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麥客像候鳥一樣定期於每年五月下旬從隴東高原、六盤山下、秦嶺之南涌入關中平原，尋人僱用，幫人割麥，形成關中大地上一種特有的生態現象。
西部麥客是關中大地上一種很有趣的“生態現象”，人人熟悉卻熟視無睹。麥客現象既沒有人能說清從什麼朝代興起，也很難預料何年消亡。在我近50年的記憶中，除“文革”前後“割資本主義尾巴”被迫中斷一些歲月，數十年中麥客像候鳥一般年復一年，伴隨著布穀鳥“算黃算割”的鳴叫，定期於每年的5月下旬，從隴東高原、六盤山下、秦嶺之南涌人關中平原，尋人僱用，幫人收割，以力氣和汗水掙點錢糧補缺生計。他們邊割邊退，遊徙月餘，按原路退回家鄉，再收割自己那因時令差而晚熟的莊稼。
麥客多為甘肅人、寧夏人和渭北、陝南人。氣候乾旱，土地貧瘠，舊時多戰亂是三地麥客入關遊徙的根本原因。
麥客分四路入關：
南路是甘肅康縣、成縣、徽縣的麥客沿寶成鐵路北上至寶雞後東進。
西路是甘肅定西、隴西、渭源、兩河、禮縣、武山、甘谷、秦安、天水的麥客乘西蘭鐵路的客車或貨車，經寶雞進潼關南原。
西、南兩路麥客常常在寶雞市會師後，一路輾轉，散落關中腹地。隨著黃進綠退．邊割邊回．經潼關、大荔、華陰、渭南、臨潼、咸陽、興平、武功、寶雞返歸家鄉。
北路是寧夏涇源、海原、固原、隆德、同心、彭陽的麥客沿銀平公路至平涼，匯同甘肅莊浪、清水、張家川、慶陽、華亭、涇川、靈臺各縣的麥客，或沿寶(雞)平(涼)公路南下至寶雞匯入西、南兩路大軍．或順著涇河兩岸的大道直入關中東府的蒲城、富平、三原、涇陽．然後再揮鐮北上，一路席捲禮泉、乾縣、永壽、彬縣、長武．最後退回隴東高原和寧夏大地。
東路是陝西商縣、山陽、洛南、丹風等地的本省麥客，沿文峪河出秦嶺，直取潼關，北上合陽、澄城、富平、華縣、華陰再順原路回割家門。其中，有一部分則沿312國道進入藍田、長安、戶縣等地。
麥客的交通工具，自古靠雙腿．用堅實有力的步伐，丈量往返1000多公里的路程。直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麥客們才改徒步為扒火車擠汽車奔走遷移。80年代中期，西和、禮縣、武山、天水等地運輸公司為麥客開專車送人關中。
陝西旬邑、淳化、長武、彬縣、永壽一帶的本省麥客則組成加重自行車隊，一路南下，說停就停，說走就走，自主自由。
一九八八年攝於咸陽城區
1992年5月，我與駕延光、石寶鏽等人在禮縣麥客家鄉看到，他們出發前一家要安排好家務：孩子上學、老人吃住是他們最上心的事情，賣掉養了成年的肥豬，一要留錢給守家的媳婦應急，二是自帶作為盤纏。興票證購物那些年，家境好些的，臨走還要想法換些糧票以備急用。
一九八九年攝於咸陽城區
麥客出發時，自備炒麵。炒麵由大麥、燕麥、黑豆等連皮磨細、炒熟’放入一小布袋中，沿途備荒，或逢雨無活時充飢。麥客吃食數十年中變化不大。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有所不同的是常在飯館、地攤的飲食擔子旁見到他們或買肉夾饃，或買臊子面，或吃一回羊肉泡。
