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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盛唐到北宋不過300多年，可是二者在國力、形象以及對外戰績方面幾乎有著天壤之別。每每讀史至此，都會覺得莫名其妙——物種演化尚需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年，何故同一種族過了幾百年就從令四夷仰視的天選之民變成了人見人欺的弱雞？
讓我們看看下面兩段史料中截然不同的記載——前一個說的唐朝的貞觀盛世：
“……傳三百載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宰輔，內有長孫之賢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漢以來皆莫及也。實天之時，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皆痛哭剪髮勢面割耳流血灑地，非有得於華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兼隆一人而已。”（《雪航膚見·卷六》明·趙弼）”
後一個說的是面對契丹人敲詐勒索，北宋君臣的和戰之議：
“熙寧中，張（方平）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眾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上善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九·熙寧八年》）
張方平固然是在胡扯，但北宋君臣畏敵如虎之態已經顯露無疑。
盛唐的金戈鐵馬與兩宋的畏敵如虎簡直讓人恍如隔世
其實只要細細品讀一下那段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並非是漢人突然間就從驍勇善戰變得弱不禁風，也不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項人就比突厥人、吐谷渾人、高句麗人更加強大。一切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唐宋兩朝不同的國策，而罪魁禍首則一定是兩宋的趙家皇帝。
自晚唐以來的軍權旁落、藩鎮割據使得宋朝的統治者對於軍權和武將極其敏感和防範。
如今一提起“藩鎮”就讓人想到軍閥、割據、內戰等負面的聯想，其實並非如此。藩鎮又稱方鎮，是從唐玄宗起設立的制度。唐朝設置軍鎮是為了保衛自身安全——東南藩鎮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藩鎮用於對外作戰，中原藩鎮則具有鎮遏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作用。事實上，在唐朝中後期的大部分時期裡，藩鎮割據只是極個別的現象，絕大部分藩鎮都能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唐紀第六十四》）
因此，唐朝中央與藩鎮的關係非常複雜，這才有“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日知錄·卷九》）的說法，但藩鎮制度確實維繫了國勢中衰的大唐王朝又相對穩定的延續國祚100多年。
唐亡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僅歸罪於藩鎮是不合適的
而藩鎮的失控和大規模的割據是發生在黃巢起義之後。任何一個王朝末年，均是國家混亂不堪、權力四分五裂，唯有手握軍權者才能逐鹿問鼎，這其實並不奇怪。可問題在於此後藩鎮割據一發不可收拾，凡身為藩鎮者不篡個位、建個國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遂有五代十國的大亂局。而宋太宗趙匡胤也正是由藩鎮而掌大權，最終黃袍加身建國稱帝的。
老趙雖自命天子，但也是個凡人，自然沒有前後眼、不知身後事，所以可想而知在那個混亂的時代裡，他是多麼的惶恐不安——也許就在第二天清晨一睜眼，就會看到某位昨日還對著大慶殿上的那張寶座恭敬朝拜的臣子，今天就身披黃袍，帶著甲兵、手持刀槍出現在他的面前——於是老趙的大宋朝就成了五代十國之後的“第六代”，趙氏子孫也將統統死無葬身之地。
趙匡胤也是由藩鎮而稱帝，所以對於軍權異常敏感
這樣的一幕在過去的百年間毫不稀奇，幾乎每過幾年就要重演一出，他老趙憑什麼能成為例外？
