨認書開頭那個以第一人稱書寫的“我”就是作者本人的放射，他在農村尋找詩歌，這個詩歌是《老黑奴》，也是福貴，抑或是福貴口中唱的山歌。話到這裡，很多人很容易又會把《活著》當做一部單純的現實主義小說，如果我們以這個為基去尋找書裡的批判性，幾乎99%的人都能從中讀到對戰爭的批判、對“文革”的反思。然而餘華卻有意迴避這一面:即小說中的苦難與當代意識形態的關係。同時他絕大多數時候，都在直接表達另一面：反覆強調人對苦難的承受， 人的樂觀的態度。正如《活著》表達的核心內涵“人不是為了活著以外的東西活著”一樣，這種“苦難情境”，只有在突破政治、民族、文化的侷限，才能達到一種“恆在的苦難”。正是因為這一點，才能使《活著》超越傳統現實主義的規範。雨果、福樓拜也寫苦難，他們寫的苦難是寄託於社會之下的苦難，再照射到個體，比如寫“男人墮落成竊賊，女人墮落為妓女”，歐亨利的荒誕也是依附於社會的黑暗之下一種直接寫照。時代和社會有光明與黑暗，而餘華的“恆在的苦難”內核就是永恆性，他寫的是“恆定人生中的人性”，他關注的是“在任何社會現實中都可能存在的一以貫之的人性”。

也正因為這種恆定的苦難，一以貫之的人性，在任何社會現實都存在。因此中外比較文學的共性就很容易被凸顯出來了。誠如餘華在《活著》英文版自序當中寫到的老黑奴，雖然膚色、國籍、經歷不同，但無法抵擋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人的共同之處，再細而外延，即人性的共同之處。在比較文學裡，常常能碰到一些宛若雙生的形象。

“福貴”的原型是“老黑奴”，同時蘇聯作家米哈伊爾·亞力山大羅維 奇·肖洛霍夫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一個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索科洛夫與福貴的經歷極其相似。，雖然兩位作者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年代不同，但是兩位筆下，兩部作品的主人公的遭遇何其相似。

《一個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一位普通勞動者，同樣利用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給一個帶有作者影子的擬構出來人物“我”講述一生的經歷。我們可以比對一下索科洛夫和福貴的經歷。

索科洛夫：一位普通的鉗工，衛國戰爭時參加戰鬥，被俘，後來逃了出來，發現妻子和兒女早已在這場戰爭中死去了。戰爭結束後，這位保家衛國的英雄重操舊業，給集體農莊開車，收養了一個無人照看的戰爭孤兒。

福貴：本身是地主家的傻兒子，輸光了家產淪為了下層勞動者，參加過國共內戰，戰爭結束後回家種地。又經歷了“文革”，親人一個個在他之前先後死去，最後買了一頭也叫“福貴”老牛，一人一牛相依為命。

其中的戰爭經歷儘管相似，但衛國戰爭充滿正義性，索科洛夫身上挖掘出的內在美是“質樸平凡的英雄主義”和“凝聚在主人公身上超越災難的精神力量”。索科洛夫是自願參軍，保家衛國，。而福貴則是被抓壯丁，像薩特所說“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福貴以一個毫無英雄性的普通人的身份違背初衷地旁觀了一場戰爭浩劫，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消弭了戰爭的意義，增加了生命的厚度，增強了承載苦難的力量。

我們發現在經歷苦難後，索科洛夫的態度是抑鬱、是消沉，這是太多苦難在他身邊沉澱的結果，也是因為他開頭經歷了親人餓死，結尾又遭受了妻子兒女在戰爭中死去的沉重打擊，一記重錘狠狠地砸在他的靈魂上，這比在集中營遭受的皮肉之苦還要痛千萬倍，砸得他再也沒有力氣站起來。而福貴身邊親人一個個去世，但有這中間以幾十年的時間作為緩衝，中國自古而今樂天知命、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環，在福貴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才有了苦難之後的超脫“活著不是為了活著以外的東西活著”。

我們眼前恰似又浮現出這麼一幕：夕陽順著地平線緩緩落下，在落日餘暉的一端，一位身形略顯佝僂的老人，牽著一頭同樣蹣跚的老牛，一邊唱著山歌，慢慢消融在點點流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