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到6月，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大明帝国轰然坍塌，紫禁城先后换了三任业主。大明的覆灭原因至今都争论不已。
笔者试图从世界贸易和经济的角度重新进行解读。商业文明伴随着人类文明一起产生，中华文明也不例外，殷墟出土的文物，有南海玳瑁、新疆和田玉，显然这些非本土的物品，只能靠贸易交换得来。
其后汉唐的繁荣，也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即使是孱弱的大宋失掉了陆上丝绸之路，但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也创造了辉煌，大宋每年过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商业。至大明帝国，世界贸易走进了崭新的时代。
现在的我们，有了阿里巴巴、京东等网络商业公司，它们的兴旺离不开发达的物流运输业，或者说是成千上万的快递小哥支撑起了网络商业。大明帝国时期的商业也不例外。
水运的发达，带领大明商业进入了新的时代。水运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至今也是最便宜、货运量最大的物流形式。京杭大运河——大明帝国的黄金水道，为大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依托该水系的苏沪杭地区（淘宝包邮区），至今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大运河毕竟是国内的物流线，它的货运量毕竟有限，
容量更大的大海频频向大明招手，大明统治者们却蛮横拒绝了，紧闭着大门。
彼时世界的造船业突飞猛进，跨洲远航已经不成问题。为了突破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壁垒，欧洲人不断的探索未知世界，1492年（明弘治年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达伽马、麦哲伦等人开辟出多支航线，贯通了世界，把大明帝国也圈进了新的贸易体系中。
至17世纪初，探险者们开拓出了三条连接到中国的贸易通道，一是美洲走太平洋至吕宋再到中国的广东福建（包括日本至中国的支线）；二是欧洲经马六甲到广东（主要是澳门）；三是沙皇俄国开辟的毛皮贸易通道，从欧洲经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再走库伦（乌兰巴托）至张家口。顺着这三条通道，巨量的财富如潮水而至。
（上图：马尼拉大帆船，明末时期满载白银或丝绸，频繁往返于美洲与中国。）
16世纪中叶（大明嘉靖年间），日本和美洲储藏量巨大的银矿相继被发现，开采出来的大量的贵金属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中国产的丝绸、茶叶、瓷器成了世界商人追逐的商品。
大明帝国最后的50余年间，往来的商人顺着上述三条连接中国的通道完成的贸易，占了世界贸易总量的1/2强，白银疯狂涌入，据测算有3亿两之巨，平均每年600万两白银净流入。
这个净流入，真不是个小数目，要知道明帝国后期的年财政收入维持在2千万两白银左右。而且这个流入，并不稳定，经常出现的小冲突以及贸易争端，会时不时使流入暂停，故而巨量白银大量涌入，时而断流，进而造成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大明帝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而这600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最高统治者们并不掌握。自隆庆皇帝实行开放政策后，明帝国仅仅开了个门缝，广东澳门之外开放了福建月港，其后泉州和漳州相继开放，而查明帝国的关税（市舶税）记录，这几地的年关税总收入仅6万两白银的水平，按照大明20%的商业税率推算，对应的外贸总额只有30万两，
那么其余的未出现在官方记录的大量的白银，只可能从民间走私通道流入了。灾难由此而生。超量的时断时续涌入的白银，像惊涛骇浪一样，冲击着明帝国旧有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秩序。明帝国的富商巨贾，其实是江南士绅集团的一部分，从商业渠道流入的白银，基本入了江南士绅的腰包，农民——尤其是隔海千万里的中西部小自耕农，被隔离在商业体系之外，成了待宰的羔羊。
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紧缩周期来临时，首先吞噬掉的是他们。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确立了以白银货币代替上缴实物（粮食）和服劳役的赋役制度，当每一次粮食收获季节，大量产出的粮食迅速贬值，为了缴税，农民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劳动所得，甚至把口粮卖出换取白银，而当播种季节来临，种子需求旺盛，粮价急涨，再加上飞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活难以为继的自耕农们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抵押土地等资产换种子，显而易见，破产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而明后期人口剧增，现代学者估算当时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增长使明帝国不堪重负。而1627年（崇祯刚继位之年）的旱灾成了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史载，起于陕西、山西和河南的旱灾，最终蔓延至全国时间长达十几年，平常2两银子的1石米飙涨至10两甚至更贵，人相食！
