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0 一个彪炳史册的传奇:最穷物理系却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弹元勋

文 | 郭晔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华罗庚

上面这首小诗,是当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担任教授时所写的。当时,从英国回国的华罗庚居无定所,住在昆明北郊陈家营的闻一多先生便热情邀请华罗庚一家与他们同住。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中间只用帘子将闻家八口和华家六口隔开,开始了对两家人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这其实并不是华罗庚一人的遭遇,是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常见状况。但即使环境这样艰苦,无论是数学系还是其他院系都出了很多重大成就。

一个彪炳史册的传奇:最穷物理系却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弹元勋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前合影。

物理系则是西南联大理学院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传奇。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联大物理系先后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及邓稼先、朱光亚等“两弹元勋”,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物理教育史上的奇迹。

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基本上也是由原来三个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讲师、助教组成。饶毓泰任系主任,教授有清华的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原北大的郑华炽、吴大猷、朱物华等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联大新校舍的东北区(理学院其他各系都在新校舍南区),占用五栋平房,其中有实验室、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房子很紧。上课另有各系共用的教室。

与其他院系老师的境遇相似,物理系的老师也住在郊外,到学校上课要走很远的路。据沈克琦回忆:“由于日机轰炸,教授们都移居郊外。周培源先生从十几里路以外的西山骑马来上课,后因马料太贵,改骑自行车。吴大猷先生,则每天由北郊岗头村步行或坐马拉带篷的板车进城上课。”吴大猷自己回忆那段岁月时也说道:“累是不必讲了,穿皮鞋走石子路,一天两个来回共约20多里,用不了几天,皮鞋就要打掌。更费的是袜子,不知穿破了多少双,而裤子的膝盖上都补上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把吴大猷夫妇赖以栖身的小茅屋震倒了大半边,倒下的土墙压碎了装粮食用的瓦缸,半缸面粉和泥土、碎瓦块混在了一起。吴大猷没有闲钱再去买粮,他的病妻只好把碎缸里面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办法,把泥沙和淀粉洗掉,将剩下的面筋留下,作为后半个月的口粮。吴大猷白天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大谈原子振动和光谱,晚上回到家用面筋果腹充饥,长达半个月之久,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一个彪炳史册的传奇:最穷物理系却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弹元勋

/西南联大时代的杨振宁(后排右一)

在教学科研方面,西南联大物理教育秉承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的宗旨,非常重视实验教学。普通物理课程和电磁学、光学、无线电原理等专业课程平均三周做两次实验,近代物理课程则做六七个实验。可惜在院系仓促西迁的过程中,各大学本就不多的实验设备很多都未能安全抵达目的地,重新采购也存在很多困难,导致实验设备极度缺乏,仅有的一些实验设备也显得格外珍贵。迫不得已的吴大猷“只好尽自己个人的力量做一点点工作”,把三棱柱放在木制架上拼成了一个“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的“最原始形的分光仪”。沈克琦也回忆,虞福春在一次指导二年级电学实验课时,告诫学生要小心地使用由美国刚买来的灵敏电流计,“每台要75美元,备用的悬丝只有两根,千万别用坏了,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无法做实验了”。当时为了防备日军飞机的轰炸,虞福春在实验室泥地上挖一个洞,半埋一个50加仑的大汽油桶,实验完毕后就将一些仪器放入桶中,再盖上桶盖,以免在日机轰炸昆明时遭受损失……1942年初,物理系为了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高能物理方面的课程,打算建一台小型的回旋式粒子加速器。为了收集战时的紧俏物资,同时也是建造加速器必需的钢铁,物理系发动高年级学生收集废钢铁。他们每天提着麻绳,拎着箩筐,在昆明城里走街串巷,脚下的鞋子磨破了,衣服也被捡来的废铁勾了几个洞。为了化铁为钢,物理系又悄悄在学校后面的白泥山建了一座小高炉。但几个月过去了,收集到的废钢铁才100多公斤,离建一台回旋加速器的要求相去甚远。由于种种困难,到了这年秋后,研制回旋加速器的计划终于告吹,这自然是时代造成的遗憾了。


一个彪炳史册的传奇:最穷物理系却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弹元勋

/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学习时留下的电磁学考试试卷,总分为83 分

西南联大的物理大师们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着物理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吴大猷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结构》,对现代物理的影响十分重要。他在西南联大期间最大成就就是写成了专著《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这本在半年内完成的书是当时唯一讨论到多原子分子物理的著作。因此也就成了多年来多原子分子这一领域的权威性教科书及参考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都是这一领域里全世界各研究机构普遍采用的标准手册。许多国外的科学家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都非常惊讶,他们没想到在中国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有人能写出这么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来。


在教学方面,各位大师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于必修课,学生考试不及格者不得补考,只能在下一年重修;而选修课如不及格,既不准重读,也不准补考,只能另选别的课程以补足学分。对于一年级的学生,即使修够了学分,在必修课中如有一门达不到70分以上者,不得升级。因此,西南联大在短短9年办学时间内,物理系共培养出130名毕业生,其中包括谢玉章、黄授书、应崇福、杨约翰、杨振宁、黄昆、张守廉等7名研究生。研究生中有几人学习非常突出,当时在联大校内就很有名。如1942年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究生的杨振宁、张守廉,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来联大读研究生兼做助教的黄昆,当时就有人称他们三人为“物理系三才子”。西南联大的物理老师为学生开出的课程已基本与国外相同,并且教学内容反映了国际物理学的最新内容。杨振宁曾回忆道:“在昆明的这一段时期是我一生学物理的关键,因为扎实的根基,使我在1946年秋入芝加哥大学,可立即参加研究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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