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必須跟著清流混，這也是無可奈何之舉，因為他的一切是清流給的。但他又不像張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場奧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這個普通平民家歷盡磨難的孩子，只知道中國的百姓太窮苦，中國太弱小，他想改變這一切，但是他無權無勢，擁有的只是一支筆。所以，甲午之戰他跟著翁同龢一道堅決主戰，寫奏摺彈劾李鴻章。可最終，慘淡的結局使他備受打擊，對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張謇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告假回家。可當他趕到家中，老父親已經去世。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覺得自己空有狀元之名，實在是做不了什麼實事，決定不回單位上班了。直至七十歲修訂《年譜》時還說：“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可見“孝子”之名不假，或者說，張謇更注重普通人之情感。這種人是很難在官場上位的。
而翁同龢得知張謇不想回來上班後很著急，多次來信規勸。張謇則表示了自己想實業救國的打算。翁同龢沒辦法接受這一切，頻頻來信，指出經商辦廠在西方還有前途，在他們那裡，商人可以當國會議員，可以參政議政；而在中國，經商卻一向被鄙視，既辛苦又沒前途。希望他回到政府單位，踏踏實實地做公務員這個很有前途的職業。張謇不聽，力圖走“實業救國”之路。“狀元辦廠”，史無前例，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傳統社會來說，簡直驚世駭俗，不可思議。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下海”了。衝出京城虛譽的包圍，他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幸虧，他沒有聽官迷老師的話，否則我們可就少了一位實業巨人了。
張謇從小考到大魁（中狀元），先後二十六年。在官只有一百二十天。張謇說：“謇天生野性，本無官情”，這不一定全是真話。張謇通過層層疊疊的考試，最終蟾宮折桂成為狀元，說不想當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馬關之辱，捲入宮廷黨爭，屢履險境；朝廷腐敗無能，抱負難以施展，使他滿腔宦海奢望頓時冷卻，報國之志，治國之策，統統埋藏心底。同時西方文明的衝擊，經營鄉里和辦紗廠的實踐，已使他找到了補償由仕途失意而帶來的價值失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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