1629年，饿急了的西北人李自成等人揭竿而起，成了明帝国的掘墓人。最可气的是，为应付紧张的战事，某次廷议准备再次增加军饷的征收，有大臣提议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多加税，崇祯准备采纳，但人数占绝对优势、出身于江南的大臣们，义正言辞的驳斥这个提议，最终还是回到按土地摊派的征税政策老路，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哪能再搜刮出一文钱？后果可想而知，越是加税，叛乱越多。
（上图：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密会，时李自成部队几乎被全歼，受张献忠帮助东山再起。）
大明的灭亡，直接原因是超量货币泛滥引起的连锁反应，是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崩溃，根本原因则是最高管理者思想观念跟不上时代,长期漠视商业和商品经济造成的恶果。
直接原因有二，首先是农耕文明政权存在的通病——限制商业。
农耕社会的统治者为社会安定必须保证粮食供应充足，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把人力牢牢拴在土地上的政策来保证粮食稳产，而商业人口增加必然使农业人口减少，进而影响粮食产量，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此限制商业，限制商业人口是保证粮食稳产的必要条件。
其次是僵化的价值观，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的统治者秉持外儒内法的策略，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韩非子则把商人列入五蠹。统治者高举道统的大旗，把商品经济和其从业人员钉在了耻辱柱上。作为道统表率的官家人，怎么能明目张胆的鼓励商品经济，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因此，儒家统治者眼中没有国际贸易，只有威加海内外，四方朝贡的体制，别人赠与的物品，我们成倍的恩赐回去。
所以，无论是我们北方的游牧民邻居，还是隔海的日本、琉球等“蕞尔小国”，年年拿着不值钱的贡品，敲开门要求朝贡，依大明惯例，我们成倍的赏赐回去。
朝贡越来越频繁，财政必然紧张，明帝国决定限制交往，降低频次，如日本与大明，原本一年一度的朝贡，改为两年一次，之后有时隔三五年甚至更长，最终爆发争贡事件（读者可自行查询），嘉靖彻底关上了大门，倭寇从此成患。
明帝国对郑和下西洋，更像是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但一路耀武扬威和馈赠礼物的航行带来的后果是"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故而永乐帝死后，这种政治航海运动就被永远的叫停了。
虽然大明政府实行关门政策，限制商贸往来。但民间已经开始了走私等深度交流活动。比如尼古拉·一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贸易商的佼佼者，他在中国、日本、葡萄牙和荷兰之间长袖善舞，既做贸易又合纵连横，鼎盛时期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凛然成为一个割据政权，掌握了台海的过往商船的收税权。
除了称霸的郑芝龙，大明还有大批普通人往东南亚移民，如吕宋（菲律宾）1603年的第一次屠杀华商事件，就有2万多华人丧命。
还有晋商，山西境内多山地，可耕地少、人口多，不甘于贫困的山西人多出门行商甚至走出国境，他们打通了张家口至库伦的商贸通道，他们同样进入东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城内仅晋商有60余户。
而贸易的交流，又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达，江浙的丝绸业发达，很多农户男耕女织，妇女的纺织收入甚至超过了丈夫的收入，在家庭占主导地位，至今我们的江浙沪妇女在家庭中都有很高的地位。
又比如按照欧洲餐桌礼俗，禁止举起汤碗盘喝汤，必须用欧式大汤匙，但是如果在普通的中国汤碗边缘放一把欧式大汤匙，因为碗边过高、重心不够低，无法平衡汤匙手柄的重量，因此需要制造扁平的有很宽的边沿的瓷盘盛汤，可以顺利地放置大汤匙，欧洲的商人把需求告诉了大明的瓷器作坊主，这些作坊大量生产，经遥远的海上运输，端上了欧洲人的餐桌；荷兰郁金香热炒之时，景德镇的瓷器工人就会在瓷器上绘制郁金香。
而所有的这些交流，大明统治者充耳不闻，他们还是沿着传统的思路，把财政收入重点放在农业税上，明中后期的财政收入2千万两白银，商业税只有3百万两，这其中主要还是盐、茶和运河9个收费站的收入。随着战事加剧，财政难以为继，入不敷出的崇祯找不到财源，只会找穷的叮当响的农民要钱，实在可笑！
