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是著名的書人，他寫過一系列跟書有關的著述，比如《書人行腳 》《我書》《生涯一蠹魚》《天上大風：生涯餓蠹魚筆記》《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等等。以今人的歸類法，這些書都屬於書話範疇，而寫書話之人往往是資深的藏書者，然而業界大多數人都說傅月庵並不藏書，他只是讀書。據說他讀過的書用不了多久就處理掉，為此我傻認真地向他證實過此事，他依然憨厚地笑笑說，哪有這麼絕對。雖然他也說自己家中之書確實夠不上藏書的範疇，因為那都是他為了讀而買者。
其實天下沒有不讀書的藏書家，我承認這句話說得並不客觀，凡事都有例外，世界這麼大總會有隻藏不讀之人。而此文不是討論這個話題的地方，我更為好奇者乃是傅月庵以讀為主的收藏，何以能將愛書人的心態描繪得如此入木三分。有一次我忍不住真的直問他此事，他只是謙遜地說，因為自己沒錢，如果有錢的話，誰不願意拿到幾本難得一見的珍本。但我覺得，他的這幾句話更多者是為了給我以安慰，因為他幾次來到我的書房，以他的聰慧肯定知道我屬於典型的“胸中書少架上多”。
牌記印在了萬年紅紙上，一看就是南方的書
真蠹魚的成就
我與傅月庵先生相識於2003年，為什麼能確切地說出這個時段？其實也沒啥理由，我根深蒂固地覺得就是那個時間與之相識。在此前的一段時間，我得以認識臺灣著名藏書票收藏家吳興文先生。那個時段吳先生在北京工作，他是臺灣著名出版社遠流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總經理。吳先生除了搞藏書票收藏，他對新文學版本也極其熟稔。其實我對這個領域頗為外行，但我卻願意聽吳興文在那裡談天說地，給我講述那個時代的風雅。
某天，吳興文先生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同事傅月庵先生來到北京，並且約我一起見面。當時見面的細節我已然回憶不起，但傅先生一身的行者裝束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外觀看上去，他完全不像個職業經理人，因為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一點商業氣息，更多者像位笑對人生的達者。以我的經驗，這等通達之士恐怕難以藏書，因為藏書總是跟痴字聯繫在一起。但，與他聊到書界之事，他卻能滔滔不絕地講出許多細節，故而他的語言與他的外觀讓我難以疊合在一起。
日本所出特裝本
用半透明紙仔細地保護了起來
也正因為如此，讓我對傅月庵發生了興趣，當時我記得他遞給我的名片上印著的名字是林皎宏，但他出的一系列著作其署名大多是傅月庵，他另一個網名則是蠹魚頭。蠹魚頭這個名稱可以望文生義，天下人都知道蠹魚是吃書的害蟲，也因此成為了愛書人共同痛恨的動物，但不知為什麼大多數藏書者又將自己視之為蠹魚。比如民國時期南京偽政權內有一位達官，他也是資深書蟲，人品且不論，他在藏書方面卻頗有成就，而他有一方閒章，其內容則為“來生恐在蠹魚中”。看來，他任偽職也有些心煩，還是覺得當一名真正的書蟲最為自在快樂。而傅月庵自號蠹魚頭，想來也是一種自負。他自視為蠹魚們的頭領，這也正如關漢卿所言：“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願朱顏不改常依舊，花中消遣，酒內忘憂。”只要將這句中的“花”字改為“書”，應該很符合傅月庵的夫子自道。
這是我十幾年來對其筆名的一種固有認識，然而為了寫這篇小文，我總要確認自己的判斷，這有如那句不雅的歇後語：“放屁砸坑——落實了。”然而我的這個落實果真有價值，傅月庵明確地跟我說，蠹魚頭乃是英文do it的諧音。這兩個詞雖然很簡單，但如何翻譯準確我卻不得要領。我問傅月庵如何解讀，他只是哈哈笑著顧左右而言他，所以我只能把這兩個單詞解讀為“少說多幹”。而他的另一個筆名傅月庵則為who am i，成龍曾經主演一部電影的名稱叫《我是誰》，而傅月庵的這個筆名卻早於那個電影，如果較真的話，電影似乎是侵權，只是我不知道傅月庵是否將自己的筆名做了正式的註冊。但即便如此，他沒有將之翻譯中文我是誰，估計他打不贏這場官司。
書衣的摺疊方式
插畫