麥客的穿著，半個世紀中有三次明顯的變化。我幼年時見到的麥客，頭頂草帽，身穿青衣棉襖，由眘白色粗布褂子，貼身有繡著黑邊的紅布裹肚，肩搭麻毛褡褳，膝蓋以下纏著土布綁腿，腳套布襪蹬麻鞋。這一身行頭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所變化。此後的麥客雖仍然是黑衣黑褲，但面料大部分已不是土布，其中許多青年麥客都穿上了草綠色軍裝，不再打綁腿，多穿線襪和綠面黑膠底解放鞋，麻毛褡褳被換成曾裝化肥的蛇皮袋。90年代以後麥客變“洋” 了許多，身穿西服、腕戴手錶、眼配墨鏡、嘴叨帶把煙，內衣大都換成針織品。
麥客絕大多數是中壯年大漢，精強彪悍。尤其平涼、固原帶的麥客紅臉膛、高鼻樑、闊嘴巴、細長眼，帶有明顯遊牧民族的特徵和氣質。麥客中也有六七十歲的老人和十五六歲的少年，還有中青年女性。他們與中壯年人一起，風餐露宿，輾轉揮鐮，把汗水灑遍大路、車站、田間、村頭。麥客出賣苦力，掙錢很少。據資料記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每畝工價僅0.3元；到上世紀70年代時，每畝工價2元左右；1986年我拍攝麥客時的工價每畝7 —8元；1992年我採訪時發現他們以每畝28元成交；1997年每畝工價最高時漲到60元。
1992年以前，每逢夏收時節，關中各縣、鎮都有組織地設“麥客接待站”。1991年我在鳳翔縣拍照時，麥客接待站設在南關長途汽車站對面的一個集貿市場。這裡騰出空棚，地上攤些麥草供麥客休息。一些商店還在自家門口擺一張桌子，放有保溫桶，免費提供開水。1992年以後，一切市場化了，很少再見到有組織的接待站與免費提供開水的保溫桶。
麥客進入關中，被僱用前，雲集於車站、集鎮，或倒睡廣場，或躲身房簷下。麥客最怕下雨，但也盼天陰。白天干累了就地一倒，香甜入夢。突然間，—陣大雨，澆了個透身涼，那棉襖布褲溼漉漉的，貼在身上啥滋味？可想而知。常言道：“麥熟一晌，蠶老一時。"收麥最怕颳風下雨，天變了，麥客可能討個好價錢。
麥客與僱主交易，全由“麥”出面。麥王是眾人推舉的，由麥客中能說會道、機巧聰慧、能審時度勢者擔任，是麥客利益的全權代表。一旦與僱主商定工價，麥客中無人再敢變動。出了什麼糾紛，也由麥王出面處理解決。
1992年以後，麥客身價倍增，關中各地爭搶麥客時有發生。以前因人少麥多，關中人要龍口奪食，需僱麥客。如今關中農民做生意、辦工廠，更要僱麥客。儘管工價漲到五六十元，結出的糧食不能不收。“800元也得僱！ ”僱主橫了心，甚至為麥客叫來“夏利”、“奧拓”、“桑塔那"，把他們直接拉到麥地。
一九八九年攝於咸陽汽車站
1996年6月10日，我隨麥客扒乘火車，黃昏時分到達普集鎮。早到的麥客已黑壓壓地躺滿了火車站廣場和近400米長的街道兩旁，少說也有2000人。他們中有轉場從外縣來的，也有早晨散落到各鄉、收工後又返回的。找到各自的位置，麥客們就勢倒地，枕著自己的蛇皮袋，相互交談一天的經歷、經驗和經濟收入，打聽來自不同村寨的行情，思忖著來日的去向。直到半夜，落雁般的人群才逐漸安靜下來，麥客們進入夢鄉。這時，偶然可見晚歸的麥客，三三兩兩拖若疲憊的雙腿，走進已很難插腳的“雁群"中。
