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富豪們談之色變，普通老百姓為之雀躍的話題正在美國的輿論中心發酵：向富人徵稅。
先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議員、年僅29歲的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呼籲，對美國1000萬美元以上的收入人群徵收70%的最高邊際稅率。目前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37%。
緊接著，已經宣佈要角逐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籍女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又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提議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家庭每年徵收2%的財富稅，對資產超10億美元的家庭徵收3%財富稅。
向富人徵稅已然成為民主黨於下一屆總統大選向特朗普發起挑戰的主要經濟政策綱領。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Bridgewater)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近日指出，如何應對貧富不均這一當前這個時代最緊迫的問題將決定美國下屆選舉的贏家。
富人和平民之間的巨大鴻溝
向富人徵稅的提議獲得了廣泛的支持。福克斯新聞(Fox News)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兩黨選民普遍支持對富豪增稅。有85%的民主黨人支持對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富人增稅，共和黨人同意這一觀點的比例也高達54%。
這背後折射的是美國日益嚴峻的財富和機會不均等的現象，財富正高度且日益集中在相對少數人手中。
據華盛頓郵報援引的數據，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40%的國家財富，而最貧窮的90%的家庭僅擁有20%多一點的財富。在1962年的時候，這兩個群體分別擁有30%的 財富。大部分富人通過繼承、金融市場、獲得自然資源特別許可，以及其他被經濟學家們稱為“尋租”的非生產性手段獲得財富。
在美國近期創歷史紀錄的政府停擺事件中，一個小插曲也反應了富人和平民之間的巨大鴻溝。
有媒體報道稱，政府關門令數十萬美國公務員們領不到薪水，這導致一些聯邦政府僱員的生活雪上加霜，不得不去援助中心排隊領取生活必需品。
對此，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的反應是：”為什麼公務員放著貸款不申請，而選擇去避難所領取食物？“羅斯的言論引發強烈抨擊，對於一些低收入人群來說，羅斯的想法頗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思。
羅斯無法想象的是，一些公務員可能已經達到了信用額度上限，甚至揹負著高額的債務，這些債務的利率有可能高達18%。對於許多人來說，哪怕是支付很小一筆的額外費用都是一個挑戰。
根據美聯儲對2017年消費者財務狀況的最新研究，40%的美國人將難以支付400美元的緊急支出。在那些無法應付緊急情況的人當中，大多數人都聽從了羅斯的建議：58%的人會使用信用卡、貸款或預支工資支來應急。
財富稅：10年將帶來2.75萬億美元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裡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是沃倫財富稅提議的經濟顧問。
據他們預測，這項計劃的徵稅對象約為7.5萬美國家庭，不足全美國家庭總數的0.1%，有望在10年內帶來2.75萬億美元的稅收收入。這筆收入幾乎足夠支付兩次特朗普1.5萬億美元減稅改革的開支了。
據沃倫，這些資金將被用於降低兒童保育、學生債務和醫療保健的成本。為了打擊可能出現的逃稅行為，配套的措施包括：大幅增加國稅部門的執法預算；對符合標準的繳納人群設定最低審計率；對於放棄國籍的富豪徵收40%的“退出稅”；在現行《外國賬戶稅務合規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信息交換協議基礎上建立第三方報告機制等。
這項提議對於富人來說無疑是一記重擊。據《福布斯》分析，如果這項提議實行，美國億萬富翁們每年將需要上繳850億美元。
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擁有1370億美元的財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上述徵稅計劃下，他每年必須支付41億美元。彭 博數據顯示，貝索斯手中持有25億美元的現金和其他流動資產，也就是說他可能要被迫出售部分股票來填補不足。而比爾.蓋茨將額外繳納29億美元的稅款，沃倫.巴菲特將繳納25億美元。
無論奧卡西奧-科特茲提高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的提議還是沃倫的財富稅，都在引起了潛在被徵稅人群的強烈反對和擔憂。有投資公司高管直言向富人徵稅的想法“太可怕了”，也有一些將要繳納稅款的億萬富翁將其描述為邁向共產主義的一步。
戴爾創始人兼CEO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近日在達沃斯一場小組會議中就公開表示：“我不支持這種做法，我不認為這將有助於美國經濟的增長。" 戴爾稱，他和妻子在大約20年前建立了一個基金會，他們的貢獻遠超過了對年收入徵收70%稅率的貢獻， “比起交給政府，我對我們私人基金會分配這些資金的能力更放心。”
從小家道貧寒，如今坐擁約42億美元財富的美國企業家弗蘭克.範德斯魯特(Frank VanderSloot)表示：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件很容易向人們兜售的提議，尤其是年輕人。嘿，如果我們只是從那些擁有它的人那裡拿走它，然後自己留著，或者把它給那些沒有的人，這難道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嗎?但是已經有人嘗試過了。這造成了一場經濟災難。"
達利歐雖然對貧富差距問題的緊迫性表示贊同，但對向富人徵稅的提議持謹慎態度，他認為認為稅率的變化將對激勵機制產生巨大影響，這可能對資本流動，以及市場和經濟產生意想不到的重大沖擊。
徵收富人稅，這是個好方法嗎？
“向富人徵稅，供養窮人，直到再也沒有富人。”(Tax the rich, feed the poor, till there are no rich no more.)
