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13日，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病逝。
對於梁啟超來說，這是一個極沉重的打擊，幾乎一蹶不振。李蕙仙是李端棻的女兒，當年梁啟超中舉，許配成婚。兩人如鼓瑟琴，相濡以沫幾十年。
梁啟超驟失賢妻，雖一向樂觀豁達，亦難以承受如此巨痛。他在一篇文章中形容喪妻後的心境：“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回也嗒然氣盡矣。”（《苦痛中的小玩意兒》）
梁啟超對妻子日思夜念，刻骨銘心，竟至於茶飯不思，提筆不能屬文。1925年，他為李蕙仙在北京西山營造墓塋，舉行葬禮，勞碌了幾個月，身心俱疲。他的健康狀況，也從這時起，日衰一日。雖然他向兒女承諾，俟葬禮完成，“以後便刻意將前事排去，決不更傷心”，但從他這段日子滿懷傷痛寫下的詞章中，可知其心情實難以平復：
天涯遊子，
一年惡夢。
多少痛、愁、驚、怕！（此語是事實）
開緘還汝百溫存，
“爹爹裡好尋媽媽。”（末句用來信語意）
1906年梁啟超和兒女思成（左一）、思順（右一）、思永（右二）
1926年初，梁啟超的尿血癥，已很嚴重，先入北京德國醫院醫治，效果不著。3月轉入協和醫院，做手術切除了右腎，竟然把一隻無病的好腎切去了。
對這一荒唐的醫療事故，北京大學教授陳西瀅在《盡信醫不如無醫》一文中，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記載：當梁啟超的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右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但他們還是將梁的右腎割下了。手術後，尿血癥並沒有好轉，醫生們又認為毛病在牙內，因此一連拔去了梁啟超七顆牙齒，但症狀仍未好轉。醫生們又說毛病在飲食，讓梁啟超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尿血癥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了！
當時輿論激憤，紛紛指責協和醫院粗率孟浪，勸梁啟超起訴醫院。梁啟超私下也認為這是醫院失誤，但在公開場合，卻為醫院辯護，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他更誠懇盼望社會輿論，“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我的病與協和醫院》）
自己的腎被切錯了，不僅沒有責怪醫院，反而擔心醫院受到壓力太大，影響了西醫在中國發展。儒者風範，高山仰止。
梁啟超家書手跡
1927年，天下大亂。南方國民政府北伐，已飲馬長江，國民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方興未艾，而在革命陣營內，國共兩黨的鬥爭，也到了生死決鬥階段。
面對這紛紛擾擾的局勢，梁啟超雖不願介入政治，但作為一個普通國人，亦難免感慨萬端，生出一腔憤悱之情。他給女兒的信中，流露了內心的擔憂：“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政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給孩子們書》）
梁啟超是一個閒不下來的人，身體稍好，又繼續寫作與四處奔走演講，為圖書館籌集圖書，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尿血病時好時壞。3月，手術剛滿一年，接到康有為逝世的消息，上天對梁啟超再施以沉重的一擊。
回想起在萬木草堂的青蔥歲月，得老師親炙，講授變法道理，讀《大同書》，與同學們在越秀山吟詩辯難，那種歡樂的日子，歷歷在目。其後師徒在政治上雖然分道揚鑣，但那份濃濃的感情，卻從來沒有變淡薄。
梁啟超對老師之死，極為悲傷，匯去幾百塊錢，作為賻禮，並在法源寺開弔三日。梁啟超披麻戴孝，始終跪在孝子的位置上，每逢來人行禮，他便以孝子身份答禮。他為康有為撰寫了一副輓聯：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倖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
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
“西狩獲麟”典出《春秋》，梁啟超把康有為比作孔子，他曾評價康有為：“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康南海先生傳》）
時人徐彬（翰林院侍讀徐致靖之子）在讀到梁啟超撰寫的輓聯後，對康、梁的恩怨離合，感慨獨深，留下這樣一段評說：“語氣抑鬱，乃其晚景使然。不須細論，只就私人恩誼而言，亦可謂善全始終者焉。”（彬彬《梁啟超》）
梁啟超在寫家書
1927年上半年，梁啟超仍在醫院進行治療，經過輸血後，病況似乎有所好轉。5月13日他給女兒的信中說：“此次灌血以後，進步甚顯著，出院時醫生說可以半年不消再灌了。現在實行‘老太爺生活’，大概半年後可以完全復原（現在小便以清為常態，偶然隔十天八天小小有點紅，已成例外了）。你們放一萬個心吧。”（《與順兒書》）
