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學：植入深圳基因的大學理想
南方科技大學教授鄧巍巍每天早上都騎一輛電動自行車送女兒上學，然後自己再去上班。雖然他在美國時開的是凱迪拉克SUV，但當坐在電動自行車後座上的女兒雙手緊抱著自己，兩人一路吹著南中國的溼潤季風，他就覺得，還是現在更開心。
“我其實不喜歡開車。現在我每天上班騎車只要幾分鐘，但在美國，要開兩個小時的車才能到辦公室，這很浪費時間。”鄧巍巍這樣解釋。
清華的本科、碩士、博士，美國耶魯的博士後，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終身副教授，鄧巍巍的前半生，一直在學術的主流路徑上行進。2017年的農曆新年除夕夜，他向耶魯遞交了一封辭職信，舉家遷到深圳，就職於南科大。
南科大黨委書記郭雨蓉在鄧巍巍來校後不久去家裡看他。“當時，他的父母也來了，一家五口擠在學校分給他的兩居室裡，女兒就在客廳睡一個上下鋪，各方面條件比他在美國的大房子差遠了。但我問他有沒有什麼困難，他回答得特乾脆，說‘沒有，都挺好的’。南科大的老師就是這樣：他們見到領導，開口不是講困難、談條件，都是談最近又中了什麼大項目、又要發幾篇論文……這裡的每個人都很有激情，讓我感覺回到了特區創業時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
在南科大，像鄧巍巍這樣放棄國外工作、全職回國的科學家比比皆是。這裡的教師90％以上都擁有海外工作經驗。2017年底，第十四批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南科大有13人入選，排名全國第十一位。作為一所創辦不過短短几年的新興大學，並非傳統的985、211，也非雙一流大學，南科大卻能吸引到數量眾多的高水平的海歸人才，其背後的原因值得探尋。
最近，令鄧巍巍格外高興的一件事是，他所在的力學專業獲批國家博士授權點。按照一直以來的節奏，國內一所大學要想獲批成為博士授權單位，起碼要經過20多年，而南科大走到這一步，只用了短短六年時間。
近期，教育部持續深化高等教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在碩博點申請上，規定達到條件的高校即可申請，不必再受辦學年限的限制，讓辦學時間短但辦學質量高的南科大直接受益。南科大一躍成為全國最快獲得博士授權單位的高校，在理工基礎學科獲得的授權點，更彰顯學科水平全國競爭力。
如今，社會各界對南科大的印象早已不是創校初期那些“爭議”。經過幾年的發展，這所繫深圳全市人民之所託的大學，已悄然駛出風暴區，正以“深圳速度”和“深圳質量”向自己的目標開進。
一座城市對大學的渴望
南科大的出生，是深圳在高等教育領域做的創新舉措。
2007年，深圳市GDP已經穩居全國大中城市第4名長達9年，此前一年高新技術企業群的產值已高達 6306.38 億元，佔該市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這一年，兩家根植於深圳的公司——如今已是中國自主創新旗幟的華為，正忙著當歐洲頂級運營商的合作伙伴；後來成為中國上市公司市值最高的騰訊，仍在圍繞QQ做文章，尚沒有開發出微信。
然而，深圳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柱的經濟，卻一直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作支撐。實際上，深圳在高教領域並非沒有作為。早在1983年，特區成立才3年，當時深圳財政收入每年1億多元，時任市委書記梁湘領導下的市委決定撥款5000萬元建設深大。深大初創時曾被寄予厚望——要以清華、北大與人大為母本，並請來了三校的教授幫助建校。在1990年以後，深圳又創辦了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等一系列學校，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中等層次的技術人才，但深圳的高端人才之渴依然得不到解決。2000年之後，深圳又邀請北大、清華與哈工大三校來深創辦研究生院，但受制於異地辦學的諸多限制，三校研究生院直到近年來才真正有了起色。
