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數著天數過日子的醫務主任
市一醫院醫務部主任王建琴，是最瞭解臨時病區裡的醫生情況的。那天在採訪中，她自始至終都是在流著眼淚和我談著一樁樁一件件醫生們的感人故事。
王主任告訴我，最初一週壓力最大，僅僅一週時間，四十幾張病床都住滿了。作為醫務部主任，她不但要協調安排好醫療工作，最讓她擔心的是臨時病區裡的醫務人員如何防止感染的問題，再不能讓收治被感染的醫務人員的醫生護士再被感染了。除了和護理部主任馮秀蘭一道督促做好一切防感染措施，她從接收病人的第一天開始，每天都在悄悄地幹著一件事，就是計算時間。計算每一個醫務人員進入臨時病區的天數，幹什麼？算感染期，看在感染期內有沒有醫務人員發燒。
第一週當中，突然有藥劑科的兩位藥劑師發燒，王建琴緊張了起來，但當時又無法確診為「非典」。這讓她左右為難，一邊要確保這兩位藥劑師的觀察治療，一邊又怕聲張出去影響當時壓力已經很大的臨時病區裡醫務人員的軍心。後來，由同樣抽調到臨時病區的院中心重症監護室主任，同時也是廣州市防治「非典」專家組成員的林材元主任醫師悄悄地幫助觀察治療。幾天後終於退燒了，當證明這兩位藥劑師沒有被感染後，王建琴心裡一塊石頭才落地。
剛剛鬆了一口氣，抽調到臨時病區的專門負責拍片的院放射科技師羅浩又發燒了，馬上隔離觀察。經過幾天抗生素的治療，退燒了，也證明不是「非典」。羅浩退燒後，院領導叫他休息兩天，可羅浩的母親、院兒科副主任唐寶珍，卻打電話給院領導說：「羅浩年輕，身體好，不用休息，讓他回臨時病區多鍛鍊鍛鍊。」
王建琴仍然在堅持數日子，天天數，天天提心吊膽地數。數到第 23 天，發現臨時病區裡沒有一個醫務人員被感染，她知道臨時病區採取的防感染措施是有效的，她把一顆心放下了，再也不數日子了。
在採訪中，我注意到王建琴談到的幾位醫生，在宣傳報道中從未出現過名字，他們在臨時病區默默無聞地工作著，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
在採訪中，我聽到人們提到最多的是呼吸內科的主治醫師鍾維農。鍾醫師到臨時病區報到時竟帶著鋪蓋卷。前一段時間雖然市一醫院沒有收治「非典」病人，但作為一個呼吸系統方面的專科醫生，鍾維農一直在關注「非典」的發展和治療。因此，他非常明白「非典」這種新型傳染病的兇險，也知道未來臨時病區工作的艱鉅，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來的，打算就住在臨時病區裡。從進入病區的第一天開始，每天 24 小時除了值一線班，都在二線班上，時刻處在待命狀態。無論是不是他當班，有病人要搶救的時候，只要需要，他都會出現在現場。在最初的半個月裡，鍾醫師一小時也沒有離開過臨時病區。他說，病區裡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多一種智慧，多一個參謀。這段時間，他的岳母就住在本院做關節手術，鍾醫師心裡很掛牽，但他對誰也沒說，也沒去看她，因為他是一個需要隔離的醫生，不能到處亂跑。
無論是病人還是醫生，長時間呆在有著高度傳染性的病區裡，都會使人始終處在緊張的精神狀態之下，它會大量消耗人的精力。我們常常會說「心累」，「心累」就是由於高度的精神壓力所造成的。鍾醫師成天呆在臨時病區裡是非常疲勞的，但為了防止交叉感染，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鍾醫師才會一個人下樓換換氣。他在院子裡獨自散步，以舒緩連日的壓力。
半個多月過去了，工作終於稍稍鬆懈了一點，鍾醫師這才抽時間回家看看，並且特意陪著妻子上了一趟商場。可是，由於連日來體力消耗太大，在商場裡他突然兩腿一軟，一頭栽倒在地，竟然摔了一個嘴啃泥。妻子心痛得讓他在家多休息幾天，可是他在嘴唇上塗了一點紫藥水，當天就回到了病區。大家問他怎麼回事，他卻裝起日本鬼子逗大家開心，說，「這是日本龜田小隊長的仁丹鬍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青年女醫生鄭雲 2002 年 8 月去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進修半年。2003 年 2 月 12 日才回到廣州。一下火車，見火車站的工作人員、警察、搬運工都戴著口罩，她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她匆匆往家裡趕，因為此時她的腦海裡裝的全是已經分別了半年的 5 歲兒子。回到家裡和兒子相處了 2 天，只有 2 天，就接到了醫院的通知抽調去臨時病區。她趕緊把兒子送到母親家，就到醫院報到了。從 2 月 17 日接診第一批病人，一直幹到 4 月 28 日才下來休息。這中間，丈夫說，24 小時呆在病區，心情太壓抑，讓她回家休息。在採訪中，鄭醫生對我說，當時心情太矛盾，一邊是想兒子想回家，一邊又怕傳染家人，心情非常痛苦，想得實在不行，就給兒子打電話。
其實我想，鄭醫生何嘗不想丈夫，畢竟分別了半年，回到家也才和愛人團聚了 2 天。但，沒有辦法，近在咫尺，無法相會，全是因為那無法看得見的「非典」病毒。