（上图：宽边沿的欧式汤盘，在明后期大量生产并在欧洲畅销。）
站在世界史的角度回顾明亡历史，更能认识到明帝国的统治者们是多么的奇葩，他们手握一把好牌，却打出了最烂的结果。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是财富大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明帝国消失了，西班牙开始从巅峰走向没落，而满清和大英帝国则国运日隆。当时，明帝国、满清、西班牙和大英帝国，都面对着几乎相同的情况，只有明帝国应对最失策，下场也最惨。
我们可以对比同期的满清与英国的统治者，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他们并没有占得先机，反而处于劣势，可以说并没有拿到好牌，但他们更加务实，甚至是不择手段，他们赢得了未来。
女真人长期在白山黑水之间生活，努尔哈赤的祖先属于建州女真部，在大明和朝鲜边境，由于自然条件艰苦，土地产出低，他们既渔猎又耕种，还屡屡受到大明和朝鲜地方官盘剥欺压。虽然他们生存环境险恶，但老天爷也赐予他们宝贵的特产——山参、东珠和毛皮，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财富大爆炸时代，给了他们红利。
腰包鼓起来的明朝士绅阶层，对东北的奢侈品趋之若鹜。成书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很好的反应当时现实，书中多次提到士绅们身穿貂皮大衣招摇，而好的貂皮大衣值60两银子，由于当时没有人工养殖的貂鼠，西门庆的貂皮大衣只能从东北人那里采购而来。
另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建州女真的奴儿哈赤先后朝贡了七八次，如第一次“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进贡到京，宴赏如例。”
这个奴儿哈赤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作为部族首领，他注重贸易，利用明朝的朝贡制度，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建政之后，努尔哈赤向西扩张，争夺的目标就有边贸口岸，抚顺、开原等城市，皇太极争夺张家口，也是看中了张家口的贸易口岸地位。重视贸易，为满洲政权带来了丰厚的资本，支撑起他们称雄东北亚的事业。其后他们的势力逐步扩张至蒙古草原，直至李自成灭掉大明以后，他们把握住了天赐良机，成功入主中原。
（上图：缀满东珠的皇冠以及身着东珠朝珠的雍正，东珠极难采集，多为王公贵族所配饰，史载努尔哈赤多次向明政府进贡。）
英格兰的进步更加突出。伊丽莎白一世与万历同时代，与足不出户的万历相比，她更有野心和智慧。她敏锐的意识到世界贸易能改变落后的英格兰，就不顾一切带领英格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英政府的财政实力有限，无法直接派出大体量的商贸船队出海贸易，她发现了民间资本的力量，
创造性的实行授权制，垄断海外地区的贸易，比如东印度公司，政府收费后授权这家公司垄断在印度的所有贸易，从贸易中收税渔利，其他还有摩洛哥公司、几内亚公司等等，这些公司从事各种各样（包括奴隶和鸦片）的贸易，给英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她还开启了英帝国的海外殖民的探索，英国人的足迹首次踏入美洲。为了保证海外利益，抗衡西班牙的海军，她大力发展海军，不惜跟海盗合作（包括投资），于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使英格兰步入海上强国之列。在她的一系列重商政策驱动下，英格兰迎来了黄金时代，之后更是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了日不落帝国。
（上图：弗朗西斯·德雷克，著名海盗，被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勋爵，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立下战功。）
大明帝国像一栋屹立了200多年的摇摇欲坠的大厦，巨大的财富从天而降，大厦轰然倒塌。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掩卷叹息，大明的统治者们很像别里科夫（契科夫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人物），不仅禁锢着自己，还把周围所有人都禁锢起来，拒绝一切新文明和新事物，最终自取灭亡。
一个占尽天时地利的王朝，一个有着辽阔海域的帝国，不可避免的灭亡了。明亡近四百年，现今我们站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更要吸取先人的教训，不管个人、公司或国家，一味地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傲慢自大，迟早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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