2004年7月，深圳市人才發展戰略調研組作了一項調研發現：隨著深圳高新技術、“重型化”產業的發展，該市在IT、生物醫藥、精細化工、海洋科學、環保、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原創性的核心技術人才明顯不足。一些企業家表示，目前深圳企業選用高級人才“只能從矮子裡面選將軍”。自己辦大學，似乎迫在眉睫。
然而，辦大學並非易事。在招攬北清哈三校創建深圳研究生院時，深圳就盤算過這個問題。如果自己從零開始辦大學，根據國家規定，不能直接辦本科，只能從專科院校起步。這樣算起來，即使一切順利，最快也要28年才能辦一所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一本院校。這種速度，顯然不能滿足深圳的現實需求與期待。然而，在醞釀許久之後，深圳終於決定再度出手，用創新的思路期望快速辦成一所一流大學。2007年，籌建南方科技大學被寫進了深圳市的《政府工作報告》。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在南科大創辦的時間節點，也悄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1978~1998年可以說是恢復和調整期。而以“985工程”為標誌，中國在1998年開啟了一個合併、擴招的高等教育急速發展的10年，這中間成績和問題並生。到了2008年左右，特色和質量成為高等教育的追求，南科大創辦於這個十年的起點，而後中國科學院大學、上海科技大學也相繼創辦，一些高質量的中外合作辦學也開始發展。
在這種背景下，不能走國內傳統大學的必經之路、通過改革實現彎道超車，在南科大尚未真正誕生之時，就已經成為這所學校的歷史使命。作為中國高教改革的先行者，南科大從頭到腳都是新的。第一新，就是由深圳市委託獵頭公司來遴選創校校長。“深圳市改革的決心很大，在為南科大物色校長時，並不是用老辦法通過組織部，而是找獵頭公司。”南科大創校校長朱清時對此回憶說。在中國科技大學做了10年校長，以堅持“小而精”的辦學理念而聞名全國的朱清時，在上任後就有一系列革新舉措：對本科生實行書院制管理，本科生大一大二不分專業，2012年在全國率先推行基於高考的“631”綜合錄取模式進行自主招生，小班教學，英文教學等等。如今看來，這些舉措在南科大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和落實，成為學校立校的特色與基礎模式。
為了辦好南科大，深圳市政府專門設制了一校一法的形式，率先明確政府和大學的權責關係，而後又成立了南科大理事會，理事會治理成為南科大探索現代大學制度的關鍵一步。
如今回過頭來看，鄧巍巍就認為，在創校伊始，提出很高、很理想化的目標也是必要的，調子高一些，才能引起各方關注，為改革爭取到必要的空間。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曾參與過南科大早期的工作，如今，他為後來沒能繼續參與這所大學的創建和發展而感到十分遺憾，“我很體諒內地教育改革的難處。在內地辦新大學，如果等什麼都靠譜了再去做，那也是不現實的。”
南方科技大學青年教師接受培訓。圖/甄宏戈
“一切都是學術說了算，沒有裙帶關係，沒有暗箱操作”
2016年5月，鄧巍巍受邀來南科大作報告，其間見了力學與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單肖文與校長陳十一。陳十一瞭解了他的情況後，說了一句“你來南科大吧”。他以為校長是隨口一說，連忙說，“這個不容易，我們家有two-body problem。”——這個力學術語中所謂的“雙體問題”，被借用來形容一對“學術夫妻”所面臨的各種困惑。對此，同為力學家的陳十一一聽就懂，他擺擺手說：“這在別人那裡是problem，在我這兒不是問題；給你們倆一起解決，將來想跑都跑不了。”
與校長談話後，系主任又領著他逛校園，喝咖啡。在此過程中，鄧巍巍慢慢就下了回國的決心。同年11月，由全校教授代表組成的南科大學術委員會投票通過了鄧巍巍的應聘申請。