雖然說，有很多文人在不同時期會使用多個筆名，然而林皎宏先生卻將他這兩個筆名同時使用，並且至今仍然在混用之中。於是我問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兩分法，他笑著回答我說，這都是網路惹的禍，而網路則是臺灣對網絡的稱呼方式。他告訴我說，當年他在遠流出版社負責網路，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財務預算，而他又不願意唱獨角戲，於是他就一個人分飾兩角。他在留言版上與網友互動時，談書談閱讀，就用蠹魚頭這個名稱，而他個人在寫書話文章時，則署名傅月庵。同時，他在遠流社又是一位資深編輯，當其在書上署編輯之名時就會用本名林皎宏。
雖然如此，我還是覺得傅月庵這個名稱更加深入人心，至少我時不時地忘記這非其本名，有時張口就稱他傅先生，而忘記了他的大姓乃是林。然而傅月庵從不以此為忤，無論怎樣稱呼他，他都會爽快地答應，可見其為人之寬厚。以前我聽傅月庵提起過他的本業所學乃是土木工程，而後才轉為文學研究。這個轉變跨度有些大，當我們聊到這個話題時，他依然坦誠地告訴我，自己確實不喜歡土木科。而當時只是為了虛榮才去讀臺北工專，因為這所學校比較有名氣。我剛開始認為他只是跟我說笑，後來我讀到了他所寫的一篇名為《那六年，我窩在光華商場》，此文的第一段就講述到了這個問題：
小時候我功課都很好，只有到了臺北工專唸書時，功課才不好。因為臺北工專是工科的，我根本不適合念工科。我會去唸臺北工專，是因為虛榮，因為我考高中有點失常，數學考了四十幾分，考到了中正高中。我覺得我如果去唸那邊，跟我的朋友完全不能比，我的朋友都考到前三志願，而中正是第四志願。我的五專考得比高中好，考到臺北工專，我那時候愛慕虛榮，覺得至少“臺北工專”四個字看起來不錯，就去唸了。
日本人的畫作
年輕時的青澀幾乎是每個人都要經歷過的不成熟，當然天才除外。但少有人能像傅月庵這樣，講述自己的青澀。正如《聖經》所言：“上帝給你關上一道門，同時給你打開一扇窗。”傅月庵不喜歡自己的專業，以至於他經常跑到校外去閒逛，而這個閒逛卻改變了他的人生經歷。他在以上之文中談到：“光華商場就在臺北工專隔壁，我以前也不知道有這個地方，我是三重鄉下小孩，國中畢業前幾乎沒有跨過淡水河。來到臺北工專才知道，喔！原來這邊有一個賣舊書的地方。那時我一天大概有二十塊的生活費，我只要拿五塊錢就可以買書看了。”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北最有名的舊書街乃是牯嶺街，後來當地有關部門為了拓寬牯嶺街，就將本街上的上百個書攤統一安置到了光華商場，自此之後，光華商場成為了臺灣地區最有名的舊書集散地。而傅月庵就讀的臺北工專，竟然與光華商場毗鄰，這對於愛讀閒書的傅月庵那豈止是老鼠掉進了米缸裡。他不僅天天要到光華商場內淘書，甚至一天都要去多次，其自稱：“那時候光華商場十點開門。我早上上完課就會去，中午吃完飯又去逛，晚上下課又去逛，一天大概去三、四次。我不想上課的時候，也會去。那時候上課很無聊，我也會帶幾本書去看。”
不認識書名，但不明覺厲
以我的經驗來看，版本之學更多者是靠實踐經驗的磨練。翻閱傅月庵所寫書話之書，任何愛書人都能夠感受到，他對版本之熟悉豈止是信手捻來，想來他的這套本領也不會是天生就具備者。正如韓愈所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而傅月庵的版本解惑過程就是他在光華商場內的買書經歷：“我逛光華商場逛到什麼書都看，也讀了一堆爛書，但讀到後來，也就知道什麼是好書，什麼是不好的書。我那時候看書已經看到把《文星叢刊》《今日世界叢書》全部都搜齊了。一套《文星叢刊》裡，有小說、有政論、有歷史，文史哲全都有。我買了兩百多本，至少也看完了一百多本。等到我去唸大學歷史系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很多我已經知道的，別人還不知道。”
正是由於光華商場的這段經歷，使得傅月庵更加意識到讀文科才是他真正的特長所在，於是他後來轉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而這個轉變奠定了他此後幾十年的工作色彩。既然如此，那可不可以說，是光華商場拂去了傅月庵先生心上的蒙塵。其實從他的經歷看，光華商場的經歷不過是個催化劑，因為他的文史偏好自其幼年之時就已根植於心中：
裡面也是日文
我從小就對書有興趣，只要有字、有圖片的東西，我都會拿起來讀甚至連香菸盒都會撿起來看，為的是看上面的字跟圖片。但是我家窮，當我發現光華商場的時候，真是太興奮了！光華商場每一家書店我都摸熟了，我甚至因此有了某種特異功能。後來我在主持遠流博識網的時候，“偷渡”了一個“珍品交流道”，專門提供舊書訊息。我的特異功能是，有哪個人要找哪一本書，我可以跟他講：“光華商場右邊入口往第五家右轉進去，再右轉，由下往上大概在第五排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書。”屢試不爽！
