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南，離紫禁城不遠，有一座宏偉的建築——祈年殿，像天外來客掩映在松柏之間。在它的南邊，是漢白玉欄杆築起的三層祭壇。串起這兩座宏偉建築的，是一條長360米、寬30米的神道，其他建築或在這條中軸線上，或沿這條中軸線左右對稱、依次鋪排。
這是明清兩代皇帝每年冬至舉行祭天大典的地方——天壇。神奇的是，這種三層起壇、天圓地方、沿中軸線左右佈局的建築理念，連同北廟南壇、敬天法祖的傳統，早在5000年前就已出現，並且綿延至今。
2019年伊始，隨著京沈高鐵瀋陽至承德段開通，位於遼寧朝陽一個名叫牛河梁的經停小站，逐漸走入人們的視線——在那裡，考古學家發現了5000年前的祭壇，“壇的平面圖前部像北京天壇的圜丘，後部像北京天壇的祈年殿方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語）。
1986年，牛河梁祭壇一發現，《光明日報》就刊文，稱“遼寧西部山區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發現的紅山文化‘壇廟冢’這種三合一的建築遺址，有點類似於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與明十三陵”。
只是，比起“鬧中取靜”的北京天壇，牛河梁祭祀建築群更顯恢宏和開闊：方圓50平方公里群山，女神廟雄居海拔600多米梁頂，祭壇、積石冢、大平臺、金字塔等40多處祭祀性建築，星羅棋佈在周邊大小山頭，既錯落有致，又遙相呼應。讓人登高一望，5000年輝煌文明盡收眼底。
山海關外、西遼河流域，5000年前的“天壇鼻祖”與後世祭祀址無論類型、結構、組合，還是佈局，都驚人神似，而且一脈相承，難怪人們驚呼：我們都上了秦始皇的當，以為中國的文化都是長城以南的事兒，卻原來，長城以北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1.西遼河流域發現的5000年前 “天壇鼻祖”
“紅山文化已經發掘的祭祀遺址有五處：喀左縣東山嘴、敖漢旗草帽山、牛河梁、朝陽龍城區半拉山以及建平縣東山崗。時間都屬距今約5000—55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考古學家、遼寧省文物保護專家組組長郭大順告訴記者。
山海關外的遼西一直被視為古文化的偏遠地區，就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來說，文獻記載很少。然而，早在20世紀初，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就在內蒙古赤峰市郊那片褐紅色的山巒，嗅到了遠古文明的氣息；在1953年，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李濟就提出了“長城以北列祖列宗”的觀點，並敦促同行：“我們應當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老家”的氣息從朝陽喀左露出端倪。1979年，遼寧文物普查開始，郭大順被任命為朝陽喀左隊隊長。其時，他正在西安參加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家都沒回，坐了一天一夜火車，趕到喀左縣平房子公社，與17名來自全省各地的學員一起，把全縣21個公社跑了個遍。
遼西朝陽與內蒙古赤峰山水相連，雞犬相聞，是紅山文化富集區。他舉著剛採集到的彩陶片，鼓勵隊員要格外注意發現紅山文化遺蹟。正是由於他的仔細，這次普查共發現各類遺址609處，其中就有喀左東山嘴祭祀遺址。
東山嘴是考古專家最早確認的紅山文化祭祀遺址，坐落於喀左縣城東北郊、大淩河西岸一南北走向的高崗上，1980年、1982年作了兩個年度的發掘。祭壇在中部主體的南部，為正圓形，直徑約2.5米，壇面滿鋪較小的鵝卵石，壇的邊緣以石片鑲砌，石片不規則，但靠外側的一邊有細加工，使壇的圓形外邊緣甚為齊整。祭壇以北約15米，為一近於正方形的石砌建築址，南北寬9.5米，東西長11.8米。遺址中部主體的兩側各有東西對稱，僅保留一至兩層砌石的外界牆和堆石等附屬建築遺蹟。
