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對中國出口美國34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244億元）的商品加徵25%的關稅以來，到7月5日，僅僅14個交易日，中國A股下跌近9%，深滬兩市市值損失超過4萬億元。與此同時，以大陸上市公司為主的香港股市也遭受了同樣的跌幅，市值損失超過3萬億港幣。更令人不安的是，期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6.40最高跌至6.72，貶值達5%，儘管之前人民幣兌美元保持強勢升值。為什麼涉及區區340億美元的中美貿易戰能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如此大的衝擊？中國應當如何應對美國掀起的貿易戰？
貿易戰衝擊中國股市的原因
中興通訊事件放大了市場對中美貿易戰的恐懼，放大了中國經濟對美國市場的依賴。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以中興通訊違反之前與其達成的和解協議為由，做出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出口電信零部件產品，期限為7年的處罰，即激活拒絕令。次日，中興通訊向深交所和港交所申請停牌。5月9日中興通訊發佈公告稱受拒絕令影響，該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6月9日中興通訊與BIS達成《替代的和解協議》，以向美國政府支付10億美元罰款和4億美元保證金為條件取消禁令，並於6月13日復牌，股價暴跌超過50%，市值縮水超過700億元。6月19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恢復中興通訊銷售禁令的法案，使事件再起波瀾，7月12日美國商務部與中興通訊簽署協議，取消銷售禁令，中興通訊經營業務得以恢復。儘管中興事件最終避免公司破產和大量員工的失業，但美國政府完全掌握中興通訊命運的事實加大了中國投資者對美國的恐懼，認為中國高科技企業在美國製裁面前相當脆弱，貿易戰後果中國難以承受。
中國堅定推行的去槓桿和嚴監管貨幣政策使中國社會融資規模收縮，使貨幣市場資金成本上升，股票市場流動性下降。自2017年央行實施以去槓桿和防範影子銀行風險為目的的MPA（宏觀審慎評估）考核，並配以銀保監會的嚴監管以來，銀行以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為主的表外業務大幅壓縮，部分轉為銀行的表內信貸，此舉在增加銀行業務透明度的同時，降低其資本充足率，使其資產擴張速度放緩，貨幣供給增速下降。數據顯示，6月份M2同比增長8%，創下歷史新低；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為1.18萬億元，同比減少3000億元，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累計收縮超過2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收縮，意味著市場資金供給的減少，抬高了資金的市場利率，股市流入資金收縮，導致股市低迷。
市場對中美貿易戰進一步擴大的前景擔憂，擔心中國經濟受到較大沖擊。從中美貿易數據上看，2017年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約4300億美元，進口美國商品約1500億美元，中美貿易戰升級對中國的損害更大一些，即雙方可以加徵關稅的貿易金額並不對稱。在7月6日中美雙方互相對對方出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之後，美國政府又聲稱將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另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的關稅，而此次涉及的金額超過了美國出口中國商品總額，因而中國的反制手段顯得相對有限。因此，由美國主導的貿易戰加大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在股票市場上帶來一定程度的恐慌，加劇了股價的下行。
特朗普敢於掀起貿易戰的原因
美國此次與中國及相關國家的貿易戰可謂蓄謀已久、有備而來。儘管歷史經驗表明，貿易戰並沒有贏家。1929年美國總統胡佛為使經濟走出蕭條，批准《斯穆特—霍利法案》，對超過兩萬種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最高關稅稅率接近60%，目的是讓外國產品更貴，以鼓勵美國人購買國內產品，刺激經濟增長。但是，此舉招致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報復性關稅措施，結果之後五年間，全球貿易規模萎縮三分之二，美國進出口額驟降50%，最終引發經濟大蕭條。美國政府及其智囊團不可能不知道貿易戰的歷史教訓，但是依然發動主要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原因何在？
試圖改變WTO框架下世界貿易及關稅稅率格局，實現美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關稅稅率的對等，促進美國製造業的迴流。特朗普的總體目標是實現美國製造業的迴流，挽救美國“鐵鏽州”衰敗的頹勢，增加美國就業。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先實施大刀闊斧的針對個人和企業的減稅，接著通過任命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取代相對溫和的耶倫推行激進的加息政策實現強勢美元，針對中國、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國掀起貿易戰，目的在於迫使對手與其進行雙邊談判，採用鏡像規則，實現關稅對等，降低主要貿易伙伴的關稅稅率，減少美國企業為規避關稅而在海外建廠，引導美國製造業的迴流。
美國實施力度較大的減稅措施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為其貿易戰奠定基礎。特朗普於2018年1月實施第一輪減稅，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15%～35%的累進稅率降至21%的單一稅率，將個人所得稅稅率的七檔稅率從原來的10%、15%、25%、28%、33%、35%、39.6%調整至10%、12%、22%、24%、32%、35%和37%，估計每年減稅約1500億美元，約佔2017年美國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1.88萬億美元（不含1.16萬億美元的社會保險稅）的8%。儘管美國減稅總量有限，但其效果已經開始顯現，6月美國失業率創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3.8%，甚至低於自然失業率水平，同時2018年一季度經濟實現2.77%的增長，創下近三年來的新高。簡言之，減稅使得特朗普獲得掀起貿易戰的民意支持和經濟資本。
中國應大刀闊斧減稅以應對中美貿易戰
目前中國的個稅改革方案正處於徵詢民意階段，但從僅將起徵點提高1500元（即5000元）和保留最高稅率45%的主要內容看，中國並沒有決心實施大刀闊斧的個稅改革，之前僅降低1個百分點（從17%降至16%）的企業增值稅改革力度也顯得不足。面對美國的貿易戰，中國除實行對等的加徵關稅反制外，關鍵在於通過大刀闊斧、立竿見影的稅收改革改善實體經濟，尤其是切實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企業的盈利能力，促進企業的產業升級，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才能真正應對美國掀起的貿易戰。