大宋朝之所以沒讓五代十國成為“六代十國”，就在於趙匡胤是個聰明人。在他之前的皇帝幾乎都是企圖採取暴力的手段解決軍權問題，結果無一例外的慘遭失敗。而老趙充分吸取了前輩同行的教訓，改用了聰明的法子，那就是一杯酒。
不管怎麼說，老趙還是個厚道人，能用一杯酒解決的問題，就沒有用刀槍
無論後人對“杯酒釋兵權”的評價如何兩極，但毫無疑問的是，老趙的辦法手段最高明、成本最低廉、效果也是最好的——兩宋300年什麼么蛾子都鬧過，更是被外族欺負成狗，唯獨沒出現過統治階層內部的叛亂、政變，武將鬧事的更是連影子都找不著。
在古代王朝，對於統治者來說保證“家天下”代代相傳、不落外人之手才是頭等大事，至於開疆拓土、威懾四夷、治國安民、流芳百世等等在今天看來頂頂重要的事情，都是他們在解決了“頭等大事”之後才會考慮的問題。若是二者衝突，當然毫無疑問的要以前者為重，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是夏桀殷紂、漢成隋煬都一般無二，均是一路貨色。
對任何一位皇帝來說，保住自家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都要往後排
光收回兵權趙匡胤還是不放心，他還得給手下的高級將領們找點事幹，省得他們閒極無聊又琢磨造反：
“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續資治通鑑·卷二·宋紀二》清·畢沅）
土地兼併是歷朝歷代亡國之源，所以但凡有點作為的皇帝無不把抑制兼併、防範世家豪族做大當作基本國策。唯獨兩宋成為奇葩一朵——不但不限制土地買賣兼併，而且默默鼓勵高官貴族買田置業、投資工商，結果把老百姓欺負慘了，各種規模的民變層出不窮——其實都是老趙的“祖訓”搞的鬼。
所以在兩宋只要成為高級將領，國家就將其當成豬養起來——正經事當然不能幹，因為皇帝會不高興，文官會化身瘋狗往死裡咬，基本跟找死沒什麼區別；至於不正經的事可以隨便幹，貪贓枉法、驕奢淫逸是武將的特權（相反不正經的事文官就不能沾邊，否則會死得跟武將幹正經事一樣慘），清廉自守、只知忠義的武將反成了異類和居心叵測者，為主流輿論所不容。
而且朝廷還生怕武將沒有經商理財的頭腦、手裡的錢不夠花，給他們開出的俸祿比地位高高在上的文官還高出一大截（見下圖）。
所謂“千里為官只為財”，讓我們設身處地的替宋朝的武將們想一想——不貪財不怕死、盡忠職守、奮勇殺敵的就算不被自己人弄死也會受到打壓猜忌，至少是永無出頭之日；而吃空餉喝兵血、不幹正事混吃等死反而會得到鼓勵、提拔和重用。要是換成我們，我們該怎麼選？為這樣的朝廷拋頭顱、灑熱血，值得嗎？
所以類似“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的言論雖然是胡說八道，但要是真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北宋的兵制根本就不是為打勝仗而設。
中國古代的兵制一直隨著時代和技術的發展進步而變化。從最早商周時期的徵兵制，到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兵農合一”，三國時期出現了“世兵制”並發展成隋唐時期的“府兵制”，再到中晚唐開始施行“募兵制”——促使其發展變化最主要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打仗、打勝仗。
在古代的現實技術條件下，個人認為府兵制是最合理的兵制，但維持成本也是最高的
這種趨勢到了宋朝卻發生了變化，兩宋、尤其是北宋的兵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御內甚於防外。簡單說就是著力強調將軍權集中在皇帝手中，而凡是跟軍權沾邊的臣子，必須“各有分守”、“上下相維”，即便把軍事體制搞得亂七八糟、沒法打仗，也“不得專制”：
“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宋史·卷一百六十二·志第一百一十五》）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欽定四庫全書·範太史集·卷二十六》宋·範祖禹）
兩宋的官制、兵制、財制、法制等都異常複雜，目的都是為了“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1、軍事領導制度——專為讓武將不能好好打仗而設。
北宋的皇帝大都很聽話，祖訓說不許殺士大夫他們還真就沒怎麼殺（似乎只有宋欽宗破了例）；祖訓說要抓緊槍桿子，他們便把“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三·香溪集·卷八》）當成警世恆言，始終堅持毫不動搖。