麥客們背井離鄉後，似乎更喜歡“群居”。車站、工棚、街道等公共場所成為他們最佳的棲身之地。這是因為關中農家人多房少住得並不寬敞，生人來了家中多有不便。另—方面，夏日天熱，受苦人露宿是常事，不麻煩人家，自己更感到自由自在。麥客們選擇好州縣鄉鎮後，一般在那裡住四五天，放倒一方麥子後，才轉場離開。這期間無論早上出去十里二十里，到天黑再困再累，也會揹著蛇皮袋提著槐木肘鐮，撲踏撲踏大步流星趕回來，似乎那州那縣的街頭、屋簷甚至交警的指揮台就是自己溫暖的家。第二天黎明，黑壓壓的人群開始躁動。隨著天空泛白，吆喝聲、汽笛聲、“突突”的柴油發動機聲漸漸響成一片，數千人的普集鎮上突然增加了數不清的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以及手扶四輪拖拉機和各種檔次、大小不一的轎車，它們是配合僱主接運麥客的。經過“麥王”與僱主幾番討價還價後，絕大多數麥客被拉走了。早晨7點前，整個普集鎮又恢復了平靜，剩下的是滿街的麥草、破紙和常駐居民及小商小販。
麥客能幹，也能吃。一般人一天能割一畝，特精壯的漢子可割兩畝。身體是基本條件，同時還要有技巧。割麥分“把割”和“走鐮”，前者人蹲下一把一割，麥茬低，收拾得乾淨。小時候放忙假，我幫助拾麥穗，最不喜歡跟在“把割”人後邊，半晌拾不到一把麥穗。後者“走鐮“，動作是彎腰先攬一鐮麥撂倒，用膝腿前攤，左腳翹攏，右手不停揮鐮，四五步即割下一拗、然後用割下的麥子擰呦捆綁。這樣的強體力勞動，一晌下來，麥客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溼透了幾回，滲印出一圈一圈泛白的花紋圖形。層層浮塵與汗水和成泥，風乾後又粘在他們的雙臂上。麥客的晌飯常常送到田間，一籃子蒸饃，約有七八個，一罐玉米糝，一碟油潑辣子，一盤蘿蔔絲，一個麥客一頓吃光。要趕上吃麵，一人少說也要吃一斤乾麵才肯罷休。末了，蒸饃收起來，放進蛇皮袋裡，揹回去喂娃。麥客是下苦人，他們認為趕場割麥是過年，因為在麥客家鄉只有過年才可能吃上長面和白饃。我不止一次去過甘肅的定西、寧夏的西海固，更在平涼當兵住過6年。這些地區海拔高，氣候冷，雨量少，“風颳石頭跑，山上不長草”是準確形象的寫照。年平均降雨量在二三百毫米左右，春復都少雨，種子人土常常收不回顆粒。惟有耐旱的燕麥、洋芋，掙扎著結出養育麥客的吃食。1991年初裡，我在寧夏西吉山區：看到那裡的農民還住著土窯，窯面頂部有一三角形天窗，用於排煙透氣採光。木門窄小，僅能一人穿行，屋內昏暗，靠門有一土坑，坑角一堆破舊被褥，汗腥味、灶煙味縈繞屋內。炕上坐有老嫗、老翁、兒子、孫子，四五個正圍在炕桌上吃飯，兒媳和女兒們端碗站在炕邊。見我進門，連忙客讓。我見他們吃的是燕麥稀粥煮洋芋塊，炕桌上有一陶盆，內盛醃蘿蔔櫻酸菜，灶臺上一籠蒸熟的洋芋是代饃的乾糧。屋內盡頭放一堆生洋芋，這是他們主要的口糧。這不禁讓我想起27年前在部隊時，拉練到甘肅莊浪的情景：大雪天，我們幫老鄉掃院提水，而房東大娘和兒女坐在炕上，齊腰蓋一塊露著棉絮的破被，一動不動。我心中埋怨她們不懂情理，也不接一接擔水的戰士。後來才知道，他們全家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這樣的窮日子，一日兩餐惟洋芋的生活，把麥客推向一年一度千里奔徙揮鐮割麥出賣苦力的境遇。由此可見，吃白饃、吸長面的確是過大年啊！
關中人厚道.常常儘自己的可能，騰出房子給麥客居住。吃飯時，先讓麥客。待麥客吃過，家人才端飯碗。為讓麥客吃飽，除麵條外.還要送上饅頭。麥客毫無顧忌，放開肚皮大吃麵條，把剩下的饅頭悄悄放進蛇皮袋中，留給家中的孩子與老人。