但人們還沒來得及放下一個心，新的打擊，旋踵又至。1927年6月，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沉湖自盡，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言。這個噩耗，成了壓垮梁啟超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的情緒再次跌入谷底，在給家人的信中，無限悲涼地說：“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壽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今竟為惡社會所殺，海內外識與不識，莫不痛悼。研究院學生皆痛哭失聲，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給孩子們書》）
打擊接二連三降臨，彷彿上天已在暗示，人生的最後結局，就在不遠之處，等候著他了。日子已所剩無幾。由於傷心過度，加上對國事的憂慮，梁啟超的尿血病，再度復發，而且益形兇險，不得不再入協和醫院治療。
1927年8月，夏天的炎熱還沒消退，秋涼已暗暗四起了。病榻上的梁啟超，給女兒寫信說：“我是學問趣味極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專精有成者以此。然而我的生活內容異常豐富，能夠永遠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個新方向，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如朝旭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我雖不願你們學我氾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也想你們參採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給孩子們書》）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與思永（右）和思達（左）
可惜，太陽終於要西下了，出水的新荷也將凋謝。梁啟超的身體狀況，如風中殘燭，仍扶病作《辛稼軒年譜》。1928年9月10日動筆，勉強支持了一個月，因天天發燒，精神日益委頓，再無搦管之力了。10月12日那天，他在稿紙上寫下辛稼軒悼朱熹的幾句話：“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為公死，凜凜如生。”然後長嘆一聲，把那支千鈞重的筆，輕輕擱下。
梁啟超一生的著作，以此為絕筆。
霜降以後，病房窗外，瀟瀟景物添秋意。梁啟超的身體更差了，又出現一些新的疾病，在肺部與左肋之間，感染一種罕見的病毒。醫院遍查資料，只發現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有三人罹患同類疾病，一人已死，一人痊癒，一人尚在治療中。但梁啟超的身體，已虛弱到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矣。
嚴冬來臨，黑夜一天長似一天，北平的天空，小雪飛舞。病身最覺風霜早，梁啟超自知病入膏肓，囑咐家人，自己去世後，把遺體交給醫院解剖，以便找出病原，供醫學界參考。
12月1日，清華研究院的校友，聯名致慰問函梁啟超：
“師座以一身關係國家前途、文化前途。今政治方面雖較黯淡，而全國學術待師座之整理，全國學子待師座之指導者極多，即就政治方面言，初，亦非全然絕望，唯暫時不得不權安緘默耳。他日春雷陡起，萬象或能更蘇矣。尚望師座節憂寡慮，清心靜養，留得梁木，為他日用。”（徐中舒等《致任師夫子大人書》）
但梁啟超已等不到“春雷陡起”那一天了。1929年1月19日，大寒之前，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午後2時15分，梁啟超在北平協和醫院溘然長辭，享年56歲，臨終無留下任何遺言。
天津樑啟超故居
梁啟超逝世的消息，迅速傳遍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唁電、唁函、輓聯、輓詩，夾著怒號的寒風，如雪片般飛來。2月17日，北平各界五百人在廣惠寺為梁啟超舉行公祭。同日上午，上海各界也在靜安寺舉行了追悼大會。
梁啟超的一生，處在中國亙古未有之大變局的風暴中心。他始終抱有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世情懷，“宇宙未濟，人類無我。”這句八字真言，便是他堅強的精神信仰。古人所說的“三不朽”，立德者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者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者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在戊戌變法、護國戰爭、討伐復辟諸役中，梁啟超對國家是有豐功偉績的，對文化的創造，更是前有所承，後有所啟。雖未能創制垂法，然立功、立言，亦足可以不朽矣。
梁啟超逝世後，有一副輓聯形容他：“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星辰。”河嶽不廢，日月齊光，而個性人格的尊嚴、文化精神的貞定，亦將從歲月的塵垢之中，昭露以出，交相輝映，彌淪布濩於河嶽星辰之間。
閱讀更多 樓蘭都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