這個發現轟動了中國考古界。1983年，蘇秉琦親自到遼西，並將這一發現與中國文明起源相聯繫，一是將這些祭祀遺址的類型和配套組合規律與中國古代祭祀禮儀相聯繫，“遠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間，生活在大淩河上游廣大地域的人們，是否曾經利用它們舉行重大的儀式，即類似古人傳說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動？”二是將這些祭祀遺存的形制、佈局與後世同類遺存如明清時期京師的天壇相比較，發現壇的平面圖前部像圜丘，後部像祈年殿方基。
就在他走後不久，在他稱為“金三角”的喀左、建平、凌源三縣交界處，一個方圓50平方公里的遠古文化遺蹟輝煌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牛河梁第二地點的祭壇除了圓形和露天兩個基本特徵以外，還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規模大，外圈直徑22米，為東山嘴祭壇的近10倍；二是用料講究，不同於諸多積石冢就近採用的灰巖和砂岩，而為遠地運輸而來的玄武岩石質，且都為五稜體石柱型，質地甚堅硬，色澤為統一的淡紅色；三是構築獨特，壇界的砌築方式為將石料立置而非通常石構建築所用的平砌，形成如石柵的效果；四是結構嚴謹，壇體所起三層，層層有高起，略成臺狀；五是位置居中，就同一地點看，祭壇位於該地點所在山崗的正中。東西側各佈置兩個積石冢。
專門研究故宮建築制度的於倬雲看到現場後一錘定音：牛河梁的祭壇就是中國古代建築三臺的“鼻祖”。
2.祭祀遺存規範化彰顯紅山先民崇拜禮儀制度化
西遼河流域驚現5000年前祭壇，令人喜出望外；更出人意料的是，分別出土於遼西和蒙東的祭壇竟然在類型、結構、組合、佈局等諸多方面高度一致，專家斷定：“這一定是受到了某種固定思想的制約。”
從類型上說，既有“壇廟冢”，還有祭祀坑。牛河梁第一地點和半拉山都發現了廟宇；東山嘴、草帽山和牛河梁都發現了壇形建築；牛河梁第五地點和半拉山都有祭祀坑發現。而各地點都普遍有積石冢墓葬，在積石冢上也發現有祭祀跡象。
從遺址結構上說，廟宇都為土木建築，有木柱支撐的屋頂，室內有泥或陶塑人像；壇為石築、壇面平鋪石塊，壇界以石壘砌，無復罩，突出露天效果。壇的形狀有方有圓，方形的兩座較為隨意，圓形的兩座祭壇，邊緣以經加工的石片或柱狀石砌築，形狀十分規整，牛河梁第二地點祭壇還起三層圓。祭祀坑都為圓形，底鋪碎石。文獻多有“祭天圜丘”（《周禮·春官·大司樂·鄭玄注》）的記載，推測紅山文化祭壇為祭天場所，廟宇因有泥塑人像，應為祭祖所在，祭祀坑則可能同祭地有關。
從建築組合上說，各種類型的祭祀遺蹟都非孤立存在，而是成組合出現。牛河梁有廟與壇的組合；發現祭壇的東山嘴和草帽山也有草拌泥紅燒土塊建築殘塊、陶塑或石雕人像殘件發現，也應有廟壇組合；半拉山則為廟與冢的組合。此外，東山嘴、草帽山和牛河梁在以廟壇組合為主的同時，祭壇還常與積石冢並存，形成壇與冢的組合。且它們都有方與圓對比組合的特點。
從佈局上說，上述祭祀建築群皆選址于山川之間和臨川面山的高崗之上，建築群的佈置講究方位。東山嘴、草帽山的建築群都為南北向，圓形或近於圓形的祭壇位於南部，方形的積石冢或其他建築址位於北部，為北部方形與南部圓形的佈局，且方大圓小，又可依南北中心線分為對稱的東西部分。半拉山雖在積石冢以南未發現祭壇，但在冢上發現的廟址也坐落在冢的北部近於正中部位。東山嘴廟宇殘跡和草帽山較完整的石雕人像也都出在北部方形建築址內，都在顯示北廟南壇呈南北軸線的佈局。這恰好契合於文獻“祭天於南郊”（《漢書·郊祀志·下》）的記載。
在體現祭祀建築的規範化方面，作為紅山文化最高層次中心的牛河梁遺址最具典型性：在佔地50平方公里的諸多梁崗上，散佈有40多個遺址點。其中，以第一地點的女神廟和第二地點的祭壇最為重要。女神廟雖然只有約75平方米，仍可分中心、兩側、前後等多室，室內有眾多規模不等的泥塑神像，分別相當於真人的原大或二至三倍。第二地點的祭壇規模大，用料講究，構築獨特，規格甚高，尤其是壇的位置恰在女神廟的正南部，南北相距不到千米，當也為北廟南壇的佈局，它們共同構成牛河梁祭祀遺址群的主幹，並將周圍諸遺蹟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以南北中軸線佈局和將人文融於自然的大文化景觀。
