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庚子之亂後，國內立憲呼聲日益熱烈，清廷為了繼續維護自己的統治，派出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位大臣分別赴歐美、日本等國進行憲政考察，為國內政治改革摸索方向。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廷挽救危局的一種無奈之舉，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憲政改革的標誌。意義很重大，但經費卻是個大問題。
首先五大臣並不只是五個人，還有眾多隨員。據後來的五大臣日記記載，隨員共102人。所有隨員兵分兩路，一路隨行載澤的有54人，一路隨行戴鴻慈的有48人。這些隨員中除了翻譯外，還有大批的京官、地方官、海陸軍官、留學生等。有人負責先遣聯絡、有人負責翻譯、有人負責考察、有人負責編纂。這麼多人浩浩蕩蕩出國，人吃馬喂，吃穿用度自然花銷很大。
五大臣出洋考察，舉國關注。到底出洋考察要花多少錢，當時很多人並不清楚。有說需要30萬，有說需要60萬，袁世凱說要80萬。但輿論普遍認為，“萬不可因簡就陋 ,吝惜財用 ,使出洋考察者以費絀草率從事” 。
載澤考察團在外國
上海《新聞報》發表《論出洋經費太薄》一文，“若限以財力草草畢事, 欲少留則費用已盡，欲不少留而調查各項政治又未能盡扼其要……”清廷讓外務部與戶部商量著辦。戶部哭窮，財政才300萬兩銀子，家底太薄。戶部跟外務部說，從你們海關拿錢吧！外務部說，滾粗，我們也沒錢。最後，兩個部委一商量，乾脆讓各省攤派。方案敲定，各省分攤，按年繳納，總額80萬。
80萬的總額如何向各省分攤呢？戶部沒有自己做主，而是讓各省去商量著辦。戶部分別給各省去電，要各省認捐。首先致電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說現在財政緊張，但立憲事大，需要你們以大局為重，儘快籌措經費，帶頭做榜樣。袁世凱、周馥、張之洞三人經過商議，決定每個地方各出10萬。
立憲關乎國家前途命運，各省紛紛表示支持，紛紛認捐，籌措80萬並不費勁。根據《清代(未刊)上諭奏疏公牘電文彙編 》記載，各省分攤數額大致是這樣的：
直隸：10萬
湖北：10萬
江蘇：10萬
廣東：6萬
浙江：5萬
四川：5萬
河南：5萬
江西：4萬
山東：4萬
湖南：4萬
安徽：3萬
山西：3萬
陝西：2萬
雲南：2萬
福建：2萬
甘肅：2萬
廣西：2萬
新疆：1萬
貴州：1萬
電報局：2.79萬
總計：83.79萬
原定計劃是80萬，結果籌措了近84萬，如果說戶部沒有給各省提前分配數額是不成立的，否則不可能數額如此接近。卿美兄推測，戶部很可能根據各省經濟實力，做了一個大致的分配數額，然後要求各省認捐。
各省認捐很積極，但真的掏錢時卻當起了縮頭烏龜。按規定，各省認捐的經費要全部匯款到上海，然後再到外資銀行換成金鎊。金鎊就是英鎊金幣。但在五大臣出洋時，大部分省份的經費都沒有匯出。這就相當尷尬了，各省貌似不拿清廷權威當回事。
1905年12月11日，五大臣兵分兩路出發。一路以戴鴻慈為代表的考察團，從北京經天津至秦皇島，南下到上海，換乘美國“西伯利亞”號郵輪首先赴日本考察。另一路以載澤為代表，也是經天津，南下上海，換乘法國“克利刀連”號輪船經日本赴歐美。也許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出國考察的費用根本沒有籌措到位。
窮家富路，出門不帶錢不行。據上海《新聞報》報道，五大臣出洋考察團初期的費用全部在外務部支取，每人可攜帶1000-1500兩。他們攜帶的不是沉甸甸的銀錠，而是銀票。銀錠那東西又重又不方便，而銀票只是一張紙。那時1兩銀子約等於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每人攜帶的金額大致相當於20-30萬人民幣。對於這個數目，在當時出洋是什麼概念呢？我們對比一下。
1887年10月，清政府派遣了12名海外遊歷使出洋考察。當時清政府的財政也是很緊張。在《遊歷章程中》規定，遊歷使出發前，可以預支6個月的工資再加1000兩。當時遊歷使的工資是每月200兩，翻譯是每月50兩。6個月工資就是1200兩，加上1000兩，一共就是2200兩。相比之下，五大臣出洋考察團的級別遠遠高於海外遊歷使考察團，但費用竟然不如海外遊歷使寬裕。
