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缺乏合適的產業政策
2018年，香港大學宣佈，該校的醫學院艾滋病研究所研製出一種新型抗體藥物（BiIA-SG），在小鼠身上成功進行實驗。據介紹，該藥物能有策略地伏擊艾滋病病毒，保護細胞不被感染。另外，基因導入的BiIA-SG可以在小鼠體內持續發揮功效，並且清除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細胞。這項研究成果已在最新一期國際著名生物醫學期刊《臨床研究雜誌》上發表，成就非常引人矚目。
長期以來，“銀行多過米店”的香港經濟究竟應該想何處去？這是一個富有挑戰的問題。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令人滿意，因而過去就有了香港經濟“被邊緣化”，“香港經濟只能依附於中國大陸”等等說法。眾所周知，香港的經濟地位特殊，地域狹窄，人口眾多，過去因為製造業產業轉移往大陸地區，因此香港基本完全失去了製造業，只剩下發達的金融業以及房地產作為經濟的支柱產業。不過，房地產的繁榮又帶來了成本價格的上漲，這使得一般的產業基本難以落地生根，對其他可能的產業造成嚴重擠壓，讓香港經濟鎖定了金融和房地產兩大產業部門，“兩枝獨秀”，這對於香港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利，失去了產業轉圜的空間，居民就業和收入提升的渠道變得非常狹窄。
香港在“97”之後，轉眼21年的時間就過去了，但香港經濟依舊受困其中，不能自拔，香港政府也沒有提出有力、有效而富有明確前景的政策，推動香港經濟徹底走出“兩枝獨秀”的泥沼，非常令人遺憾。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深入研究起來，恐怕也與特區政府的產業政策的猶疑不決以及產業政策研究人才的匱乏有關。實際上，香港的產業復興是有機會的，關鍵是要看清楚香港要成為“亞洲的舊金山”——這種產業復興之路的方向與時代大背景。
現在的時代，教育產業已經不僅僅是“讀書育人”那般簡單了，教育產業已經構成為社會發展中至為重要的生產力資源。美國就是這樣，美國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美國發達而繁榮、事實上也是無與倫比的教育產業密切相關。香港恰恰有著亞洲區極為優秀的教育產業，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是一所國際化的公立研究型大學，通常也被認為是亞洲最具名望的大學之一，有亞洲“常春藤”之稱，更是英國在東亞成立的唯一一間大學。香港大學作為跨學術領域的綜合大學，其以法律學、政治學、教育學、工程學、會計學、生命科學及醫學見長。港大的醫學院是全球第一個成功鑑定及上報冠狀病毒（非典型肺炎病原體）的研究單位，港大的牙醫學院在2016年及2017年連續兩年全球排名第一。港大以及香港其他大學，本來就為香港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讓香港成為“亞洲的舊金山”，奠定了極為良好的產業基礎。
事實也正是如此，香港的科技教育界有能力依靠大陸地區的龐大消費需求而與之結合，創造出世界生物科技產業的奇蹟。
香港大學發明的“導流雜交”的專利技術，授權給廣東凱普生物科技集團，雙方研發團隊共同合作，開發出一種低密度醫療基因芯片的平臺HybriMax，成為凱普目前核酸分子診斷的核心繫統。由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副教授陳佩博士領導的研究團隊，成功開發的一套軟骨組織再生技術，能夠利用自身的細胞，主要是骨髓中的幹細胞，培植全新的一套關節組織，並構建至適當的形狀大小，可以作為軟骨組織修復移植之用。這種相較於傳統的療法，通過移植病人其他部位的健康軟骨組織作修補，新療法不需損傷到健康的軟骨組織，病人在手術後有望更快康復，而且沒有併發症。這種療法不但是在人口龐大的中國，甚至就是在世界各國也具有極大的市場潛力。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關鍵是要看到中國龐大的市場消費潛力。中國是一個人口老齡化極為嚴重的國家，60歲以上的人口高達2.41億人，幾乎與美國整個國家的人口規模相當。按照一般的規律，老齡化程度越高的國家，所需要的生物醫藥支持的程度也就越大，這是客觀規律，但因種種條件的限制，中國的生物科技發展很一般，只是近年來才剛剛開始啟動。所以，與香港近在咫尺的中國龐大消費人口的需求，在客觀上就奠定了香港發展生物科技產業的良好基礎，關鍵是香港特區政府要做出正確的產業選擇。
應該指出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已經認識到科技對於香港未來的重要性，開始做出了一些政策調整。
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建設了科技園，現在這家香港科技園，已經匯聚了超過630家科技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的創業培育計劃現在正培育著超過260家初創企業。現在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的科研基建和專業服務，包括培育服務及投資者配對，以支持科技初創企業。香港交易所方面也打開了自己的渠道，推出了“上市之路”的平臺，開放給處於不同階段並計劃募集資金及準備上市的所有科技公司。香港交易所的選擇，現在主要針對包括來自生物醫藥科技、電子、綠色科技、信息和通訊科技，以及物料與精密工程產業。
評估這些年來的特區政府產業政策，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早於1998年就決定研究發展創科產業，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他在1998年的施政報告中為創科產業的未來發展勾畫出一幅藍圖，提出以50億港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此後，曾蔭權任內又為香港提出了“六大產業”，其中包括教育、醫療產業。不過後來，在梁振英任內，由於大量醫院要求佔用更多的香港稀缺的土地資源，實際又宣佈了教育和醫療產業的“事實結束”。可以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的產業政策，搖擺不定，執行不力，說的多，做的少，資源投放與科技產業的發展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體系，成效不彰。即便是現在，特區政府追蹤扶持的科技產業，也幾乎分佈於現在世界上所有熱門的科技產業。政策面的跟風趨勢明顯，是一種“撒米喂小鳥”式的產業政策。很顯然，香港特區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的資源，同時“培育成功”所有這些熱門的科技產業，除非香港特區政府將自己的產業發展責任以及政府的科技產業政策，視同為一種企業級別的風險投資行為。
其實，香港的科技資源已經為大陸所重視，吸引到越來越多的大陸資本。比如紅杉資本就與香港科技大學聯合香港高校科技界十餘位科技超級大咖，共同成立了“HONGKONG X科技創業平臺暨青年創業服務系統”。其中的基金將支持120個早期項目，50多個天使專案。按照計劃，這個基金每年將投入200至300萬港幣，新鴻基地產將免費為青年創業者提供了近一萬英尺的研究辦公及實驗室場地。
香港產業政策現在的問題是，大致方向雖然明確，但野心過大，產業分佈面過大。這樣的產業政策，可能更符合資本的觀點，但不符合產業發展的規律。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同時發展起來如此多的產業，即便是美國的舊金山，也就是以一個生物醫藥在世界上最為著名。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如果能夠將自己做成“亞洲的舊金山”就已經足夠。要知道，生物製藥行業是美國加州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而舊金山又是加州的支柱。2011年，加州生物科技公司2323家，僱用員工26.7萬人，產值115.4億美元。其中的舊金山，吸引到的風險投資，生物技術領域就佔到了30%。而且信息技術的發展與生物科技不可分，生物科技的創新嚴重依賴信息技術，實際兩類科技總是並駕齊驅，共同發展的，而生物科技的致用性決定了它是產業的真正領頭羊。
關鍵問題是，香港必須制訂清晰明確的產業政策，尋求良好的產業協調模式，集中資源加以發展。在金融和房地產“兩枝獨秀”的今天，一定要明確，香港就是“亞洲的舊金山”。
閱讀更多 安邦諮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