鄧巍巍的回國，遵循的是一套按照國際慣例招聘教授的流程。南科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主任程鑫介紹說，在他們學校，對於人才的招聘和考核，都是由教授和院系來主導的，學校的行政系統是為招聘服務的。一般而言，需要招人的院系會在全球物色人選，邀請對方來作學術報告，然後再評估，最後做出聘用決定。簡單地說，選什麼樣的人才，由系裡決定，最終拍板權則在由教授組成的全校學術委員會。他們系裡看中的人才，也曾有過被學術委員會否定掉的例子。“一切都是學術說了算，沒有裙帶關係，沒有暗箱操作。”
南科大人文科學中心主任陳躍紅，曾長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並先後擔任過系副主任、主任。他表示，一般在國內傳統名校，如果想招人，首先需要學校下發名額，有了指標，系裡才能去物色人選。但苦於不能提供有國際競爭力的薪酬，他們也無法在全球範圍內公開遴選人才。院系的聘人名單，還需要層層上報審批，在此過程中，往往不知道在哪個環節就因為學術以外的因素卡住、刷掉了。最終招進來的人，可能並不是學院真正需要的人才。
鄧巍巍的回國並非是腦袋一熱的衝動。除了對祖國的歸屬感以外，他對形勢做了深入客觀的分析：最近30年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預算都沒有本質變化，多年維持在60億美元的水平，完全趕不上通貨膨脹；相比之下，同時期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C）的預算增加了300倍，達到240億元人民幣，很快就要與美國持平。在此背景下，美國很多華裔教授都在謀求回國發展的機會，他自己也不例外。
回到南科大，鄧巍巍通過競爭等所掌握的科研經費從過去的60萬美元漲到了現在的150多萬美元，因此能嘗試做一些在美國不能或不敢申請的研究，作為系副主任，他可以親身參與到一個全新專業的建設中去。鄧巍巍對現狀很滿意。“在美國的生活是勻速直線運動，你會感覺時間是靜止的；在南科大過的是一種加速度生活，你會看到事情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明顯進展，而且，這種進展是你努力的結果，這會給你帶來成就感。”他喜歡用力學術語來描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在南科大，除了像鄧巍巍這樣拿到國外終身教職後再回來的，更多的還是在學術上剛剛起步的國外大學的博士後、助教。
2012年，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的劉心元，看到南科大在《科學》雜誌上登的招聘廣告，心裡一動。他在香港大學讀博時的導師正好在南科大擔任長期講座教授。在導師勸說下，他考慮再三，選擇了南科大。對此，他解釋說，“當時，我作為一個什麼頭銜都沒有的科研新人，如果回到國內一所傳統重點高校，只能依附於某一位院士或‘大牛’，參與別人的項目，慢慢熬年資。但是在南科大，我卻能立即擁有自己的實驗室，獨立開展研究。”
來到南科大後，劉心元共獲得了900萬人民幣的科研啟動經費。幾年來，他先後入選深圳市“孔雀計劃”與國家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在國際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目前，他已經從當初的助理教授晉升為教授。
在南科大，不管是剛出茅廬的博士後，還是已經拿到各種頭銜的學術“大牛”，大家的起跑線都是平等的：只要你應聘進入到學校的教學科研序列，就會得到一筆不菲的啟動經費，組織起自己的研究團隊，獨立展開科研。這就是南科大的“獨立PI”制度。
由於深圳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南科大設立了完善的制度，使得年輕的科學家們在事業剛起步時就不需要為資金而發愁。對此，南科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鄭春苗指出，需要警惕的是，年輕人因為有了過於良好的條件而成了溫室裡的花朵。“由於我們的資金充裕，很多人可能不需要去外面申請基金和項目就能展開研究，但這不是我們所鼓勵的。因為申請國家項目和基金，本身就是一個競爭的過程。只有存在適度的壓力與競爭，才會讓人才更好地成長，否則就會死於平庸。”這一點，陳十一校長的說法非常形象，“做科研，年輕的同志要保持hungry，要有拼搶的意識。”為了促進這種飢餓感的形成，南科大做了特別多的制度安排，競爭性科研經費也從2012年的460萬元，增加到2017年的7億元，人均位於全國最前列。
