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尚書.大禹謨
傳說在上古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漫山圍陵，百姓流離失所（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史記.夏本紀》）。黃帝之玄孫禹（黃帝——昌意——顓頊——鯀——禹）從治水不利、獲罪去世的父親鯀手中接棒，親自持筐操鏟勞作，匯合天下的河川（親自操橐耜（tuó sì）而九雜天下之川《莊子.雜篇.天下》）。在這個過程中，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ū，有鐵齒的木屐）。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風裡來雨裡去，由於長期泡在洪水裡以至腿上的汗毛都長不出來了），歷盡千難萬險，終於安定了天下，自此獲大禹之名：
孔子給予大禹極高的評價，認為他沒什麼可被非議的地方，近乎完人（“禹，吾無間然矣”《論語》）；莊子說禹是大聖（“禹大聖也” 《莊子·雜篇·天下》）；荀子云:“禹有功，抑下鴻，避除水患逐共工。”（《荀子·成相篇》）；《墨子》則屢稱禹為“三代之聖王”……
可以說，東周時期諸子幾乎都以大禹為“三代”（夏商周）聖王的第一人。《左傳》中更提出如果不是禹的功勞，大家都是魚了（“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後世稱讚大禹的詩詞歌賦、傳記碑文等，更是不勝枚舉。
東漢畫像石中的大禹
古人出於對禹的崇拜與感激，在傳播中不斷將他神化，如《山海經·海內經》就有大禹化熊，破石生子的描述，說的是大禹為了治水變成一隻熊，陰差陽錯導致妻子塗山氏變成了石頭，塗山氏當時已經懷孕，大禹說：把兒子給我！於是石頭破裂，夏朝的建立者啟就生了出來。（“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坐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關於禹的記載越來越像神話，人們開始對這些傳說產生懷疑。
“大禹是條蟲”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文》·顧頡剛
上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顧頡剛和錢玄同 等學者創立了一個以“疑古辨偽”為重的學術流派，稱為“古史辨派”，他們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同時吸收西方近代社會學和考古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籍。1925年，創始人之一顧頡剛先生髮文稱，歷史的大禹，不過如盤古開天闢地的故事一樣，先是神，再人格化流傳下來。他引用了《說文》裡“禹，蟲也”的說法，懷疑禹不過是“神話裡的動物”，這個觀點掀起軒然大波。
說“大禹是條蟲”固然有失偏頗，但史料記載較雜亂，缺乏有說服力的考證，儘管現代考古學發現了史前時代的堤壩類遺址，但能否跟大禹聯繫起來尚未可知，顧先生的質疑就一點道理也沒有嗎？
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觀念，主要思想有三：
- 第一，“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時間愈長”例如，周人心中最久遠的聖賢是禹，孔子時代則為堯舜，秦代出現“三皇”，漢代後則有“盤古”；
-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時代是“無為而治”的聖君，但後來變成了更完美的“家齊而後國治”的大聖人。魯迅 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也寫道：“傳說之所道，或為神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天相者，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媼得交龍而孕季，皆其例也。”；
- 第三，我們所知的僅是某事某人在傳說中最早的狀況，例如我們未必知道真正的東周史，但可以知道戰國記錄的東周史。
也就是說，他認為中國的古史系統不是從古到今一成不變，而是從無到有，由簡到繁，層層累積演化的。
關於“禹”，顧頡剛先生完整的質疑是“禹或是九鼎上所鑄的一種動物，是鼎上動物最有力者”在歷史的傳承中，“禹”被人格化，周滅商後接收九鼎，向上溯源至夏禹。但這個觀點過於大膽，並且同樣缺少實物考古的證據支撐，所以留下了巨大的爭議和譴責。
需要指出，站在今天的立場上來看，哪怕我們不同意其結論，但顧頡剛和古史辨派仍然是具有重大學術推進意義的。在歷史上，並非沒有人質疑過史書記載的真實性，但沒有人像他這樣利用清晰的邏輯構建起一套方法來。信古的前提是疑古，如果沒有疑，沒有考證，那就是盲從。遺憾的是，到了今天，還有很多人選擇盲從，以為古史不容置疑，更有些非專業的寫手為了抓眼球，對古史辨派橫加指責，竟給他們扣上“亡國滅史”的帽子，真是匪夷所思、誤導讀者。
“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徵，降民監德，乃自作鄉民，成父母。”
——遂公盨銘文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件和大禹有關的青銅器。
第一件是秦公簋，這是是春秋時期的銅禮器，1917年出土於甘肅省禮縣西垂宗廟遺址一個青銅器窖藏。 簋為圓形，蓋與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圓的形體，蓋頂有圓形捉手，面飾瓦紋，緣以細密的勾連紋。簋上的銘文計123字，文中有“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
鼏（mì）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之語，意思是自秦公的祖先以來，自己的家族都是居住在禹跡的範圍內。
秦公簋
而在齊靈公時的銅器叔夷鍾上，叔夷也把自己家族的歷史時候追溯到成湯，並提到自己“
處禹之堵”，這和“鼏宅禹跡”同有居住在禹跡範圍之內的意思。2002年，保利藝術博物館從香港購得一件文物，也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遂公盨”，又稱豳公盨。盨是用來盛食物的器具，也可作為禮器。這件文物遺憾失蓋，僅存器身，紋飾簡潔典雅，最令人矚目的是，器內底部鑄有10行98字的銘文，文中有“遂公曰”句，故稱“遂公盨”。銘文非銘功也非記事，卻是篇專門論述“德治”的政論，最珍貴的是記述了“大禹治水”和“為政以德”的故事。
遂公盨
遂公盨比《尚書》成書早七百餘年，且內容，觀點甚至遣詞用句都保持高度一致，證明了《尚書》中關於大禹的文字確有來源，並非後人臆造，並將“大禹治水“這一說法的可查記載提前到了近三千年前。雖然，周人對大禹的這種記述也可能有不可靠的成分，但是這畢竟是把大禹的歷史又向前追溯了一步。
自原始社會起，人與自然的鬥爭伴隨始終。大禹治水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不屈不撓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雖然現在還沒有找到能明確跟大禹聯繫起來的治水遺蹟，而大禹的身份也不能直接確認，但他作為一個象徵早已印進了廣袤的華夏大地，深深地鐫刻在中國人的心裡。期待未來更多的考古發現，能讓這位英雄真正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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