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我國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謝覺哉1884年出生於湖南寧鄉，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前，他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中央蘇區內務部長、陝甘寧邊區內務部長等職。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謝覺哉歷任內務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7歲。

“父親一輩子，最寶貝的就是日記……”

謝覺哉是清末秀才，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又勤於筆頭，一生留下的墨跡無數，而他自己也比較注重這些資料的保存。

日記是謝覺哉最看重的財富，謝覺哉的小兒子謝亞旭曾經感慨，“父親一輩子，最寶貝的就是日記。父親曾對母親說，不管行軍打仗多麼艱苦，有兩樣東西不能丟：一個是日記，再一個才是孩子。”

謝覺哉

行軍中他把防寒的毛毯都扔掉了，但日記總捆在腰間。在延安生活期間，日記中大量記載了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交往、晤談，十分珍貴。對於那段歷史，現有記載中最確切、最真實的文字記錄就是謝覺哉的日記。

1938年秋，徐海東（左二起）、賀龍、謝覺哉、羅榮桓、蕭克、關嚮應、羅瑞卿、楊尚昆、蕭勁光在延安

“文革”爆發後，謝老和夫人王定國為保證日記本的安全，將日記本藏在王定國房間的空心沙發裡，並用釘子把四周釘死。

1969年2月6日，王定國突然被關進北京“監四號”囚牢，已經癱瘓的謝老艱難地挪到夫人的房間，爬上那條舊沙發，日夜躺在上面不挪步，用生命保護沙發裡的“秘密”。

無奈之下，謝覺哉用左手給周恩來寫信，報告了當時的情況，並拖著偏癱的身子，親自把信送到中南海收發室。3天后，總理收到來信，立即命令有關部門：一定要把王定國放回家！

王定國回憶說，回到家時，謝老正孤獨地躺在舊沙發上。王定國在謝老身旁坐下，用手撫摸沙發，謝覺哉會意，連忙小聲告訴她說：“在！還在！”

大革命時期的黃竹紙，延安時期的馬蘭紙，記載著毛澤東的話語，周恩來的囑咐，還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言論的幾十本日記，在謝家人的保護和珍藏下得以保存。

“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殺掉就不能再安上。”

謝覺哉先後在中央蘇區、陝甘寧邊區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最高人民法院擔任領導職務，是秉公執法的好法官。

20世紀60年代初，習仲勳(左)和謝覺哉在一起

謝覺哉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反對逼供。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司法部成立不久，謝覺哉就收到亟需批覆的“王觀娃死刑案”。案情報告認為，王觀娃當過土匪，今年又搶過一次，所以“非處死不可”。但謝覺哉反覆審閱卷宗，提出了諸多可疑之處：王觀娃的罪到底是什麼？當過幾年土匪有什麼事實？今年是怎麼搶人的？又是怎樣活動他人當土匪的？謝覺哉批評道：死者各種事實情節都沒有搞清楚，這樣馬馬虎虎，如何判王觀娃死刑？氣憤之餘，在報告上寫了4個大字：“無從下批。”省裁判部收到謝覺哉的批覆，重新查據處理，最終以“無罪釋放”結案。

“王觀娃死刑案”處理後不久，謝覺哉又看到了更加惡劣的“田崇山等四犯死刑案”。因為這次是先斬後奏，田崇山等人不足死，但都已被殺掉了。謝覺哉氣憤地說：“先斬後奏這種草菅人命的作法，本是舊社會的病，我們不能再害這種病了”。他強調：“死刑必須報司法部批准，才能執行”。並指出：“判決案件，都應該告訴他，不服可以上訴，即使被告不聲明不服，也應給他上訴的權利和機會。”