從政府債務比例和稅收增速及結合主要社會資源國有的國情看，中國具有較大的減稅空間。2017年中國中央財政債務餘額為13.48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16.47萬億元，合計約30萬億元，佔當年GDP的比例為36%，遠低於美國債務佔GDP比例超過100%的水平，而特朗普仍成功推行大刀闊斧的減稅改革，因此，那些認為中國財政存在赤字而不適合減稅的論調顯得不合時宜。在中國政府掌握大多數社會資源的當今，政府可以承擔比西方國家更高的債務負擔，但這不是鼓勵政府進行更多的低效益的項目投資，而是更大力度地減稅，讓企業和個人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投資與消費，降低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的依賴，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現實看，2018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10萬億元，同比增長10.6%，個稅同比增長20.3%，企業增值稅同比增長16.6%，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12.8%，而同期GDP增速為6.8%，居民收入增速為6.6%，可見稅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增速，表明資源加速向政府集中，這與政府主張的發揮市場機制在調節資源中的決定作用，努力調整經濟結構初衷相違背。在經濟增速下行、貿易戰威脅加劇的當今，即使將稅收增速降至經濟增速，中國減稅仍有較大的空間。
從全球視角看，中國企業稅負已明顯高於美國，總稅負高於世界主要經濟體，有調整的客觀需要。經過特朗普的減稅之後，美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由最高35%降至單一稅率21%，由於美國沒有增值稅，因而企業的主要直接稅負基本在21%左右，這就是中國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將其部分生產線遷至美國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國企業所得稅為25%，基本增值稅為17%,這兩項合併，中國企業稅負是美國的兩倍，這就是美國信心滿滿地認為製造業能夠迴流的主要原因。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企業稅負也處於較高水平。2016年世界銀行發佈的一份全球企業稅負情況報告顯示，全球190個國家企業平均總稅率（企業所交的稅費佔利潤的比例）為40.6%，其中中國為68%、德國為48.9%、美國為44%、英國為30.9%、印度為60.6%、俄羅斯為47.4%，中國總稅率排名全球第12位，高於全球主要經濟體。在中美貿易戰和經濟下行背景下，建議果斷減輕企業稅負，把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0%，增值稅由最高16%降至10%，提高中國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減少外資企業向東南亞地區的轉移，恢復經濟的快速高質量增長。
中國個稅改革方向應當是避免重複徵稅。當前可將個稅起徵點提高到7000元，把最高稅率降至35%，並依次降低各檔稅率，從而切實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促進消費與投資，對沖貿易戰的不利影響。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0.4萬億元，其中個人所得稅為8127億元，佔比約為8%，算是小稅種之一。但是，由於主要稅種增值稅（佔比33%）、消費稅（佔比約7%）、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和關稅（三者合計佔比10%）、車輛購置稅、印花稅均為流轉稅，雖然是由企業繳納，但企業通過調整銷售價格直接轉嫁給個人，最終納稅人仍然是個人，因此，個人真正承擔的稅負比例遠高於個人所得稅佔比所顯示的水平，至少在總稅收中佔比30%以上。從長遠看，中國個稅改革應當避免重複徵稅，實施納稅抵扣，即將個人或家庭消費、投資中已經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印花稅、車船使用稅、關稅等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予以抵扣，這不僅體現公平，而且也可以鼓勵居民消費，且符合國際慣例，同時可減少居民大量海外購物現象。個稅改革對中國經濟影響深遠，如果真能大幅減輕個稅負擔，將極大釋放國內居民的消費與投資能力，14億人口的中國不必依賴僅3.4億人口的美國市場也可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同時降低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儘管當前政府正在徵詢意見的個稅改革方案，首次提出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房貸利息和租金五項專項附加扣除，這無疑是巨大的進步，但是，由於目前個稅基本上由企業代扣代繳，這些專項扣除如何操作存在不確定性，人們擔心需要繁瑣的手續和耗費較長的時間，這使專項扣除減稅的效果大打折扣。美國貿易戰威脅的當下，最可行的個稅改革是把起徵點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7000元（甚至更高，與GDP增幅大體相當），同時把最高稅率由45%降至35%（美國個稅最高稅率為37%），各檔稅率依次下調，這樣才能切實降低個人稅負，而不是把非工資收入納入徵稅對象後僅小幅提高起徵點到5000元，並保持45%帶有懲罰性質和仇富心理的最高稅率，後者導致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稅和高端人才流失，更不利於中國吸引國際高端科技人才迴流。中國明智地摒棄計劃經濟推行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在充分競爭行業，高收入意味著對社會的貢獻大，政府沒有必要通過徵稅來縮小貧富差距，而應當建立對低收入貧困家庭救助的社會保障制度，來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的目標。
美國對中國另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徵10%關稅極可能於9月落地，僅憑几句豪言壯語和市場喊話，或者對美國國內製衡特朗普抱有幻想，都是不切實際的，拯救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的只能是中國自己，放棄陳舊的計劃經濟思想，實施大刀闊斧的稅收改革，切實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負，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才能恢復活力，才能應對美國貿易戰的衝擊，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作者系對外經貿大學研究員，
任職於中國民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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