要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光有錢還不夠。令南科大電子與電氣工程系助理教授蹇林旎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是，2013年年底，他來學校報到的第二天，去拜會系主任。在例行寒暄後，蹇林旎向其詢問對自己即將開展的科研工作有何指示或要求。系主任的答覆超出他的意料：“我們請你來，是基於對你的專業素養和工作能力的絕對信任，你享有充分的學術自主權，請你按照個人的興趣開展工作，我將提供必要的協助。”
在南科大幾年來，蹇林旎感到，這個答覆不僅是系主任個人的態度，而且是全校所有行政人員的工作出發點。在南科大，各個崗位的工作人員從態度與認知上都實現了“行政服務於學術”。但必須認識到，招生招聘、學科規劃、教學科研、經費募集、基礎建設等等，任何一項都少不了行政部門的傾力配合。“行政”對於大學，尤其是南科大這樣一所剛剛起步的大學來說，一支高效的行政隊伍相當重要。
何佳清教授指導學生做實驗
新型大學的使命
2015年1月，北大原副校長、北大工學院創院院長陳十一出任南科大第二任校長。“我到美國，問哈佛的校長，也問過MIT的校長，你的競爭對手是誰，他們的回答都是斯坦福。如果你非要我說出一所南科大目標型的大學，那就是斯坦福。在美國先有斯坦福，後有硅谷。而在這裡，我們先有硅谷深圳，這就需要南科大充分集合中國硅谷的氣質，建設學科。”陳十一這樣說。
斯坦福更注重科研與產業、實業的結合。因此，南科大的新目標，實際上是要成為一所以理工醫科為主的“小而全”的大學。陳十一校長表示，之所以要“全”，是因為學科的齊全可以激發產生更多的交叉學科。對此，多位受訪者都表示，這樣的調整更加符合深圳的城市定位。丁學良就認為，南科大地處深圳，應當積極利用地緣優勢，與當地產業有更緊密的結合。
在基礎研究和重大科研平臺方面，南科大初步構建了理學院、工學院、生命與健康學院等學院和創新創業學院的學院系統，形成了“數理化天地生”的基礎學系和一大批如材料、電子、航空、海洋為代表的應用交叉學系。而首次獲得博士點的學科數學、物理、生物、力學都是非常基礎的學科。
南科大圍繞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還建立了深圳首個以諾貝爾獎得主命名的研究院——格拉布斯研究院，成立了前沿交叉研究院、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院、深圳市第三代半導體研究院等。
長久以來，由於種種原因，作為中國的第一方陣城市，深圳的醫療水平與其經濟實力嚴重不匹配，有人說還比不上內地一般的省會城市。而優質的醫療服務對於一地吸引高端人才至關重要。針對這一情況，南科大正在加緊籌建醫學院，為深圳的醫療發展提供人才與技術儲備。
對標斯坦福，意味著需要將學校的科研與實際產業需求相結合。陳十一就任校長以來，大力提倡“創知創新創業”。
2012年，斯坦福大學畢業的賀建奎加入南科大。生物學科班出身的他，一直心懷降低基因測序成本的理想。目前，科研與醫療機構中使用的基因測序儀都屬於第二代機器，開機成本高且耗時較久，一次基因測序的成本就高達1000美元。
在國內，知識產權及科技成果的歸屬一直以來是困擾科研人員創業的一個大問題。為此，南科大創新了管理機制，實施開放的創業政策，允許教授每週有一天在校外從事成果轉化工作，並明確教職工可以獲得以職務發明成果及技術作價入股企業進行轉化收益的70％。
有了學校的支持，賀建奎毫無顧慮地創辦了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歷經數年攻關，完成了三代測序儀和配套試劑的研發，將基因測序費用降低到100美元。公司在起步階段，得到的最大一筆投資，就是由校長陳十一幫忙聯繫介紹的。2018年，瀚海基因又完成2.18億元的A輪融資，正計劃大批量投產，將有望打破測序儀市場長期被外國公司壟斷的局面。
為此，南科大允許賀建奎停薪留職，全力發展自己的事業。“南科大與其他高校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鼓勵教授創業，主動突破機制，讓我們有足夠的精力去創業。”賀建奎說。
