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在電影院裡觀看的時候，確實被電影傳遞出的畫面視覺效應給震撼了。

當時鮮明的感覺，就是電影是一種技術，而《攀登者》在視覺特效技術上傳遞出來的震撼力，確實讓觀影的我們被激盪得熱血沸騰。

而因為這份視效的強大沖擊力，反而忽略了電影裡的其它的情感戲部分，覺得影片裡的情感線的存在，反而是激烈的視覺衝擊給人的震撼波的間隔裡的一段緩衝，一段安撫。

在大銀幕上觀看《攀登者》，被電影裡的接連不斷、應接不暇的激烈場面一波連著一波的刺激著，當時最突出的感覺，就是“攀登太難了。”

電影至少把這樣的一種精神傳遞與表達出來了。

香港導演徐克的監製與李仁港的加盟，讓《攀登者》裡的視覺效果激烈而快捷，正如黃建新所說的那樣，香港導演的鏡頭語言運用上比較新潮，先進，時尚。

《攀登者》正體現出這樣。

影片裡的驚險場面大致有七段，而實際上，這七段場面，在現實的中國登山隊的經歷中，都是不存在的，但電影裡，卻作為歎為觀止的驚險奇觀大加演繹。

而且所有的這些驚險場面，都是突出方五洲的個人英雄主義的。

下面，大致羅列一下電影裡給人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七個驚險片段，從這些片段裡，的確可以看出，香港導演在製造視覺驚險方面所具有的功力所在，至少能夠將電影的視覺效果打造出非常驚心動魄。

第一個驚險，是1960年登山時遭遇雪崩，隊長犧牲。

在銀幕上，還原了雪崩自天而降的場面，非常有震撼力，一下子把電影帶到了高原雪域的嚴酷環境，為攀登從一開始就奠定了一個無以復加的艱難定位。

當然，實際上，資料顯示，1960年登山時，並沒有發生雪崩，更沒有隊長犧牲的記載。當時有兩名隊員犧牲，但都是因高山病的原因而獻出生命的。同樣，電影在表現1975年登山段落中，又使用了雪崩這一個驚險元素。

而1960年這一段驚險也奠定了影片裡的一個重要的故事線索，那就是方五洲與曲松林的矛盾關係。在雪崩來臨之時，方五洲飛身去救曲松林，曲松林在下墜時，把手裡的攝影機扔給了方五洲，但方五洲為了救曲松林，扔掉了攝影機。後來曲松林再次與方五洲見面時，對他很冷淡，先與另一個隊員傑布擁抱，卻一直耿耿於懷方五洲為救他而扔掉攝影機的行為。

然而事實上，之所以1960年沒有拍成登頂的鏡頭、導致外國人不承認中國人登上珠峰，是因為當時登頂時是夜裡四點多鐘，根本無法拍攝影片，而《攀登者》意圖從攝影機這個細節入手，構置矛盾，顯然是為了讓電影有一個主線。

這一設置，後來到1975年的段落中，電影裡安排了一個攝影師角色李國樑，這一個人物，是直接承接1960年段落的。曲松林因為有1960年沒有影像資料的痛，所以對李國樑要求特別嚴格，包括在大本營給李國樑特別加餐的魔鬼訓練，都是為了讓李國樑能夠勝任他為登山留下影像資料的使命，電影圍繞李國樑的攝影技能，又安排他與藏族小妹的那麼一點朦朧感情。由此可以看到，電影裡安排的三段愛情故事，都是女隊員與男隊員之間的那麼一點關係。

這種愛情關係是哪裡來的？這應該是來自電影編劇阿來的最初創意。為什麼要設置這麼多的愛情？小編將在最後重點剖析一下。

第二個驚險，是1960年攀登“第二臺階”處曲鳳林險些跌落懸崖。

這一段的用途是為了突出曲鳳林為什麼會截肢。這一段其實完全可以拍攝得更加動人一些。在面對“第二臺階”高達五米多的懸崖峭壁處，方五洲直接走到崖壁處，擔當了人梯，支撐起隊友們翻過了這一登頂時刻的最後一個關卡。

而在這之前，英國人從1921年到1938年，8次從中國一側的東北山脊登山都沒有成功，最關鍵都卡在這一個地方。

但是電影交待這一段情節時，並沒有表現出方五洲在這樣的時刻是如何當機立斷甘當人梯的，如果電影在這一過程中，交待一下方五洲與隊友對視的神情，然後斷然走向峭壁，以作人梯，會讓他的行為更為感人。

電影裡表現曲鳳林在踩著隊員的肩膀往上攀爬時，因為腳滑，也因為所穿著的鞋子上的釘子，他向後仰倒，電影兩次出現了人梯差一點崩坍的驚險場景，而據資料，並沒有出現這樣的命懸一線的危機狀況。可以看出，電影只要抓住機會，總會在“滑”與“墜”這兩個最危險的登山危險上大做文章，充分演繹，製造電影裡的緊張與危機氣息。