「三八」節的那一天，無論是病床上那些感染上「非典」的護士們，還是病區裡忙碌著的護士們，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節日。可一大清早，只見鍾維龍醫生和梁瑞梅護士長買來了一大捆康乃馨。臨時病區主任趙子文立即委派病區裡最年輕也是長得最英俊最討護士們喜歡的男醫生黃侃，去給病區裡每一位女患者，一人送了三枝康乃馨，預祝大家「重生健康」。一時間，整個病區裡都沸騰了，一遍歡聲笑語。
很快，一捆康乃馨就發完了，可病區裡的護士們卻是兩手空空，這時趙子文主任轉身出去了，回來時手裡提著一大籃玫瑰。趙主任笑著對大家說：「姑娘們，辛苦了，祝大家節日快樂，永遠快樂！」臨時病區的護士們都說，永遠忘不了今年的「三八」 節。
那天我約了幾位青年醫生在醫院食堂裡談了半天。
青年醫生陳於犖是第一批被抽到臨時病區的，也是臨時病區幹得時間最長的醫生之一。可是在採訪中，陳醫生談自己很少，談病人最多。我瞭解到，陳醫生的女兒才 2 歲多，妻子懷孕 5 個月時，陳醫生擔任院老年科總值班，24 小時住在醫院裡，只有週日才可以休息一天。妻子生產時不順利，最後經剖腹產才將孩子生下來。可孩子 5 個月的時候，陳醫生又到上海去進修了一年，妻子一個人在家裡帶孩子。從上海回來才半年，如今又要抽調到臨時病區不能回家，而且當時並不知道「非典」要鬧到什麼時候。因此，當時陳醫生心裡總是感到對不起妻子。
陳醫生跟我講了許多病人的故事。
最初轉來的都是在工作中受到感染的護士，這幫病人和其他的病人不同，她們都知道病情的兇險，越是明白的人越害怕。所以，在市一醫院「非典」臨時病區的病人所表現出來的情況和其他醫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不同在有相當數量的病人存在「創傷性應急障礙」，這是屬於精神症狀的一種。
有一位被感染的護士，才 26 歲，還沒有結婚。來到市一醫院臨時病區後，特別緊張。緊張到護士為她換「溼化器」的時候，也就 1 分鐘時間，可她都因為緊張心跳一下就到了每分鐘 150 次。當時，她的症狀並不算太重，所以沒有給她上呼吸機，只是在她的鼻子上插了一個鼻導管，補充一些氧氣。可她把這個導管當成了「救命管」，別人絕對不能動，一動心跳立即就快。
有一位護士當她得知，一位同事因為感染「非典」死了，精神受到刺激，發脾氣摔東西不算，還喋喋不休地講了三天三夜，給她鎮靜劑都沒有用。
有一位女病人，28 歲，有孩子，在別的醫院已經住了一段時間又轉到市一醫院來，非常想孩子，越是想孩子，就越想出院。其實，她已在恢復期。週五的時候，醫生給她會診後，告訴她，到下週二再拍一張片子，如果沒有問題就可能出院了。這本來是一件高興的事。可她老在擔心：週二拍出的片子，萬一肺好不了怎麼辦？想著想著就鑽到牛角尖裡去了。終於，出現了精神症狀。週日的中午，她堅持要自己去廁所。從廁所出來後，突然大聲呼叫：「救命！救命！快來保護我，我下週二就要出院了。」當班的醫生和護士都趕緊跑來了，把她扶到床上，可她情緒激動，把床頭櫃上的水果、水瓶都扔到地上。當時 5 樓病房的窗戶由於要通風，是開著的，大家非常擔心出現意外，因為傳說外院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於是大家就圍在她的床頭。主治醫生陳於犖站在她面前寬慰她，可她就是不聽，她對陳醫生說：「你是男的，你走，我要換衣服了。」陳醫生耐心地對她說：「換吧，我們是醫生，不怕。」她就當著陳醫生的面，把病號服脫了，換上自己的衣服。勸她服下鎮靜劑，可仍然睡不著覺，就是擔心週二拍片時會好不了，又出不了院。
大家都圍著她，不敢離開半步。陳醫生趕緊通知她丈夫。一個小時後她的丈夫趕來了，這之前醫生和護士都守在床前。後來，她丈夫來後，護士長給他換上隔離服才讓他進入病房。她的丈夫就一直陪在她的身邊。直至第二天才慢慢地平靜了下來。第三天，給她拍了片，結果肺部感染已經吸收了，她基本上已經恢復了，可以出院了。
第四天通知她出院。臨走的時候，她含著眼淚對前來送行的醫生護士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其實，康復了，就是對大家最大的寬慰。
陳醫生說，作為一個醫生特別自己是搞老年病的，對於死亡平時見到很多。但在臨時病區裡，有一個死亡病人讓自己難過了很久。
後來，隨著情況的變化，廣州市已經基本控制了醫務人員的感染，這時開始也有不是醫護人員的「非典」病人轉來市一醫院。有一位 56 歲的家庭主婦，病情較重，不斷地出現併發症，十分危險。她的丈夫每天早、中、晚都來醫院，看著重病中的妻子，總是不停地在醫生的耳邊嘮叨：「她是我們家的支柱，我就是為她活著的。我們全家都離不開她，你們一定要救活她呀。」他的家庭並不太富裕，可他總是說：「錢的問題不要考慮，我們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救活她。」
這對醫生是另外一種壓力。陳醫生非常想救活她。可是，眼見著她的病情一步一步的惡化，完全束手無策，當這位病人死去以後，陳醫生難過了好多天。
來自知乎：楊黎光·嚴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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