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偉人周總理，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溫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他沒有子嗣，沒有遺產，去世時，家屬各分到幾件補丁衣服作紀念；他沒有祠，沒有墓，連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越是這樣地沒有，後人就越感念他的遺愛，那一個個“沒有”也就越像一條條鞭子抽在人們的心上。

自古以來，愛民之君受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

一個清爽的夏日，《祖國》記者如約採訪了周恩來之侄周秉鈞。一件白色的襯衣，灰色的休閒褲子，笑起來嘴角掛著兩個淺淺的酒窩，周秉鈞給人的印象儒雅而隨性。和記者促膝而談，他總會陷入沉思，久久不語，然後又娓娓道來。在周秉鈞的回憶講述中，我們再次走進了周總理和鄧穎超的平凡生活，再次感受兩位偉人的家國情懷。

周恩來侄子周秉鈞

“秉鈞，對不起，我忘記你們放暑假了！”

周秉鈞是周總理弟弟周恩壽的孩子，由於周總理一生沒有子女，在周秉鈞小的時候，周秉鈞兄妹就和周恩來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廳。“伯父把我們當成他自己的小孩，我們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資會分一半撫養我們。”

周總理實在繁忙，教育三個孩子的擔子就落在鄧穎超身上。周恩來在家族同輩中排第七，因此，孩子們都稱呼鄧穎超“七媽”。在周秉鈞看來，七媽教他們做人最關鍵的一條是，作為伯伯的晚輩，不能有特殊的感覺和要求，就是要做一個無差別的普通人。

1952年夏，周恩來、鄧穎超與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鈞在頤和園內的諧趣園。

在周秉鈞上四年級的時候，他和妹妹都在“八一小學”海淀新校區讀書。當時，妹妹讀一年級，兩人都住校，週六才回西花廳。在放暑假的前一個週末，周秉鈞回到西花廳，但玩得過於瘋狂，忘了跟七媽說下週放假，讓她去學校運來行李和鋪蓋。

在放假當天，周秉鈞才意識到自己因疏忽犯了一個大錯誤。“一撥撥的同學被家長接走了，且大多是用小車。到了傍晚，全校幾乎沒人了，妹妹著急得哭了起來，但已沒有辦法再叫七媽派人過來。”由於沒有家裡電話，周秉鈞情急之下，只好給七媽寫信，讓她第二天派汽車過來接。周秉鈞說：“當時信封上寫的是中南海西花廳鄧穎超收，拿到傳達室時，傳達室老大爺吃驚的說，‘嗬，小夥子你敢往這寫信！’但還是幫忙把信發了。”

第二天下午，烈日炎炎，西花廳的一名衛士踩著自行車，順便在海淀區僱了兩輛三輪車來到“八一小學”接周秉鈞兄妹。“我和秉宜坐一輛，一輛放行李，衛士與車伕騎了一個多小時，才把我們接到中南海西北門。”周秉鈞到家後想不到的是，鄧穎超在門口迎接時竟向他道歉說：“秉鈞，對不起，我忘記你們放暑假了，讓你們回來晚一天。但是，你寫信讓我用車去接你們，是不行的！汽車是國家給你伯伯工作用的，你們是普通學生，不能享受，懂嗎？”七媽一番話，讓周秉鈞兄妹記住了一輩子。

1953年，鄧穎超與侄女周秉宜（前排右）和侄子周秉鈞（前排左）、周爾輝在西花廳前院合影。

周秉鈞回憶說，小時候僅僅坐過一次伯伯的公務車，那是他跟隨伯伯去頤和園看望正在養病的七媽。而在20年之後，七媽卻向周秉鈞主動提供過一次用車。

1973年6月，周秉鈞從廣東梅州趕到北京參加一個軍隊的黨員代表大會，選舉參加中共十大的空軍代表。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他來到西花廳看望伯伯和七媽。不想中途衣服被雨淋溼。“七媽一見，忙請服務員霍愛梅拿來伯伯的襯衣便褲給我換上，把軍裝拿去烘乾。說：下著雨你怎麼還來？我講：我帶了些荔枝，放久就不新鮮了。七媽看到荔枝說：這麼早在北京能吃上這麼新鮮的荔枝，真難得。並問，你給媽媽拿去了嗎？我說各有五斤，她才放心。又問來京開什麼會？我說是選舉空軍參加黨的十大代表。”周秉鈞回憶道。談到此處，周秉鈞笑言，“當時廣東流傳，說增城的荔枝好，特別有一棵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結的荔枝又大又甜，每年都要採摘些給中南海送去，然而伯母的這句話，可見傳說是假的。”

就在周秉鈞起身離開的時候，鄧穎超看到雨勢越來越大，就讓周秉鈞稍等一會，要叫車送他。“我說不用，而七媽還是堅持用車送我，說‘不能因為淋了雨導致感冒，影響開會’”。周秉鈞後來瞭解到，送他的這輛車不是伯伯和七媽的，而是七媽從中南海交通科租來的，租金照付，油費照掏。

“我向她要車，她不給；她給我叫車，不坐還不行。”周秉鈞回憶起這兩次關於“車”的經歷，不自覺地陷入沉思。

“我有侄子，我還可以動員兩個”

1955年秋，周秉鈞升入中學後，便搬回自己家裡住。在他待在西花廳的6年時光裡，周秉鈞受伯伯的教誨較少。“伯伯工作太忙，對我們這些孩子的教育主要是七媽在做。”而離開西花廳後的一次談話改變了周秉鈞的人生軌跡。