在南科大，共有25家像瀚海基因一樣由學校老師發起和主導的高科技項目公司，如趙予生教授團隊研發的“超硬材料的納米聚晶研發與產業化”項目，孫小衛教授團隊研製的“X-LED先進照明與顯示技術”項目，以及王海江教授團隊研發的“車用燃料電池電堆技術研究及產業化”項目等，實現了科技成果市場價值近八億元。
陳十一表示，我們創建這所大學，目的就在於在新時代紮根中國大地，借鑑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創造一流的研究成果。
南科大的目標是以理、工、醫為主，兼具特色人文社會學科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在南科大創建初期，就對人文社科學科的建設有所考慮。丁學良也表示，在理工科院校裡辦文科，這在國際上已有先例。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就有非常出色的戲劇文學，香港科技大學的人文學科也在全球很有名。
陳躍紅去年從北大來到南科大，開始著手人文科學中心的建設。目前學校已迅速辦起了覆蓋全校100多門的人文、社科和藝術教育課程，正在摸索一條人文教育的新道路。他強調說，南科大人文中心的出發點，是為全校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們提供優質的人文教育，而非自己辦一箇中文系，招收本科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證將最好的師資用於給全校學生上課，而不是用來發展自己的院系。”
陳躍紅計劃首先成立四個集研究、教學與實踐功能為一體的工作室。這四個教研工作室的方向分別是經典深讀和現代闡釋、人文學術方法論與批判思維、研究性寫作指導與提升、多媒體與跨學科。
為什麼要有研究性寫作？他解釋說，現在學生的中文寫作普遍較差，就算在目前國內的一流大學，也有很多人在寫郵件、撰寫實驗報告、做項目設計、寫畢業論文時，都沒有文體意識，存在文章邏輯不清、表述不清等問題。“世界一流大學多數都有一門研究性寫作的指導課程或者指導中心，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工作室，主要是指向漢語的研究性寫作指導和提升，以後會開設一系列的學術規範、寫作規範、研究規範和指導幫助等相關課程，希望我們的學生在畢業的時候，既能寫很好的英文，也能寫很好的中文。”
“特色的人文研究，具體說就是推動人文與高科技和世界前沿學術相結合。”陳躍紅說，“之所以要做這些，是因為一流理工科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人文教育。”陳躍紅說。現在不少學校開展人文通識課，認為理工科學生只需接受些文科的薰陶就是所謂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不是理工科的附屬，不是打點營養針，上點營養課。通識教育本質是需要文理科雙向的打通。”
“work hard, and then play hard”
2017年7月，有“學霸宿舍”綽號的南科大湖畔1棟519寢室，4人均收到多份來自英美名校的錄取通知書，一時間成為校園裡的大新聞。其中，化學系的李炳是2017屆十佳畢業生，收到了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博明頓分校的offer，最終，他選擇了去劍橋深造。
遠在劍橋的李炳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說，上高中時，他從新聞裡聽說了南科大，對該校新穎的辦學理念心生好感。父母對他說，既然你想上這個學校，為什麼不先去實地看一看呢？於是，2012年8月3日，還是高二學生的李炳在暑假裡從山東來到深圳。在南科大校園裡遇到了兩名學生，在聽了兩位學長向他介紹的學校優勢和劣勢後，李炳便下定了報考南科大的決心。
“我填志願時，高中老師並不是很認可，認為去一所剛成立沒幾年的新學校，風險太大，但我父母思想開明，比較支持我。他們認為，既然你今後想做科研，就不要考慮那麼多別的。”李炳回憶說。李炳的心路歷程是南科大眾多學生的典型代表。陳躍紅就表示，南科大的學生是一群獨立、敢於開拓的年輕人，他們和南科大的老師們一起在創造歷史。