海外遊歷使考察團的經費沒有采用各省分攤的方法，而是由各駐外使館來出，一部分是使館經費，一部分是使臣工資。大使、參贊、翻譯，工資全部減去20%。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巨大矛盾，因為沒有人願意被剋扣工資。大使們怨聲載道，對遊歷使比較排斥，甚至出現激烈的衝突，讓考察效果大打折扣。
遊歷使需要當地的接待、配合，花銷又都是出自大使工資，自然多少有些吃人嘴短、拿人手軟，不敢硬氣。國外花銷巨大，常常入不敷出，遊歷使們只能默默忍受。比如在俄國，租一次馬車就需要七八盧布，大致合3兩銀子。旅館住宿很貴，有時進去一問價，趕緊出來了，太貴不敢住。在俄國考察三個月，吃穿住行，外加請請客吃飯、送禮，一共花銷1000盧布，約合400兩銀子，相當於遊歷使兩個月工資。
1887年的海外遊歷使考察團，雖然成員都比較勤勉，但由於經費緊張，使得考察效果差強人意。經常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能不去就不去了，或是窩在旅館裡寫遊記。偌大的一個加拿大，只考察了幾天。
再說五大臣出洋考察團，級別罕見之高，人數有百人之多，但經費並沒有太大增長。兩路考察團在外面一路風塵，一路叫苦。據戴鴻慈日記記載，“彼都旅處,用度殊奢。侈費固非所以體時艱, 過簡則亦無以尊國體, 權衡豐嗇 ,極費躊躇也。”兩路考察團不斷向清政府致電，催要路費，“所需各款異常支絀, 應請速為匯解 ,以濟急需 。”“回國在邇, 以資告匱,請飭江海關道速行匯銀十二萬兩,以濟要需。”戴鴻慈一路考察團剛剛到美國， “購備禮物 ,支發治裝、薪水 ”等各項支出竟然已經高達9萬兩。
在五大臣考察團向清政府催要路費的同時，清政府也在向各省催要。真要掏錢了，各省紛紛施展自己哭窮大法。據《袁世凱奏摺專輯》記載，直隸袁世凱是這樣說的，“直隸財用萬分窘迫, 頻年籌備餉項實已悉索敝賦, 不遺餘力。”湖北張之洞說：“此次親貴出洋經費鄂認解十萬兩, 原因要政所需, 勉副尊命, 以顧大局, 其實款從何出尚無著落。”
江西說：“勉任銀四萬兩, 惟江庫入不敷出, 所短甚巨, 能否按年籌解尚無把握 ……”山西說：“晉省庫款入不敷出, 本形支絀。”安徽說：“查銅元餘利皖省新機雖已告成,出元仍屬無多, 且市價逐漸跌減, 餘利更為微薄, 一時驟難集數。”
哭窮歸哭窮，還是要想辦法籌措。直隸的辦法是“由關內外鐵路餘利項下挪撥銀十萬兩解京應用”。湖北是“茲督飭司道詳加籌商, 擬即在江漢關稅項下設法騰挪撥解。”廣東則是“擬由藩、運、善後、釐務四庫每年各認解銀一萬兩，並粵海關庫每年認解銀二萬兩。”安徽是“現由司設法騰挪, 在於庫存附儲雜款項下先行借撥庫平銀三萬兩。”
1906年8月，五大臣考察團回國。有些省份仍沒有拿出錢。清政府也沒辦法。根據規定，考察團要到度支部核准報銷費用，各項費用匯總統計。1907年4月3日，上海《新聞報》將此次考察團的費用公佈，《度支部核覆考政使臣經費》一文中，列舉了兩路考察團的各項支出比例，如“治裝、歸裝、俸薪”是最大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分別為56.37%、46.49%；“川資、客寓、電報”是第二大支出，各佔比為25.58%、34.17%；“贈送禮物、犒賞”是第三大支出，分別佔比9.95%、9.88%；其餘還有“購書、譯書”等支出。
經過彙總，戴鴻慈一路考察團共計支出33萬兩，載澤一路考察團共計支出，37.95萬兩。一共約為70.96萬兩。
搞笑的是，報銷完結後，度支部還在向各地催繳欠款。各省更不願意給了，考察團都回國了，還給什麼錢。度支部說，原來說好的，必須給。各省說，滾犢子，花了70萬，找我們要83萬，還說什麼結餘要留給你們自己花，堅決不給！催來催去，皇帝都換了宣統，欠款仍沒有按原計劃繳清。據1909年統計，只有廣東省6萬兩全部解清。
如果按1兩=200元人民幣換算，當時的70萬兩，摺合今天的人民幣就是1.4億元。五大臣考察團共107人，平均每人花銷130.8萬。在外面大約八個月，平均每個月1750萬元。如此算下來，每人每月平均花銷為16.35萬元。這個數額還是不小的。
花費如此之巨的憲政考察，最後還是沒能挽救清廷，也讓中國錯失了百年一遇的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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