所以北宋軍隊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皇帝手中，實行以樞密院掌管軍政軍令（調兵權），三衙分統馬步軍（統兵權），戰時臨時委任“率臣”指揮作戰（戰時指揮權）的軍事領導制度。
狄青是北宋唯一擔任過樞密副使的武將，所以被文官們整得很慘
樞密院是北宋的最高軍政機關，與中書省並稱東、西二府。長官為知樞密院事，與中書省的同平章事合稱“宰執”。樞密院的主要職責是制定戰略決策，調遣軍隊，但理論上涉及不到軍隊的人事及賞罰等，所以無法掌握軍隊。樞密院的長官、包括副職在內通常只能由文臣擔任——北宋武將中唯一的異類狄青曾擔任過樞密副使，結果被紅了眼的文官發了瘋似的一通狠咬，最後鬱鬱而終：
“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宋史·卷二百九十·列傳第四十九》）
“三衙”是京師禁軍的最高指揮機構，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揮使司（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侍衛步軍司）。三衙的最高長官倒是由武將擔任，簡稱殿帥、馬帥和步帥，合稱“三帥”。三衙負責全國軍隊的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
三衙的武將們要是像圖中這般幹活，北宋的皇帝就能睡個安穩覺了
在北宋分置軍權的邏輯之下，三衙理所當然的互不統屬（暗地裡互相拆臺就更理想了），只聽命於皇帝（當然文官他們也不敢惹，甚至是更不敢惹）。北宋的武將當上三衙的長官之後，除非調職基本出不了京師，即便是出兵打仗的時候，也從來不用他們領兵（哪怕“三帥”理論上是全國最有資格也最能打仗的將領），而是由皇帝臨時任命其他官員（通常是文官，甚至是宦官）為“率臣”率軍出征。等仗打完了之後，甭管文官還是宦官都須立即迴歸本職，出征兵馬則各回各家各找各媽（三衙）。
膽敢違抗或是拖延者——親，十二道金牌瞭解一下？
兩宋不殺士大夫，可沒說不殺武將
凡事必有利弊。北宋的這種軍事領導制度對於防範藩鎮割據導致內亂戰禍，保障政權穩定經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由於兵權分散，使得北宋的兵事經常出現事事有人管偏偏人人不負責，由不專業的人專幹專業的事，以及因為文武之別、黨同伐異等原因相互掣肘拆臺等不可克服的弊端。再加上北宋的皇帝大都喜歡不懂裝懂，臨陣瞎摻和、亂指揮是常有的事，主帥被迫拿著皇帝事先欽定的“陣圖”上戰場、氣得直吐血的事例都不止一出兩出……這還能有個好？
北宋的武將被各種無形的繩索縛住了手足，想打勝仗真是千難萬難
會打仗的要麼不用，要麼束手束腳，要麼非得聽不會打仗的瞎指揮——北宋在軍事體制上的先天不足，使得其在對外戰爭中（國初那段勉強可以除外），即便擁有狄青、郭逵、宗澤這樣的名將還是沒完沒了的打敗仗，而且我想即使換上韓信、白起也是白搭。
2、軍隊的編制——架子鋪得老大，至於能不能打仗，誰在乎？
北宋的軍隊按照編制分為四類，即禁軍、廂軍、鄉兵和蕃兵。其中前兩者算是常備的正規軍，後兩者則是非常備軍（雖然經常比常備軍還能打），沒有編制，時興時廢，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本文中暫且不提。北宋軍隊的招募、廩給、訓練、屯戍與選補，均由樞密院掌管。
禁軍名義上是天子親兵，性質上屬於中央軍，與漢之南北軍和唐之十六衛類似。按照北宋軍制“強幹弱枝，內外相維”的宗旨，禁軍是諸軍中（理論上）唯一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而且能得到充足補給的軍隊，也是唯一有能力外出征戰的軍隊。
我們在影視中看到的宋朝軍隊應該都是禁軍，相對來說尚堪一戰
禁軍又可分為三種：一種是扈從皇帝的禁軍，身份最為清貴（通常為世襲），號稱班直（皆統於殿前司）；一種是平時駐守京師，有事則外出征伐；最後一種就是京師因財政和漕運等方面的困難養不起、只好攆到地方去駐紮的禁軍，這就是就糧軍。
其中就糧軍的變化其實就是北宋禁軍腐化墮落的一個體現。宋太祖老趙為了杜絕前朝藩鎮割據的弊政，將天下能打仗的兵一股腦的收編為禁軍，然後全部揣進了自己的腰包（列營京畿）。不過再怎麼強調“強幹弱枝”，邊境上也不能弱到只靠一些老弱病殘把守，於是他只好把一部分禁軍調駐到若干軍事要地以為戍守。可是這樣一來老趙又擔心出現新的藩鎮，所以又制定了“更戍”制度——在外戍守的禁軍每隔一到兩年，就得跟京師的兄弟部隊換防一次。這樣一來使得邊將不專其兵，兵不習其將，以防邊將在地方坐大形成新的藩鎮（與唐朝的“番上”制度相比，番上是由外而內，更戍是由內而外，其中的意味和差別真是令人感慨萬千）。這些在地方戍守的禁軍，因為糧餉就地徵發，所以被稱為就糧軍。