考上南科大後，李炳感到自己的選擇果然沒錯。學校的絕大多數老師都是海歸，上專業課時，基本用的都是與哈佛、耶魯等名校一樣的英文原版教材，有的甚至要求直接讀最新文獻，課程的含金量非常高。不過，英文授課也給他帶來了不小挑戰，為了能聽懂，他只好積極預習，查單詞，背單詞，花了一個月才漸漸適應。
李炳曾向考上了國內其他名牌大學的高中同學講述他在南科大的經歷，令大家羨慕不已。“我也曾逛過北大、清華，發現南科大的食堂、宿舍與教室的條件都不比他們差，有些方面比他們還好。南科大的實驗室條件，要比很多內陸中等檔次的985大學好得多。最重要的是，我們與大教授們的接觸、交流非常密切，本科生就能進實驗室，這一點，是國內其他高校都無法比擬的。”
李炳說的這一優勢，是其本科生“2+2”“雙導師制”的培養模式所帶來的。在南科大，入學頭兩年不分專業，主要進行通識教育，到了大三，學生才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專業，並分配有學術導師。此外，學校給每一名學生都配備了生活導師，負責指導和解答學生在生活、學習上遇到的任何問題。生活導師同樣由學校裡的教授來擔任。
剛一進校，學校分配給李炳的生活導師是化學系的千人計劃專家劉重陽教授。劉重陽當時就告訴他，在南科大，本科生能擁有、接觸到的各種資源與機會都很多，要把握住，才能對得起自己的選擇。李炳牢記這句話，在大一下學期時就有計劃地參與科研。他先跟著化學系的一位老師做了10個月的實驗，但是發現自己並不是很喜歡這個方向。他把這一苦惱告訴生活導師，劉重陽說，“要不你來我們課題組再看看？”李炳跟著劉重陽做了一段時間後，很有興趣，就這樣定下了自己的專業與研究方向，劉重陽也成了他的學術導師。
快畢業時，李炳通過搜文獻，發現在他的研究領域裡，英國皇家科學院與英國醫學科學院兩院院士、劍橋大學的David Klenerman教授非常權威，便主動聯繫去劍橋讀博。在面試時，他向Klenerman教授展示了他與導師劉重陽一起花一年時間做的一個掃描離子電導顯微鏡。對方表示，他的兩個博士花了兩年時間才做了一個類似的儀器，他不太相信一個本科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做出來。但在接下來的面試中，李炳談了搭建該儀器中的一些具體核心問題，令對方非常信服，從而成功通過了面試。
“我特別感謝劉重陽老師。他身為一個大牌教授，能手把手、一對一地教我這麼一個本科生做實驗，這實在是太難得了！”李炳說，在劍橋，他現在只能每週或每兩週見導師一次。但在南科大時，他一度每週會有一個工作日加上週末兩天的時間都與導師待在一起，這種耳濡目染的薰陶，令他很早就學到了作為一名科學家所應具備的思維方式。
由於進校時不分專業，學生們是以“書院”為單位分配住宿和參與集體活動的，這也是南科大在借鑑西方名校書院制基礎上的一個創新。李炳表示，“我雖然是化學系的，但研究方向是交叉學科，因此，有時候我遇到量子化學方面的一些問題，就會在晚上回到宿舍後請教室友。另外，我發現不同專業的人看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和不同思考方式的人一起交流，也能開拓我的思路。”
南科大2014級學生黃榮芃進入南科大以來，寒暑假就很少回家了，要麼留在學校做實驗，要麼去國外參加交換項目。她表示，在南科大的幾年大學生活，要比高中忙碌緊張得多。
2018年3月一個普通夜晚的11點多，記者來到南科大科研樓，發現整個大樓有一大半的房間燈都亮著。走進材料系的一間實驗室，裡面有3個本科生與兩個博士生還在忙著做實驗。
材料系主任程鑫對此一點都不意外，他很冷靜地指出：美國真正的精英學生都是非常刻苦的。在哈佛、耶魯等名校，學生熬夜學習、做科研，是普遍現象。相比國外一流大學，南科大學生的勤奮刻苦不是過了頭，而是仍有差距。
在“南方科技大學百度貼吧”裡，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唐斌發表過一篇“寫給新生的一些建議”。他在帖子裡就直言，南科大的學習任務是繁重的，這一點可能是最需要新生們適應的。與國內有些大學“嚴進寬出”，考上名校就可以躺著混日子不同，唐斌提醒新生：“在南科大，如果你希望有悠閒的大學生活的話，死了這條心。高強度的學習和科研，必然應該成為你四年大學的主旋律。 work hard, work hard, and then play hard。如果你覺得苦，可以參考加州理工的學生們，一度加州理工的本科生每年會有二成左右被淘汰、轉校或者輟學，因為無法適應高強度的生活。”