麥客愛喝罐罐茶。在麥客的行囊中有一個立柱形鐵皮小罐，已經燻得像黑漆刷過一樣。裡邊放了茶葉，添上水，灌口套一鐵圈，用棍子相連做扶手，閒時或飯後，一把麥秸幾根木柴點燃了，架在火上像熬中藥似的，直到把水熬成深褐色，這才倒進茶盅，慢慢品飲。出於憐惜，罐中茶葉很少倒掉，邊熬邊添，直到小罐容不下水，才去掉陳葉，再添再熬。那茶釅得比藥還苦，說是能克食提神增力氣。
麥客不但愛秦腔（本來嘛，就是秦人的後裔）更喜歡激越、婉轉、嘹亮的高腔山歌“花兒"。太陽紅了，麥割累了，汗流乾了，麥客會直起腰來，將手中的鐮把兒忽忽地空轉幾圏，長舒口氣，髙聲喊唱一段“花兒"。那歌詞既有固定流傳的，也有即興唱出的，但都是麥客生活與情感的真誠流露：
“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由不得自家。一刀片下麥稈斷，我跟姐姐心相連。”
“百年千年萬萬年，西來東去走不完。肘肘（即鐮架）一揮千里遠，姐姐呀，能把我筋熬斷，汗熬幹。"
“白麻紙糊的窗亮了，風颳得吵沙沙地響。遠離鄉土想起姐姐的模樣子-,不覺淚水嘩啦啦地淌……”
麥客的“花兒”，唱出了對自然的不平，對苦旅的哀怨，對親情的思念。叫人震驚，叫人同情，叫人無可奈何。
麥客的旅途允滿危機。徒步跋涉千餘公里，那布襪麻鞋怎奈沙石磨練，很快提幫穿底，數天下來，腳上打了血泡。行路間，突然一場白雨、暴雨，澆得噴嚏不斷，清鼻蠻流，晚上就發起熱來。這還罷了，最危險的是擠汽車扒火車。為了省錢，汽車頂上的貨架也是麥客的坐位。每年初夏，隴海鐵路沿線到處是黑衣草帽蛇皮袋的麥客，除了圓柱形油罐車無法站人外，所有的貨車上或站或蹲或坐或躺的全是麥客。而坐在悶罐車頂部最危險，隴海線實行電氣化後，多次發生因麥客無知而被電擊事件。1995年，陝西電視臺還報道過甘肅禮縣麥客被火車撞死的消息。1997年，咸陽一鄉民為爭搶麥客，出拳動手，打傷致殘天水人楊某，在麥客的歷史上留下悲涼的一曲。
一九九一年攝於孟塬火車站
麥客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奔徙路線。隴海鐵路的華山站、渭南站、西安站、咸陽站、楊陵站、蔡家坡站、寶雞站是主要的麥客集散地。在這些站上，不時可碰見上年見過的老麥客。他們驚奇這“照相的"又來了，我也驚奇在茫茫人海中怎能又碰見他們。1999年6月，在興平贏喜村天主教堂對面的地坎上，我看到三個麥客面對教堂方向坐定。沉默許久，後一人手中捏一根橙黃色的“夏唯宜”雪糕，滋溜溜地吸吮著冰涼爽心的汁液。其中一位發現我拍照，突然大手一揮喊道：“不準照曹！(曹,甘肅土話，即‘我’的意思)再照就是侵犯人權！ ”說罷哈哈大笑起來。我放下相機仔細打量此人，約摸40歲，黑紅臉龐佈滿七溝八梁，上面栽著灌木般胡茬，整張臉看上去極像一面黃上髙原。寬而髙挺的鼻樑盡頭，是一雙深陷的眼窩，兩道濃密的臥蠶眉下，鑲著一雙水庫般明亮而泛黃的眼睛。頗覺面熟，卻又一時想不起他的姓名。壯漢立起，騰出右手伸過來：“胡大哥，還記得我吧。我是甘肅武山的賈佔平。” “想起了，想起了，一別就是十年啊！ ”“可不，快十年了。”他親熱地糾正我。
一九九一年攝於渭南孟塬火車站
1991年7月13日，我在《中國青年報》上以《麥客》為題報道過賈佔平。那時他還是一個28歲的小夥子。沒想到，才八九年的光陰，就把他塑造成一個古老化石般的壯漢。
1988年賈佔平25歲，那年6月，他與鄉黨們一起扒車人關割麥。列車進入鑼鼓村時，車速減緩。賈佔平們看著一路黃燦燦的麥穗，恨不得一步跳進麥海。他連忙操起鐮把，背起蛇皮袋，翻身從被煤染得烏黑的車廂裡跳了下來，沒想到一落地就失去知覺。待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關中農村最平常的一間廈房的土炕上。