這句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電臺熱播歌曲《我想改變世界》的歌詞道出了普羅大眾對向富人徵稅的美好願望。然而對於當下的美國，願望很美好，實現起來將是困難重重。
向富人徵稅真正獲得國會通過成為法律的可能性不大，這需要民主黨在2020年大選中以絕對優勢拿下白宮和國會。就財富稅而言，如果要獲得實施，首先沃倫必須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並且民主黨必須在參議院獲得60個席位。
除此之外，財富稅的提議還可能遭到憲法的挑戰。第十六條修正案授權國會對“任何來源的收入”徵稅，且無須不需要在各州按比例分配或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數據。 也就是說，憲法沒有賦予國會對資產負債表徵稅，即財富總額，徵稅的權力。
如果拋開這些政治和法律障礙不談，徵財富稅是個好主意嗎? 這個問題眼下正引起廣泛爭論。
例如國際慈善和人道主義組織樂施會(OXFAM)就認為通過向富人徵稅來幫助窮人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在其本月在達沃斯論壇發佈的最新報告中，該組織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群額外支付0.5%的稅，會有足夠的資金來教育2.62億名輟學兒童，並提供足夠的衛生保健來拯救330萬可能由於缺乏適當的治療而死亡的病人。
然而，徵收財富稅在操作層面上存在許多棘手的難題。首先，富人的資產很難估值。超級富豪通常不會把所有的錢存在銀行賬戶裡，他們擁有各種各樣類型的資產，其中就包括非上市企業股權、稀有古董、藝術品等非公開交易資產，如何對這些資產進行定價是一個大問題。
其次，富豪們總是很擅長避稅，或者說，他們有能力聘請專業會計師和律師來幫助他們避稅。例如他們可以將財富隱藏在信託基金中，或轉移到海外，甚至利用法律漏洞讓資產貶值。
再者，納稅人不僅能通過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來逃避財富稅，他們甚至可以乾脆放棄公民身份，收拾家當離開美國，或者選擇從一開始就不移民到美國，來做到這一點，即所謂的“稅收流亡”。
雖然沃倫頗有先見之明地在她的財富稅計劃中針對放棄國籍的富豪設計了40%的“退出稅”，但批評者認為這傳遞出一絲“獨裁”的味道，崇尚自由的美國不應該成為一個禁止出境的地方，無論想要離開的人是窮人還是富人。
財富稅的公平性也引起質疑。從公共政策角度，財富稅會導致重複徵稅，富豪不僅要為他們的收入支付所得稅，還要為同樣的一筆錢支付財富稅，而且財富稅每年都要重複繳納。此外，財富稅的一個潛在假設是，有錢人的財富大多來自尋租，而不是通過對社會有益的經濟活動，然而公共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在不妖魔化任何人的情況下減少不平等。
從經濟角度，也有人擔憂財富稅會打擊富裕納稅人從事額外工作、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這會阻礙創新和投資，降低生產率，最終導致所有人都變窮。
那麼，有更好的方法嗎？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去年的一份報告，截至2017年，在12個於1990年開始徵收淨財富稅的歐洲國家中，有8個國家已經廢除了這些稅收，其中包括瑞典和丹麥等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法國於2018年加入廢除隊列。
OECD的研究發現，取消淨財富稅的決定往往是出於效率和行政方面的考慮，更重要的是淨財富稅往往未能實現其再分配目標。除了少數例外，淨財富稅的收入非常低。
OECD建議，一個最優的徵稅體系應該把目標放在資本收入和財富繼承方面，可以通過減少當前對資本收益和財富繼承的優惠待遇來促進公平。
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財長部長顧問的Steven Rattner也支持提高資本利得和股息的稅率，從而實現向富人增稅，因為超級收入者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資本利得。
目前，美國資本收益或股息的稅率為23.8%，這遠低於個人所得稅最高38%的邊際稅率。資本利得稅率之所以較低，是因為考慮到在對企業徵稅後，再對股東利潤徵稅，構成了重複徵稅。
然而，在美國2017年的稅改中，企業利潤稅率從35%下調至21%，這為提高資本利得稅和股息稅提供了空間。
與其推出財富稅這種激進的，且會使得美國稅收體系更加複雜的方法，政府可以通過修正現有稅收體系中一些利於富人的“漏洞”來實現向富人增稅。
例如，2017年特朗普政府減稅改革提高了遺產稅的起徵點，這意味著繳納遺產稅的人將減少。該舉措在美國國內被認為是為富人減稅，爭議較大。新政府可以通過將門檻降低到先前的水平，甚至更低，帶來更多的收入，並對繼承的財富進行更嚴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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