儘管年事已高，但謝覺哉仍然以身作則，帶頭閱卷辦案，時常看捲到午夜之後。不僅親自辦案，而且深入到全國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有一次，謝覺哉閱卷發現了一件8年的冤案，親自主持糾正。當被平反之人寫信道謝時，他卻認為法院讓人家坐了8年冤獄，不僅不該接受感謝，而且要向人家道歉。所以，他強調指出：“批案一定要調案卷，否則，何必要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殺人一定要慎重，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殺掉就不能再安上，我們一定要對人民負責。”

1961年8月，他給國家領導人寫信，報告法制秩序混亂的情況：農民偷一筐土豆判十年，這是無法無天，人有幾個十年？

1959年4月，謝覺哉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帶頭糾正錯案，告誡法院的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看案卷，他說：“我真為你們不認真看案卷，不分析案情，出現這樣的錯案，失去人民對法院的信任捏一把汗啊！”

“我們每月領高工資，這都是人民身上來的，因而不能不慚愧。”

謝覺哉一生造福於人民，對自己要求卻極其嚴格。他第一次去舊居，要求寧縣縣委對他不要有任何特殊，也囑咐在家務農的兒子“不要去排隊為我買油買肉”，“沒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鹽就行了”，“農民吃什麼我也吃什麼”。

1962年，謝覺哉語重心長地對子女們說：“現在人民還有不能安生的，我們每月卻領高工資，這都是人民身上來的，因而不能不有點慚愧。”夫人王定國看到謝覺哉身體不好，穿的也是很舊的衣服，總想讓謝覺哉吃穿得好一點，可謝覺哉總是說：“我們的吃穿已經很好了，再好就要過分。”

謝覺哉全家福

謝覺哉有次出外視察，被安排住在一個高級招待所裡。他很是不安，心中掛念著許多衣食住行尚有困難的群眾。謝覺哉說：“因為住在這樣好的房子裡，不能不想起許多人還是住的破爛房子、甚至沒有房子住的問題。我們與群眾比，不能走的太遠。”

謝覺哉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在擔任內務部長期間，他提出部長、副部長、司局長要親自接待人民群眾來信來訪。一次，一位老人來訪，話還沒有說就傷心地哭了。謝覺哉一邊勸慰一邊叫通信員給這位老人倒杯水，請他歇一會兒再講。老人非常激動，拉著謝覺哉的手說道：“您這位老同志真好啊！一時解決不了問題，我心裡也舒服啊！”

1955年6月的一天，他來到一個正在加固黃河河堤的搶險工地，緊緊握住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的手，問道：“您多大年紀了，也來修堤防災？”那位老人熱淚盈眶地撫摸著謝覺哉那雪白的鬍鬚說：“咱倆的年紀不相上下吧，您能親自看我們真不容易啊！”

對其子女和親屬，謝老同樣是極其嚴格的，從不給予特權。建國伊始，謝覺哉擔任了第一任內務部長。對於託請辦事、找工作的親屬，謝覺哉總是回絕。

當時在湖南寧鄉的二兒子謝子谷到了北京，要求他安排工作。在新政權剛成立、政府工作人員缺乏的條件下，安排一個人的工作並非難事。但謝覺哉卻說：“全國剛剛解放，下頭更需要人，你有文化，還是回家鄉去工作好。”謝子谷遵照父親的囑咐，回到縣裡便獻身於黨的教育事業。後來，謝覺哉在家務農的大兒子謝廉伯也提到過工作要求，謝覺哉給他的答覆是：“作田人還是要的。”他有很多親戚在家務農，但從沒有出面為他們安排過工作。

1963年冬，謝覺哉舊居附近一塊山上的樹木很快就要被人亂砍光了。謝覺哉的一個兒媳和一個孫媳也砍了幾株。公社考慮到她們是出於有氣砍樹，又是偶犯，經過批評教育以後，決定不按亂砍濫伐的性質處理。謝覺哉知道後，非常生氣，把在家鄉工作的兒子、孫子叫到北京，要他們帶著檢討書和罰款，從生產隊一直檢討到縣裡。事情傳開後，廣大幹部群眾無不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