周恩來鄧穎超

1961年夏的一天，周秉鈞正緊張地準備高考，姐姐突然告訴他，第二天去伯伯家裡一趟，要談一件重要的事情。“姐姐也不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我就想肯定是一件大事”。

“我會永遠記得6月25日這一天。”這天上午，周秉鈞來到西花廳，一直等到午飯時間，周總理才回來，於是談話便在飯桌上進行。

“高考打算報哪個學校？”

“清華無線電系。”

“準備得怎麼樣了？”

“問題不大。”

突然，周總理把話題一轉，“想不想參軍？”周秉鈞毫不猶豫地回答：“想，我從小就想當兵！現在正在參加空軍選拔飛行員的體檢和考核。這是千里挑一的事情，很難通過，就沒有給您說。”

“現在進行得怎樣了？”

“還順利，區、市體檢都通過了，現在只差到空軍總醫院去做專業檢查了。”

“有把握嗎？”周總理笑著問。

“有！即使當不成飛行員，也可以到海軍去。”這時周總理突然又問了一句：“萬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麼樣？”“行！不合格就去服兵役。”周秉鈞爽快地回答。

周總理接著說：“不參加高考怎麼樣？你以為一個人非上大學不可嗎？不，不上大學同樣可以得到很多知識，甚至會學到大學裡學不到的東西。我就沒有上過大學。”接著，周總理意味深長地說：“今年農村又受了災，需要勞動力，今年復員軍人都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咱們城市青年應徵參軍，這樣就可以少抽或不抽農村勞動力服兵役，這不就是支援了農業生產嗎？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徵兵額，減少農村徵兵數。城市青年參軍，減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減輕農村的負擔”。

周秉鈞聽了伯伯的話，覺得有道理，就答應了伯伯的指示，表示放棄高考。最終，周秉鈞如願以償地成為了一名空軍飛行學員。

周秉鈞（左）參軍前與伯伯合影

周秉鈞告訴記者，後來知道，當時周總理還專門吩咐過衛士長及衛士：“秉鈞參軍一事誰都不能插手！否則他肯定是個特殊兵！”但是周總理為何如此鄭重其事地動員他參軍，周秉鈞一直不太明白背景，一直到去了航校，軍委空軍司令部軍校部的張孔修副部長見到他說：“你就是總理動員參軍的侄子？”周秉鈞這才知道，原來，在當年召開的恢復生產發展的會議上，周總理講話希望幹部們帶頭送子女參軍，以保證農村勞動力。他說：“不要以為我沒有兒子才這樣說，我有侄子，我還可以動員兩個。”會後他就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就是當年和我們一起住在西花廳的龍桂輝（長征時期紅一方面軍偵察科長龍飛虎之子）。他比我大很多，都已經做到部長秘書了，又被伯伯動員參了軍。”周秉鈞說。

參軍後，周秉鈞每年都會照一張相片寄給父母和周總理、鄧穎超。第一張是1961年9月在張家口學習滑翔時和同學的合影，之後每年一幅單人照。談到這裡，周秉鈞告訴記者，後來七媽對他說：“幾年來你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說‘還是個學生，不像軍人’”。“直到我參軍8年後的1969年的相片，伯伯才說，這像個軍人啦，而此時的我已經是在廣東守衛南疆領空的一名名副其實的空中衛士了！”說到此處，周秉鈞還特意將《親情西花廳》翻開，為記者找到並指出了那張照片。

“軍隊磨練了我的意志，讓我有很強的事業成就感。”回想起50年前的那次談話，以及自己的軍旅生涯，周秉鈞坦言從來沒有後悔聽了周總理的教誨而放棄高考去參軍。

兩次向七媽拿錢

令周秉鈞印象深刻的除了借車的事情還有就是錢的問題。周秉鈞說：“伯伯七媽生活中非常節儉，但對於該花的錢從不吝嗇。我也有兩次向七媽拿錢的經歷。”

周恩來鄧穎超

1974年“五一”節後不久，周秉鈞休假結束，接到部隊的電報，要他直接去杭州空軍療養院參加飛行員健康療養。“本來我已把回部隊的車票買好，還剩了20元錢左右，足夠路上之用，但去療養一個月，錢無論如何不夠了。去向七媽告別時，七媽講：‘你們飛行體力消耗大，療養一下很有好處，要珍惜這個機會。’”這時，周秉鈞向鄧穎超提出要些錢，鄧穎超問：“做什麼用？”聽完解釋後，鄧穎超笑了，點著周秉鈞的鼻子說：“計劃不周！你需要多少？”“50元錢吧。”鄧穎超讓衛士長張樹迎叔叔給周秉鈞拿了50元來。這是周秉鈞在無奈之下唯一的向鄧穎超伸手。

但不到兩年後，鄧穎超又主動交給周秉鈞100元錢，他不要，可又無法回絕。那是周恩來總理逝世時，周秉鈞夫婦利用探親假回到北京參加悼念活動。回部隊前向鄧穎超辭行，“七媽問我工資有多少，我說是60元，七媽又問飛機票多少錢，我說：每人91元。七媽沒再說什麼就回到臥室了。”不一會兒，秘書趙煒同志拿來100元錢，說：“按規定從外地來參加追悼會的親屬，旅差費可以由公家解決，但你七媽說不要公家報銷，由她給你們解決一部分。”周秉鈞不接並說：“我們的錢夠用，而且這個時候我怎麼能拿七媽的錢？”趙煒又說：“你七媽已經說了，你還能讓她收回去？”

“我無奈不得不收下老人家的心意。但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周秉鈞說。（程四化 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