讀到這段話的前幾句，頓然讓我心有慼慼焉，因為我在幼年之時也喜歡收集香菸盒，並且那個愛好一直堅持到了我三十歲。為什麼到了那個年齡依然偏愛於這樣的低幼玩物？這正如某首歌中的一句歌詞：“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長大，我寧願永遠都笨又傻。”為什麼希望自己又笨又傻，這點我沒理解，但歌詞中的另一句——長大後世界就沒有童話。這才應該是我沉湎於童年玩物的真正心態。
但我留戀童年的心態只是不願意失去那份美好，而傅月庵先生勝我一疇之處則是他把自己的愛好帶入了工作之中。後來他到遠流工作之時，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主持該公司的博識網，而其在沒有老闆授意的情況下，他在網上辦起了古舊書交流平臺。只是他沒有想到，這個不經意的舉措，成為了他這位蠹魚頭。
傅月庵寫過一篇《理想與勇氣的實驗之地》，此文的內容完全是他在遠流出版社的人生經歷。他在1995年的夏天進入了遠流公司，然而他並不是學新聞出身，故其對編輯採訪都不在行，可是他對自己寫文章的水準頗為自信，這個自信以他的話來說“依然得益於當年的光華商場舊書攤”。關於逛書攤和寫作之間的必然聯繫，傅月庵寫過一篇名為《未敢翻身已碰頭》的文章，他在此文中稱：
1978年，我正在臺北工專五專部三年級就讀，功課一塌糊塗，根本無心正課。整天除了打球，就是閒逛近在咫尺的光華商場舊書攤，隨手亂買亂讀，小說漫畫文學非文學黃的黑的，只要有點意思，便一頭栽進去，讀它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看多讀多了，居然也塗起鴉來。其動機，說來好笑，與其說是“一股生命的衝動”，倒不如說是“一種青春的虛榮”。看到校刊上印著自己名字的文章，向來乏善可陳之人，“終於露臉了”的自我感覺，要說多好就有多好！
鮮豔的封面
因為他喜歡在光華商場內買書讀書，進而就養成了寫作的習慣，所以他在上學之時就已經開始發表作品。而這個過程當然會給年輕人以鼓勵，這樣的經歷長久之後就形成了信心。然而這樣的信心當走入社會之後，有時會成為自己接受新觀念的障礙。而傅月庵進入遠流後不久，果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他在《理想與勇氣的實驗之地》一文中寫道：“初初入行，關於編輯採訪，我什麼都不懂，寫寫文章倒還有些自信，很多時候常會自作主張，不管格式，自顧自地寫過去。黃盛璘有點受不了，為了拴住這匹野馬，經常得個別輔導，將我叫到她房間，兩人對坐，面前各一份原稿，讓我自己說：為何這樣寫？然後一行一行跟我解釋：這裡好，那裡不行！看建築應該從哪裡看起？寫景的重點是什麼？如何才能尺幅千里，在有限的版面裝下讀者最需要也想要知道的東西？……大半年時間，我幾乎就像小學一年級生，讓她從身後握著手，一筆一劃學寫字，錯了擦掉，重來一次！當時深不以為然，常常不服氣就吵了起來。日後回想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這樣的基本訓練有多重要！”
至少從這個層面來說，傅月庵的運氣很好，此段話中提到的黃盛璘乃是遠流的副總編輯，這位黃女士極有耐性地教給傅月庵如何寫文章。這正如俗語所言“文章是自己的好”，傅月庵當然不能接受他人對自己文章的指摘，以至於他跟黃盛璘多次頂撞。可是多年後他才意識到，黃盛璘對他的糾正是何等之重要。在人生的經歷中，能遇到這樣的良師，這當然對傅月庵來說，是好運當頭。
其實傅月庵的好運不僅如此，其運氣更佳之處乃是遇到了一位好老闆，這位老闆當然指的是遠流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先生。而我與王老闆的相識也早在認識傅月庵之前，這麼多年的交往也讓我體會到了王老闆在企業創新方面始終有著一顆年輕的心。傅月庵能在其公司工作，並且讓他隨意地施展自己的才能，這當然跟王老闆的胸懷有很大的關係。當然傅月庵身在遠流之中，他對王榮文的所思所想，要比我深刻的多。傅在文中寫道：
遠流董事長王榮文先生（我慣稱他“老闆”）是個天生樂於嘗試的人，尤其新科技，對他似乎有種“致命吸引力”。我進遠流沒多久，數位浪潮迎面而來，沛然莫之能御。大家都知道“這個很厲害！”卻不知從何下手。王老闆先是積極地讓公司內部E化，同時迷上了互動光盤，然後是網絡。臺灣出版界裡，跟他同輩而勇於接受數位洗禮的，依我看，還當無人得出其右。他當時的一句話：“實體與虛擬齊飛，傳統與數位共舞”，直到今天，都還值得網絡經營者深深思索其意味。