賈佔平誤認為要停下來的那輛貨車並沒有停，滑行出站後又加速東去了。賈佔平孤雁似地—個人躺在鐵道旁，任憑鄉黨們在飛馳的車廂上撕破噪門大喊大叫。多虧興平人張興讓老漢路過相救，用架子車把他拉回家中，經村醫檢査，賈佔平右臂骨折。經張老漢一個多月的精心調理，賈佔平傷愈，臨走時，他磕頭相拜，認張興讓為“幹大”（乾爹）並說為報老人救命之恩，每年都回來幫他割麥。張興讓給了盤纏送賈佔平回家。
賈佔平見到我格外髙興，把吃了一半的“夏唯宜”塞進鄉黨手中，抹了一把鬍子，對我說：“幹大去年走了。我想他，每年還是要來看一看。”他告訴我，張興讓信耶穌，孤寡善良，一生做了不少善事。老人去世時沒人告知，6月他來幫老人割麥時才知道的。當時他難過極了，還託人給“幹大”做了一場祈禱，儘管他自己是回教徒。我看見賈佔平身後聳立著一座圓頂尖拱的教堂，在一片金色的麥海里，顯得尤為莊重和肅穆。
麥客熟悉了當地習俗與民情，會有相對的安全感。他們很少去自己不熟悉或與自己衣著身份不協調的地方。他們知道自己衣衫破舊、汗腥垢面，自慚形穢,常常露出卑怯、惜惶的神色。西安的南大街、渭南的開發區、寶雞人民路很難見到他們的身影。
6月下旬，關中大地像被剪去毛髮的新頭，只留下短短的麥茬。麥客們按照自己固定的路線逐漸返程。一個月的奔波， 一個月的苦鬥，頭髮長了，鬍鬚亂了。坐下來，磨快了鐮刀，麥客們相互割剃麥杆兒般凌亂蓬荒的頭髮，青色的頭皮上，不時被劃上條條血印。在沿途集鎮上，他們不會忘記給孩子買件新衣，給媳婦選條紗巾，家鄉多沙塵暴。他們不會去西安市“民生”、“唐城"一類的商廈，他們認為自己只能去把商品堆放在一張塑料單上的地攤選購那些便宜貨。
沒錢還自在，有錢提心吊膽。返程麥客心理上最大負擔是怎樣把一個月的血汗錢安全帶回家。經歷告訴他們：被稱為“二道毛”的農村地痞眼盯著他們；沒買票扒火車，乘務員和乘警會加倍重罰， 也盯著他們。那錢顯得比心還貴。在楊凌車站，我看見候車的麥客把100元紙幣捲成又細又長的條形，用塑料相裹後捲進布條褲帶的夾層中，還有的把錢疊成片狀，塞進鞋幫裡……―旦遇險，任你乘警、乘務員搜遍全身，麥客只說“沒錢”，或者乾脆不言語。而那些慣偷、盜賊、“二道毛”，任憑你盜技髙超甚至拳腳相加，也無能為力。
經歷了這一切，麥客要回家了。
麥客們並不想把貧窮、愚昧、卑微、猥瑣帶進21世紀，甚至幻想著有朝一日再入關中不背蛇皮袋，不拿槐木肘肘鐮，不再提心吊膽混汽車、扒火車，而是堂堂正正扶老攜幼拎妻買票坐車，逛一逛千年古都西安城，看一看富饒天府八百里秦川。
上世紀90年代末，無論在西安明城牆的尚德門，還是在高陵縣的大什字，我看見那些穿西服、戴禮帽的年輕麥客，竟然也打一杆檯球。在羅夫鎮我碰見平涼八里橋麥客馬紅衛一行三人去逛華山：“願割麥的去，咱乘機出來逛呢。”在興平茂陵的小鎮上，甘肅定西的幾個麥客坐在搭著涼棚的飯館門前喝啤酒，方桌上擺的是兩葷兩素。麥客敢吃敢喝敢逛了。
麥客給關中大地留下的，不僅是汗水和麥穗。麥客的故事不僅是古老的，現代的，也是久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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