唐軍的番上是單純的軍事調動，宋軍的就糧更大程度上是為了政治與財政作出的妥協
由此可見，就糧軍一開始並非是朝廷養不起才攆到地方去的，這種狀況是出現在真宗朝之後。原因首先是禁軍數量的膨脹：宋太祖開寶年間僅有馬步軍19.3萬，到了宋太宗至道年間增長到了35.8萬，仁宗慶曆年間竟然達到了82.6萬，增長了4.3倍。
其次是北宋朝廷為了防止武人作亂，不僅把高級將領當豬養，而且高薪養兵——當兵不但享受安家費（大概10貫左右）、宿舍和家屬隨軍待遇，還有月俸、料錢、月糧、衣綿等收入，一名中等禁軍的年收入能達到40貫到50貫左右（當然這是理論上的收入，軍餉和福利被長官貪墨、折換或是拖延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更司空見慣的是宋軍鬧餉，甚至因此譁變也不稀奇——不過朝廷的軍費基本都是如數撥發的）。如此一來朝廷財政收入中的七成以上都被軍費吞沒，根本承擔不起，只能讓地方分擔。
林沖的“八十萬禁軍教頭”可不是白叫的，而且名義上的禁軍何止80萬？
此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更戍制的敗壞——想把那些在京師的養尊處優的禁軍大爺攆到邊關去吃土喝灰簡直比登天還難，更別提還要冒著隨時開戰丟小命的風險，所以每到更戍輪換各種大兵鬧事事件便層出不窮。另外北宋沿襲五代惡俗，軍隊開拔調動、承擔作戰任務以及在戰後敘功都必須發下大筆的犒賞，否則兵卒都可以理直氣壯的抗命、鬧事甚至譁變，最起碼也是士氣不振（比如宋太宗平北漢之後突發奇想打算趁勢拿下幽州，結果久戰之後的宋軍本就疲憊，老趙匆忙之間也沒準備好徵遼之戰的犒賞，結果軍無士氣，成為後來高粱河之役的主要敗因之一）。財政困難的朝廷經常拿不出這筆錢，而且北宋軍隊更戍家屬可是隨軍行動的，更戍1萬兵就意味著至少2、3萬軍屬隨行，朝廷就更加負擔不起了。
兩宋的隨軍家眷一直是個讓上至皇帝下至將領都非常頭疼的問題
唐朝時在各地設方鎮，最終形成了狂野的軍閥、嗜血的軍卒，最終顛覆了唐朝以及隨後的將近20個政權；北宋也在各地設就糧軍，後來其實與方鎮無異。可是除了隨時要跟党項人打生打死的西軍之外，剩下的將軍也沒有成為軍閥，反而成了熱衷於吃空餉喝兵血，甚至是役使兵卒打理自家生意的、兩眼都是孔方兄的商人富豪，而兵卒們除了被長官壓迫以外，就剩下了混吃混喝、欺壓百姓的本事。至於打仗？刀槍弓矢可能都賣掉換酒喝了，還打什麼打？
這種巨大的差異用“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來解釋是不合適的，只能用“一朝皇帝養一朝兵”來形容了。
無語……
不過皇帝和朝廷才不關心這些破事。党項人那有西軍頂著，契丹人那有歲幣頂著——既然外患無憂，那麼其他軍隊只要不鬧事、不額外要錢，那就萬事大吉，阿彌陀佛了。
至於廂軍，理論上是北宋的地方軍，實際上主要來源於“募民為兵”，而募民為兵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
“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徵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鬥，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為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徵役也。”（《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二·兵考四》）
也就是說，每當因為失地或是天災等原因出現流民，那麼迎接他們的不是官府開倉放糧、賑濟災民，而是募兵官——將流民中最為危險的青壯招募為兵。強壯的充入禁軍當炮灰，孱弱的補入廂軍做雜役，同時將其妻子等親屬也養在軍營，要是當了兵還想反，難道不要老婆孩子的命了？
北宋養兵最多時達到140餘萬，就是這麼來的。而兩宋始終解決不了的冗員、冗兵、冗費這“三冗”問題，也是這麼來的。而由此引起的財政危機，再通過搜刮百姓解決，然後再募民為兵……
簡直就是個永無休止的惡性循環。
兩宋之富古今無匹，但實際上政府財政經常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
不過這樣一來的好處就是宋朝的黃巢、李自成們紛紛成了大宋的官兵，混得好的還能吃飽喝足，運氣好的還能當官，誰還閒得蛋疼去造反？真正造反的，要麼地處犄角旮旯，要麼沒什麼規模，以至於招兵的都懶得去，這才反得起來。