牛河梁北廟南壇的佈局，表明祭祖與祭天是紅山人主要也是相互有所關聯的祭祀活動，廟為祭祖，壇為祭天，體現出紅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已非孤立零散，而是趨向體系化。
3.“由祀而禮、由巫而王”是中國特色的文明起源之路
天文考古表明，中國上古時期已有天圓地方思想，並以太陽在冬至、春秋分和夏至日的運行軌道按劃分為大、中、小三層圓。牛河梁祭壇3個同心圓直徑分別為11米、15.6米和22米，3個數等比近於。
2017年，在新疆巴音布魯克草原，考古人員也發現了一座約3000年前的祭壇。祭壇是一個用卵石混雜泥土建築起來的巨大圓錐體，錐體外圍修築3道石圍，構成3個同心圓，直徑分別為50米、70.7米和100米。這3個數形成一個等比數列，等比也近於。
這一點，恰好與牛河梁發現的5000年前祭壇“不謀而合”。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禮莫大於敬天，儀莫大於郊祀”，從上古到明清，縱橫數萬裡，橫跨幾千年，敬天法祖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胎記，一脈相承，代代相傳。
1999年，經過兩個半月發掘，考古專家在陝西師範大學體育學院操場南側，挖掘出一座隋唐兩朝皇帝祭天的祭壇，該壇初建於隋，唐朝沿用近300年，隋文帝楊堅、唐太宗李世民等21位皇帝都曾在此祭過天。
2006年，考古人員又在陝西鳳翔縣城南雍城，發現完整的國家大型“祭天台”，使用時長有700多年。多位秦國國君和西漢皇帝親臨此地主持大型祭祀。秦始皇22歲時，還在這裡舉行了國君成人加冕儀式。
在這些祭祀遺址中，為什麼是西遼河流域“先行一步”，出現“天壇鼻祖”？這不能不讓我們重新審視這片褐紅色的土地——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出土的近20米長石塊堆塑龍，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龍形遺蹟，距今已有8000年，頑強地佐證著一個事實：龍出遼河源；與此同時，在離它不遠的內蒙古赤峰敖漢旗興隆窪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8000年前的小米，證明小米當時已經成為當地先民日常食用的穀物。
農業的發展並逐步取代傳統漁獵，催生了紅山文化發達的天神崇拜。“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周易·觀卦·彖辭》），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說：“與西方以發展生產和貿易、改造自然的‘斷裂性文明’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具有將世界分為天地人神等不同層次的宇宙觀和通過溝通天與神以取得政治權力和財富的‘連續性文明’。在這種類型文明的形成過程中，精神領域、思維觀念往往得以超前發展。祭祀活動頻繁有序推動祭祀建築的發達和禮的形成。”
“中華文明的起源，從發展機制上看是由巫師通神靈，由祖神通天神的機制；從結果上看是由神權誕生王權，由祭祀制度而發育成禮樂制度的成長道路。”紅山文化學者、內蒙古赤峰學院於建設教授認為。
只是後來，隨著國家的出現，社會秩序的掌控僅靠祭祀神靈來運作難以再實現，於是就產生了王權。這一點，從紅山文化晚期半拉山墓葬出現整套帶柄端飾石鉞可以得到證明。與石鉞同時被發現的還有人骨，人骨保存完好，但大部分缺失頭骨。按《說文解字》解釋：“鉞，大斧也。”半拉山遺址出現了石鉞，說明紅山文化到最後時期告別了神權獨尊的時代，走向了軍權、王權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祀”與“戎”共同承擔起管控社會的使命。
（本報記者 劉勇 畢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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