南科大滑板社的學生
“沒有好的體制，資源再多也會被浪費掉”
在南科大，不僅學生學業繁忙，老師與工作人員更是拼命三郎。招生辦主任趙紅軍表示，從中科大來到南科大這7年來，最大的變化就是沒有周末。
3月31日星期六，在北京十一學校舉行的南科大北京招生宣講會上，來了包括學校副校長、總務長魯春和“千人計劃”學者鄭焰在內的共6名老師，相比南科大在其他地區的招生宣講，派出人員的陣容堪稱重量級。對此，魯春解釋說，北京是全國的教育高地，名牌高校眾多，再加上地域因素，使得南科大在北京地區的招生最為艱難，因此校方也最為重視。“兩年前，我們來北京做宣講會，6名老師上了臺往下面一看，只有兩名家長。今天的會場基本坐滿了，大概有200名家長，這說明南科大在北京地區的認可度與知名度在不斷提高。對於一所新學校來說，能夠在北京成功招生，就是學校實力的最好證明。”
身為學校副校長、總務長與講席教授，魯春自2015年到南科大以來，每年都要回他的老家北京參與招生工作。招生工作是每位教授的公共服務，教授親自到招生一線去宣講這個特色與傳統，是由南科大獨特的招生方式所決定的。
南科大的招生採取“631”模式，即高考成績佔60％，南科大組織的機考與面試成績佔30％，高中學業成績佔10％。由於是獨立招生，考生需要在高考之前先進入到南科大的報名系統進行報名並提交報名材料，這樣，在高考之後，才能有資格參加學校組織的機試和麵試，參加選拔。傳統名校的自主招生天然就受萬眾矚目，無需擔心知名度。而南科大作為一所新學校，如果不是教授親自到中學宣講，可能很多埋頭複習的考生根本不知道。
在南科大剛招生的頭一兩年，雖然也有支持力度很大的城市和重點中學，但在一些稍微偏遠的中學，很多大牌教授還是吃了閉門羹，連大門都進不去。有時他們只能在學校門口支個易拉寶，見到從裡面走出來的學生就分發南科大的宣傳冊。
剛來南科大一年多的陳躍紅，也加入到一線宣講隊伍中來。他曾經是北大自主招生專家委員會委員，有時，在南科大招生受挫的地區，學校就會請陳躍紅過去“破冰”。對此，陳躍紅表示，因為不能干擾教授們的日常科研教學，招生都在週末進行。一到週末，教授們常常需要趕“紅眼航班”，在全國“打飛的”趕場。
雖然非常辛苦，但陳躍紅卻非常開心。很多教授也和他有一樣的感受。他解釋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對於一所大學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教授可以親自參與到選學生的過程中去，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義，也有成就感。而且，在宣講的過程中，教授們也再次加深了對南科大精神的理解與認同，凝聚了團隊。在南科大，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都有一種共同的精神風貌，他們獨立、有激情、富於冒險精神。”
丁學良也表示，要辦一所世界高水平的大學，一要資源，二要制度，這其中，制度是最根本的。“有好的制度，才能吸引來資源，沒有好的體制，資源再多也會被浪費掉。”
鄧巍巍說：“回國前，我在中國生活了25年，在美國生活了15年，因此，我對中國國情很熟悉，回來時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是在南科大，我意外地發現，情況比我預期的要好得多，我已經很滿意了。”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週刊”，作者為《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錢煒，圖/受訪者提供（除署名外），本文首發於總第855期《中國新聞週刊》。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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