曲鳳林為了順利爬上懸崖，脫掉了鞋子，赤腳攀登，從而導致凍傷，後來不得不做了截肢手術。

第三個驚險，是在拉巴日峰進行適應性訓練時遭遇疑似雪崩。

這一段的重要性自然有方五洲用梯子救人的神奇壯舉，但更為重要的地方，這裡讓李國樑與藏族女孩有了親密接觸的機緣。因為方五洲在下面的段落中還有更為重要的救人情節，尤其是他隻身去救徐纓的時候，幾乎是本段落中李國樑與藏族女孩這一段情節的同義反復。

電影在溝通人物感情的時候，基本走的是最常規的男人頂天立地為女人撐起天、然後贏得女孩芳心暗許的慣常套路，這一套路，看似老掉牙，卻很管用，在本片的驚心動魄的場面中，能夠恰到好處地潤滑動作激烈的段落。

方五洲在雪崩的巨大壓力面前，用登山梯當滑行器，營救隊友，在鏡頭的凌厲剪輯下，展現得步步驚心，而又節奏井然，充分顯示出香港導演在動作戲設計上的標新立異，酣暢淋漓。

第四個驚險，是方五洲奉命前行在大風口處紮營遭遇到的險情。

這一段與第三個驚險有相似之處，方五洲再次顯示出他的英雄主義氣韻，用梯子拯救了隊友們。電影再一次抓住任何一處可以凸顯特效的機會，在這一段驚險場面中，做得相當的充足，一環套著一環的險境，前面剛止，後面接踵又至。

而這一段拯救情節，方五洲的作為並不是電影的本意，而是為了突出楊光與女隊醫的朦朧愛情關係，在這一個環節裡，電影交待楊光在進入女隊醫的帳篷時，不慎碰翻了熱水，傷了隊醫的腿，然後剪開她的衣服，導致她衣不蔽寒。

後來一眾人滾落下去的時候，被方五洲“一手定乾坤”，眾人都掛在梯子上，楊光看到女隊醫腿上破衣服處受凍，便割下自己的羽絨衣給了她，從而導致他的腿部受傷。

之後，楊光退出了登山隊。電影裡對他與女隊醫的愛情並沒有過多的交待，剪掉了更多的愛情鏡頭，實際上，這一段情節，與李國樑和藏族女孩的愛情萌發如出一轍，所以電影裡作了刪減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而在真實的情況下，當時登山隊在大風口處遇到大風，並沒有電影裡表現的連帳篷都颳走的嚴酷局面，但一些細節是存在的，比如被熱水燙傷的這些細節，電影把被困帳篷的真實遭遇，再次變成了一場具有強烈視覺效果的驚險場面，而其中又摻雜了一些真實情境下的細節，使得這一段場景在電影裡看來非常的震撼。

第五個驚險，是方五洲在冰塔林處救徐纓的段落。

方五洲撤下山來，聽聞徐纓還迷失在山中，隻身回去尋找，影片裡的所有具有愛情關係的人物之間，都有著相似的男救女的情節模式，而方五洲自然少不了這樣的一種設置。

而實際上，方五洲與徐纓的愛情關係，設計得並不自然。

方五洲1960年認識了還是學生的徐纓，就算兩個人當時都是二十歲吧，那麼，1975年的時候，兩個人至少已經35歲了。

而電影裡介紹，徐纓回國的時候，正是在1975年左右，實際上，中蘇關係早在1960年就已經破裂，那時候徐纓不可能滯留在蘇聯，早就應該回國了，不可能在1975年這一個時點才回國。

況且這麼一段漫長的時間，方五洲與徐纓天涯暌隔，而且他們之前也沒有什麼約定，應該不至於感情會停滯不前，找不到自己的愛情與婚姻，而電影裡把他們設定成一直等待著對方，而且尤其是徐纓一直等待著方五洲那一句沒有說的話，從電影的情節來看，是有其能夠成立的地方，但是比照現實中的情境，卻給人一種難以置信之感。

但這一段落的用意，終於使我們看到，每一次方五洲出手都是救別人，這一次終於由他來救自己的心愛的女人了。如果電影選擇愛情的套路與模式，那麼只能走這樣的情節設計。這樣，影片裡的三個男人，都走的是統一的英雄救美的通用型模板。

第六個驚險，是李國樑滑墜懸崖、自斷繩索的段落。

在1975年登山時，只犧牲一名登山隊的副政委，他當時拿著攝影機走在最後邊，拍攝現場場景，後體力不支，滑入懸崖。這一人物應該是李國樑的原型。

《攀登者》在這裡再次設置了一段登山團隊被一繩所牽、滑入懸崖的驚險，掛在繩索下面的李國樑，為了團隊的安全，自已割掉了繩索，墜入深谷，也是電影中感人的段落。這一段情節使人想到美國電影《垂直極限》的類似表達。

