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情感，李澤厚《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研究的起點是，與人性有關的人與動物的區分。 社會生物學派認為，人的一切動物都有。動物也有行為規範，也有自己的“倫理學”。說到人與動物的區別，很多問題確實到現在也搞不清楚，如人類為什麼沒有毛，有人說人是從海生動物進化來的，因此沒毛。有的說由於狩獵奔跑出汗的原因而進化了。有的說是人會直立，但動物有的也能直立; 說人有語言，但動物也有語言; 說到使用工具，有的動物也會使用甚至“製造”工具。但李澤厚認為，人與動物不同，關鍵在於人類“普遍必然”地使用一製造工具，沒有工具就不能生存——哪種動物沒有工具就不能生存呢? 人。和馬克思不同在什麼地方呢?
馬克思說工具就落到生產力，但他從生產力轉向生產關係的研究，再到上層建築，這是從外在或人文的方面去做的研究。李澤厚更著重於探討使用—製造工具對人類的心理構造形成了什麼影響，也就是研究因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即人性問題，這也就是“積澱”，積澱就是形成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心理形式。李澤厚研究的是內在的或者說人性的方面。馬克思側重人文，李澤厚側重人性。
康德講“先驗理性”，是人所特有的感知認識形式。它們如何來的呢? 康德沒有說，只說是“先驗”的即先於經驗的。李澤厚用“人類如何可能”來回答康德的“認識如何可能”，也就是要提出經驗變先驗，對個體來說的先驗認識形式是由人類經驗所歷史地積澱而形成的，這也就是李澤厚所說的“文化—心理結構”。古希臘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富蘭克林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而李澤厚是要把這兩個定義結合起來，即研究人怎樣由“製造工具的動物”變為“有理性的動物”。康德那個著名的感性和知性的不可知的共同根源，海德格爾認為是先驗想象力，李澤厚認為是使用一製造工具的生產、生活的實踐。感性源自個體實踐的感覺經驗，知性源自人類實踐的心理形式。
這表現在認識論方面，人類有物質工具，人類還有符號工具，有邏輯、數學等等。同時也包括倫理學方面和審美方面，中國的倫理學把人的動物性本能提高到理性，把經驗變先驗這一點顯現得特別清晰。母雞保護小雞是動物性，但人把它變成倫理規範，變成一種理性的情感和情感的理性，這就把動物性昇華了。例如，“孝”可能與人的哺乳期長從而留下較長感情記憶的生物學因素有關，為何哺乳期長又可能與狩獵而肉食使生活較穩定有關。但這一切經由生理化變為倫理命令便大不同於動物了。“孝”如此，“悌”也有像黑猩猩照顧幼弟那樣的生物性基礎。總之，李澤厚重視生物性基礎，更強調理性化提升。
這樣，人是理性的，同時是動物。有的人認為人就是理性的，不承認動物性那一而，有的人恰好相反，只強調動物性。其實這兩方面都是存在的，這才是人。猴子拾果子，自己拾了自己飽腹就可以了，但人要集體狩獵，打獵就要求並逐漸形成了某種必須遵循的共同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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