傅月庵向我介紹了本書珍貴之處，可惜我沒記住
施蟄存的藏書票
關於對網絡的接受，其實王榮文先生跟我簡述過遠流的經歷，這樣的經歷有成有敗，而王老闆更願意跟我談及他在失敗方面的教訓，這讓我更加感佩於他勇於總結教訓的勇氣。社會資訊傳播的手段正處在歷史的鉅變期，沒有人能夠真正精準地預測未來，能看準大勢已然是智者。而王榮文鼓勵員工努力適應新媒介，無論成功與失敗，他均能將此獨自承擔。這樣的擔當，也是做大事者所必備的品質。
1997年，遠流公司就開辦了自己的網站——遠流博識網。但那個時期人們對網絡經營還屬於新鮮事物，雖然開辦起了網站，但如何將網站經營好，其實誰也沒有良策。當時遠流公司有一位李小姐負責經營該網站，但她卻不知如何運作，於是她很苦惱地向傅月庵痛說此事。其實，當時的傅月庵也對網絡營銷完全外行，但他隱隱地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於是他就接過了這個燙手山芋。經過一番折騰，終於使得遠流博識網成為了臺灣地區最大的閱讀社群。而後他利用這個社群銷售本社產品，竟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在1998年，他在該網上銷售《金庸作品全集》，這部大部頭著作售價不便宜，傅月庵也沒把握能在網上賣出多少。當天下午他坐在電腦前看著銷售數字直線上升，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內營業額就突破了百萬，這個結果用傅月庵自己的話來說：“我簡直嚇呆啦。”
有時代特色的封面
2001年，傅月庵的父親去世了，這件事對其有很大的心理影響。我曾讀到過他寫的一篇名為《父親》的長文，此文詳細地講述了父親大半生的遭遇。其父在年輕之時跟隨祖父在日本東京的軍工廠內做事，而後因為戰爭的原因，他經歷了刻骨銘心之痛：“1944年秋天，盟軍B29轟炸機開始突襲日本，東京朝不保夕，危若累卵。父親隨著軍工廠疏散到群馬縣，祖父放心不下工廠，堅持留守，大姑為了照顧他，也留下來了。隔年春天，東京大轟炸，334架B-29投下超過2千噸燃燒彈。一夜之間，1/4個東京被夷為平地，10萬人死於非命，包括兩國國技館附近的一對臺灣父女，我的祖父我的姑姑。”
後來父親捧著兩個白色的骨灰盒返回了臺灣，其實骨灰盒內並無骨灰，裡面僅是兩把泥土。父親回到臺灣之後，久久不能從痛苦中掙扎出來，故整日裡沉湎於酒中，而家中的生活重擔全部落在了母親的身上。這一切都讓年輕的傅月庵不能理解，他覺得自己與父親形成了代溝。直到48歲時，傅月庵才有了兒子，身為人父，他才真正理解了父親當年的所作所為。《親子天下雜誌》第60期上刊載有李嶽霞所寫《傅月庵：有了孩子，才懂了父親》一文，題目代表觀點，這正如俗語所言的“養兒方知父母心”。李嶽霞在文中寫道：
有了兒子小寶以後，傅月庵花了很多時間跟他在一起，仔細欣賞他的身體、思緒、動作和聲音，像看待藝術品一樣。在這過程中，他也重新認識自己，更理解與思念他曾那麼不諒解、已過世的父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解呢？傅月庵在他的微博中明確地寫道過這樣一段話：“關於遺傳這件事，等你‘有後’了，便會加速度的在你身上顯露。換言之，當你有了兒子，你的父親便會從你的身體裡鑽了出來。”
這可是民國年間的名著
擺拍
而當我走進傅月庵的家中時，我從屋內的點點滴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對孩子的摯愛。
而後的傅月庵憑藉自己的才能，在遠流一路升遷，一直做到了總編的位置上。正當其事業上頗有作為之時，他卻因厭倦管理而離開了遠流。2016年7月3日，上海《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上刊載了記者李佳懌所寫《掃葉工房傅月庵：在數字時代奉行“小農出版”》一文，該文中談到了傅月庵離開遠流的原因：“2008年左右，臺灣出版界開始企業化經營，文人氣息減弱，總編輯不只管編務，還要看很多報表。‘我是編書的，但這個位子卻不需要編書了。’加之身體欠佳，他遂離開出版社，到茉莉二手書店工作，從書的上游來到了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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