這一段驚險情節，直接呼應的是副總指揮曲鳳林一意孤行、命令登頂的前因，也讓整個電影在前面幾場的有驚無險段落之後，再一次展示了登山的艱辛與危機重重。

第七個驚險，是方五洲再次領隊登頂時遭遇到的雪崩段落。

沒有任何記載1975年登山隊在攀登過程中遇到過雪崩。而且影片裡的雪崩場景過於猛烈，在那樣的鋪天蓋地的雪崩情況下能夠逃得生天，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電影再一次強調了方五洲的飛越冰雪裂谷、架起逃生繩索的英雄主義行為，而他自己被埋入雪中，卻被神奇地救活。最後由他帶領一批年輕的新隊員們攀登峰頂，而記載中，1975年的登頂隊員中沒有一個是1960年登上山頂的隊員，因此，無論是方五洲雪崩中救人還是他最後登頂，都是電影的虛構。

但由此可以看出，《攀登者》只要找到機會，就要把視覺效果做足。一部近兩個小時的電影，卻安排了七段驚險段落，使得電影的驚險顏值不斷攀高，在電影院的氣氛裡，足以使人們忽略情節戲上的短腿與不足。因為大銀幕效果的電影注重的是影像氣勢與視覺衝擊力。

《攀登者》中用了七個驚險段落，除了一段是李國樑自己獻身之外，其餘的驚險情節，都是突出方五洲的神勇作為。這樣，電影可以說每隔十七分鐘，就有一段驚險，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這些驚險場景，並不是真正的登攀珠峰時遇到的驚險，而是電影裡抓住每一個能夠展示特效的地方便大加演繹，營造了另一種近乎是平行時空裡的誇大型的別緻驚險。

徐克與李仁港的合作，使這些驚險情節美輪美奐，掩蓋了電影裡的文戲的斷斷續續。

那麼，為什麼電影裡要表現愛情情節呢？

實際上，我們感受到的是電影的難言之隱。

電影的愛情故事的原型，並不能責怪導演李仁港，影片的編劇是阿來，他在編寫劇本中，深諳編寫的難度，他不得不通過一個愛情線索來貫穿全片，讓散點式的登山元素變得有一箇中心脈絡。

從影片來看，方五洲與曲鳳林的矛盾並不具有能夠讓人心服口服的說服力。當曲鳳林在1975年見到方五洲的時候，本來應該在他們之間有一種生死之交的親熱感，但曲鳳林卻冷臉相向，原因是當年方五洲為了救他扔掉了攝影機。

之後電影裡一直表現方五洲與曲鳳林之間存在著一種磕磕絆絆的關係，但電影又不敢將這種矛盾加以寫明，所以，令兩個人的衝突嚴重發育不足。比如，曲鳳林嚴格訓練李國樑，方五洲從旁調解，但後來方五洲又自告奮勇地演示訓練速度，使得他又站到了曲鳳林這一邊來。後來曲鳳林在登山過程中，同意李國樑毛遂自薦身任隊長衝擊頂峰，但李國樑用犧牲自己的生命換來了隊友的安全，同意這一決策的曲鳳林深感自責，向方五洲表白“我錯了”，而方五洲一句“兄弟”，電影用來表達兩個人之間已經消除芥蒂，情好如初。

可以說，電影裡用方五洲與曲鳳林之間的齟齬的消除來勾連起電影裡的一條線索，主觀立意不錯，但真的難以能夠達到一線串珠的效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電影不得不借助愛情線來達到其它線索難以達到的串連效果。

這背後還有一個深層原因。我們不妨看看電影表現的年代是什麼年代？一個是三年困難時期的1960年，一個是1975年。電影裡必須迴避那個年代的一個事實，那就是政治掛帥的特定內涵。

所以《攀登者》裡只是強調了籠統的登山動機，也就是犧牲的隊長所說的：“我們自己的山自己要登上去，讓全世界看到中國人……”，而並沒有把這一情節細化成那個時代更具指向性的精神源動力，影片裡我們看到，代表登山隊最高領導的趙政委就是一個沒有性格的人物，他基本在影片裡沒有什麼作為，電影既沒有強調他的正確性，也沒有突出他的負面效應，在影片表現方五洲與曲鳳林爭執是否登頂的時候，他在邊上基本不發一言，這一人物，也被排除在電影裡本來線索就不夠明晰的方與曲的矛盾之外，也就意味著，電影裡的時代背景被竭力淡化了。

本來電影裡有一個重要的感人元素，那就是無私奉獻的擔當精神、甘作人梯的團隊精神，1960年登山的真實歷史中，三人登頂之外，另一名隊員劉連滿自作人梯，把隊員頂上了懸崖，自己卻用力過猛，而未能繼續前行，他自感生命將終，把自己的氧氣瓶留給了隊友，他身上的這份精神其實相當的感人。後來劉連滿晚年的時候，生活很是艱苦，央視曾經為他專門製作了一個專題節目，當時聯繫另外三個登上山頂的隊友時，這三個隊友竟然無一人願意來見他。可見，故事發生年代的那一種純粹的同事之間的集體榮譽感與情深義重是電影裡本來能夠表現的一種精氣神，但這一切再次觸及到電影發生年代的定性問題，編劇阿來肯定考慮到這樣的設定會帶來更多的爭議，所以他在電影裡忽略了那個時代的最鮮明的主題詞，而讓愛情來擔綱串起情節主線，這一點，我覺得阿來的編劇方式是一種明智的選擇，而這正是《攀登者》採用這種通用型模式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