所以在宋朝造反的雖然不少，但能掀起波瀾的卻不多，造成的影響更小。除了因為一部《水滸傳》而馳名遐邇的宋江、方臘，後世的許多人甚至以為宋朝內部一直挺太平呢。
北宋初期對禁軍的訓練還算重視，規定月俸500錢以上的禁軍全天演練武技，月俸300錢以下的一邊訓練一邊服雜役。但是到宋仁宗以後，由於招募太濫，揀選淪為形式，當官的成天想著撈錢，當兵的被壓榨的連生活都難以保障，於是禁軍的戰鬥力急劇下降，在與西夏進行的戰爭中屢屢敗北。
這樣的兵，本來也沒人指望他們能打勝仗吧？
北宋軍隊吃空餉、喝兵血幾乎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以至於對外作戰幾乎都在“以寡敵眾”。
北宋的皇帝和文官集團，對於自己的軍隊、尤其是武將基本上是抱著一種“花錢買平安”的奇葩心態——即只要這群武夫不造反、不鬧事，那麼錢財啊、地位啊（當然都是虛銜）、封妻廕子啊什麼的統統都要給足——只要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統統不是問題。至於貪汙腐化什麼的就更是小事情了，只要別太過分他們大都睜一眼閉一眼，有時甚至還會在背地裡鼓勵他們這麼做。
我懷疑這句廣告詞是某公司從北宋皇帝那裡剽竊來的……
所以武將們買地、經商、修宅子、廣納姬妾歌姬成風，甚至將手下的兵卒當成免費的勞力為自己斂財。而一些持身甚正的名將（比如郭逵、种師道、折克行等）也不得不經商、吃空餉，既能消除朝廷和同僚的猜忌，又能積蓄錢財犒賞士兵以提升士氣，維持自己部隊的戰鬥力。
而軍中諸多惡習裡邊對於戰鬥力傷害最大的就是吃空餉。
從真宗朝開始，北宋軍隊中就開始出現士兵死亡不註銷、逃亡不下編制的吃空餉現象，到了仁宗朝以後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
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志一百四十七》）
實際兵額不足編制名冊上的一半，但仍然足額領取軍餉，錢都跑到哪兒去了，大家心知肚明。
政治經濟其實是不可分割的，北宋的經濟問題就導致了政治的崩潰
北宋軍隊吃空餉嚴重到了什麼程度？
綜合各種史料的不同說法，當時禁軍中最精銳的西軍，帶兵將領用來壓箱底或者說保命的“選鋒”員額能達到編制的八成以上，一線作戰部隊大概能達到編制的七成左右；長期與遼軍對峙，但長達百年未經大規模戰事的河北禁軍以及駐紮在京師的禁軍員額只有編制的一半上下；中原其他地區和江南一帶能有編制的三成就不錯了；嶺南等長期無戰事又不怎麼重要的地區，會喘氣的士兵能佔到名冊上數量的一兩成，帶兵將領都算有良心的，而只存在於樞密院的兵籍當中、在當地連個鬼影子都找不到的部隊也不是沒有過……
幽靈部隊沒什麼稀罕的，這玩意北宋有的是……
所以每每看到宋軍與黨項人、契丹人或是女真人大戰，從字面上看宋軍往往在兵力上佔優或持平。但是按照上文的比例打完折扣之後，就會發現宋軍的所謂兵力優勢全然不見了蹤影，大多數情況下是在以少戰多不說，甚至經常要面對兵力眾寡懸殊的窘迫局面。
宋軍本來就是在兵種、機動性以及訓練程度、兵員素質上與諸多外敵有著難以彌補的差距，最後落得個連兵力優勢都無法保證，這仗還怎麼打？
在北宋末年這一狀況更加惡化。比如宋金達成海上之盟、童貫率軍伐遼時，號稱大軍10萬，實際兵力可能也就3萬出頭，這還是把西軍和河北軍精銳抽調一空之後的結果。到了靖康之變時，北宋號稱擁有80萬禁軍、僅開封名義上就有駐軍20萬，但實際上根本無兵可用：
“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住招闕額，以其封樁為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志一百四十》）
連最精銳的西軍也只能搜刮出1.5萬人勤王——面對6萬南下的女真人，開封守軍的總兵力才不到8萬，其中具有一定戰鬥力的禁軍只有3萬左右，再加上投降派的各種搗亂，北宋也該亡了。
靖康之變就是北宋“以寡敵眾”的典型戰例
當時的女真人還在嘲笑宋人：
“聞南朝有兵八十萬，今在何處，今何不迎敵？”（《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六》宋·徐夢莘）
女真人還是沒見識，殊不知大宋朝當然有兵不止80萬——只不過絕大多數都駐紮在大宋樞密院的架閣庫裡邊。而且他們存在的唯一的意義不是打仗，而是為了領軍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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