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6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歷史,從文化角度看,可說是一部“西學東漸”的歷史。鹹同時期,新一輪的西學傳播開始。各通商口岸成為傳播基地,傳播機構多種多樣,有教會和國人興辦的新式學校,有形形色色的報紙、雜誌,另有專門的西書翻譯機構,其中尤以江南官辦譯書機構譯書量多面廣,影響最大,在晚清西學東漸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各印刷機構採用傳入的鉛印、石印等新興的印刷技術,大量印行西書。同時,還派遣留學生走出國門學習。西學東漸圍繞著瞭解世界、求強求富、科學啟蒙等主題而展開,逐漸擴大到社會各個階層,使國人眼界大開。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馮桂芬(1809—1874年),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他研習過數學和天文學,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後協助李鴻章創辦上海同文館。著有《校邠廬抗議》一書,認為中國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提出“採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等建議。這種思想為後來興起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引用,作為變法圖強的理論根據。

這部政論集是馮桂芬提出的改革方案,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生產、經濟等多範圍,集中體現了馮桂芬的早期改良思想。由於當時洋務派勢力還未形成,此書刊行後未引起很大反響,若干年後才被改良派和維新派人士奉為改良思想的先聲而大加宣傳、翻刻。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本篇提出處理中西學的關係的原則:“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後來被概括為“屮學為本,西學為用”的理論,成為維新運動前,洋務派和改良派所共同提倡的口號。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馮桂芬稱讚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認為應當切實實施製造西洋船炮的措施,提出要把制洋器列入國家選土的科舉制度屮,認為這些自強之道都是迫切需要施行的。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王韜(1828—1897年),初名利賓,字紫論,號仲搜,別號餿園老人等,江蘇長洲(今吳縣)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的邀請赴上海,任職於英國教會辦的墨海書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後,屢向清政府獻“御戎”“平賊”等策,但未被採納。咸豐末年回鄉,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均,為清政府獲悉,下令緝拿。在英網領舉麥華陀的庇護下,逃往香港,為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是著名的早期改良人士之一。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為順應時勢,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作為江南製造局的附屬機構,於 同治七年(1868年)正式開館。次年,上海廣方言館遷入翻譯館樓下,兩館就近辦理,相得益彰。館中外國譯員眾多,諸如英國的傅藝雅、偉烈亞力、羅亨利、秀躍春,美國的林樂知、金楷理、瑪京溫、衛理等人。中國學者除徐壽(右一)、華蘅芳(中)、徐建寅(左)外,還有舒高第、趙元益、鄭昌核、鍾天緯、瞿昂來、李鳳苞、賈步緯等4 7 人參加譯書活動。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徐壽(1818—1884年),字雪村,江蘇無錫人。咸豐十一年(1861年),從曾國藩在安慶、江寧創設機器局,並與華衡芳等試製木製輪船。後積極籌建了中國最人的翻譯館一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並在其中任職 ,對船、炮、槍彈等多有發明。徐壽父子還與傅蘭雅等人合作,先後高質量地譯出了數百種西方科技著作,尤其是《化學鑑原》《化學考質》等化學名著,使我國停滯幾百年的古代化學轉向先進的近代化學,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李善蘭(1811-1884年),字壬叔,號秋細,浙江海寧人。少從陳奐治經學,於數學用力尤深,自謂精到處不讓西人。與英國人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合譯過《幾何原本》《代微積拾級》《談天》《植物學》等西方科技著作。同治初年,李善蘭入曾國藩幕。同治七年(1868年)任同文館總教習,後歷任總理衙門章京、戶部郎中。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此書是明末天啟年間《奇器圖說》傳入中國以來,由西方傳入的第二部重要的力學著作,首次將牛頓三大定律介紹給國人。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這部叢書收錄了 13種算學書籍,集中體現了李善蘭在數學方面的造詣。他對尖錐求積術、三角函數與對數的級數展開式、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等,皆有研究,其尖錐求積術已有初步的積分思想。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隨著中西交往的日益密切,西方傳教士翻譯西書的活動由宗教科學書籍擴大到社會科學。丁韙良作為基督教傳教士,於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來中國,後任同文館總教習。《萬國公法》為《國際法大綱》譯本。此書的刊行,受到那些關心洋務和外交的人士的矚目,後成為涉外官員的必讀書。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為培養翻譯人才,同治元年(1862年),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設立了中國最早的外國語學校一同文館。招收十三四歲以下的八旗子弟,教師由外國人擔任。最初僅設英文班,後又增設俄、法兩班,各 10人,同治六年以後,同文館又陸續增設醫學、生理、算學、天文等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課程,為西方科學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基地。同文館的設立,標誌著中國新式教育的開始。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同治七年(1868年),美國卸任駐華公使蒲安臣擅自代表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其中第七條規定:“嗣後中國人慾人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為中國學生留學美國起了催化作用。三年後,曾國藩、李鴻章聯合奏呈《挑選幼童赴泰西肄業章程》12條。同治十一年(1872年),第一批留學生30名後程赴美。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基督教(新教)在舊中國創辦的出版機構,其前身為花華聖經書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澳門設立,咸豐十年(1860年)轉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利用各種外文和滿、漢文字出版《聖經》和傳教書刊,並印行商業簿冊和學校教科書。內有工人百餘名,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印刷廠。

咸豐年間從官方到民間萌發的“西學東漸”思潮,有哪些先知參與?

林樂知(1836—1907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咸豐十年(1860年)來華,在上海、杭州一帶傳教。同治二年(1863年)任廣方言館教習,同治七年在上海創辦並主編《中國教會新報》(後改名《萬國公報》),曾在上海開設中西書院,在蘇州開設博習書院和中西書院,1901年將以上學校合併改組為東吳大學,在中國知識界中產生巨大影響。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