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開宗明義的講，如今我們所稱的“宋詞”其實並不算是純粹獨立的文學體裁。自從王國維總結並將前人之“一代有一代文學
”的論點發揚光大後，唐詩宋詞元曲似乎都並列成為古典文體的代表----------然則這種說法其實是不大公允、甚至是有所偏頗的。為何？在王氏的論點中，其實尚有一段後文，即“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託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宋元戲曲史》）
之所以元曲為後世儒碩所鄙棄，很大程度上便是因為它本質上是音樂文學，倘若捨去音樂關係後，並沒有被於賦予獨特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功能。同為音樂文學的詞，其實也有與元曲一樣的窘境，但所幸的是，詞在宋代雖然也是託體稍卑，但卻因為南北宋的環境，被賦予了音樂性之外的、屬於文學的獨特功能--------即宋末詞詠物中所寄託的故國哀思。本文即以尚存的宋末應社詞集《樂府補題》為“基點”，談談宋詞從音樂文學到詞體獨立的發展。
北宋詞------音樂性大於文學性的“歌辭”
宋詞的“起源”到並沒有楊慎在《詞品·序》說的那麼久遠。《詞品·序》中稱詞與詩是：“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非也。雖然《寒夜怨》，《寒夜怨》等曲子六朝已經有，但與唐五代詞、宋詞的音樂卻並不是在一個體系之內--------我們再說明白些，如今的歌詞與古人的歌詞，雖然都是照曲填詞，但顯然是不能當成同一種體裁吧？既如此，宋詞（或者說是今曲子），是從音樂脫化而來，那麼它最初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就曲而歌。
北宋初期的詞壇直接承接的便是五代詞，那麼我們看五代《花間集》的序是怎麼講的：“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歐陽炯寫的文辭典麗，然則說白了就是文人在宴席上用來“遣興娛賓”的（這也是為何北宋文人多號小令的原因）。如北宋晏殊的《浣溪沙》詞中有句雲：“酒筵歌席莫辭頻”；歐陽修《鼓笛慢》詞則有云：“舞態歌闌，困偎香臉，酒紅微帶。便直饒、更有丹青妙手，應難寫、天然態”------凡此種種，大不勝枚舉。
小令尚是音樂娛樂性大於文學性，而經過柳永的發展，雖然完成了從小令到長調慢詞的轉變，但文人階層對於詞的認知仍沒有太大的變化，且柳永這種對詞體的改制仍是以音樂性為基礎。《宋史·樂志》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這是表明了當時音樂體系發生了變化，而《避暑錄話》則記載了柳永作長調的方式，其雲：“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據此，詞體這種隨著音樂關係轉移而嬗變的特質，就是音樂文學的特質，也就是詞體並非獨立文學體裁的佐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絕大多數人把詞當成“音樂文學”的同時，卻又有一些文人突破了這種藩籬，在宋初則有范仲淹之《漁家傲》、潘閬之《憶餘杭》等蒼涼、高峻的“非主流”作，在神宗則有蘇軾《大江東去》等別具一格的詞作，我們今天來看這些詞作，自然會認為他們是創新、是超前的--------在當時的主流中卻並不是如此：歐陽修謔范仲淹詞是“窮塞主詞”，而到了蘇軾，雖然多了不少幫襯，但“不葺音律”，“非當行本色”仍是蘇軾詞的普遍評價。
故而，“詞為音樂文學”的認識是為大趨勢，中間即便有如范仲淹、蘇軾等“小浪花”，卻也掀不開，或者是沒找到明確的方向去掀開“音樂”施加於詞上的束縛------換而言之，北宋詞在整體上來評判，就是音樂性大於文學性的“歌辭”。
詞體獨立的依仗：《樂府補題》中的故國哀思與社會意義
那麼，詞如果捨去了音樂性，它存在的價值是什麼呢？談詩，很多朋友都會脫口而出“詩言志”，而稍微對古典文學略有涉獵的朋友，可能還會引用《論語》中談到的“詩以興觀群怨”又或者是“風雅頌賦比興”等詩家六義，詞卻沒有詩的這些特質-------與其說沒有，倒不如是詩因發祥的時間太久，已經包含了幾乎所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很多文人都將作詩作詞分開而論，極少數、或是沒有文人會去思考詞的“文學意義”。
所幸，仍是所幸，所幸的是在詞體流傳欲深，體裁越完備的時候，社會環境發生驟變。自宋代衣冠南渡，“金甌”既之乍缺，“左衽”更以堪羞，尤其是在動盪的時序下，詞人如姜夔、吳文英、張炎等人紛紛零落江湖，僅是出入達官豪戶之家，得以資捐度日，他們在作詞作曲時，便會無意識的將這種心情、這種感受浸潤進去----------而這種承載了“故國哀思”或者“亡國哀思”的詞作，便是詞體在後世賴之以獨立的關鍵，尤其是在宋末年間，詞人們更是有意識的結社集詠物，寓“以文會友”之意；而以詠物詞聊抒亡國之哀思。
當然，宋末這幫雅詞詞人，真有發感切膚者實少，故賙濟雲：“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介存齋論詞雜著》），甚至於說宋末詞人大部分結社詠物詞都沒什麼特別大的意思，然只要是存在了主動意識的追求詞在音樂之外的社會意義，即便是少，也是需要極其注意的。宋末應社之詞佚失不少，今只餘《樂府補題》一卷，按《四庫提要》之記載，此卷“皆宋末遺民唱和之作”，作者十四人，共五詠三十七首，其中所詠如龍涎香、白蓮、蓴、蟹、蟬等物皆多有寓意，並非如北宋詞以描摹物態為能事者。我們以《樂府補題》之蟬詠為例，足可見說一二。
王沂孫《齊天樂·餘閒書院擬賦蟬》詞有云：“綠槐千樹西窗悄，厭厭晝眠驚起。飲露身輕，吟風翅薄，半剪冰綃誰寄。淒涼倦耳，謾重拂琴絲，怕尋冠珥。短夢深宮，向人猶自訴憔悴。○ 殘紅收盡過雨，晚來頻斷續，都是秋意。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絕餘音，尚遺枯蛻。鬢影參差，斷魂青鏡裡。”
中仙的這首詠蟬詞允推名作，歷來頗多讚譽，其中評的最多的便是“寄託故國哀思”，我們看這首詠蟬詞，以蟬鳴為線索，上片以蟬驚起筆，飲露句寫的是蟬也是人，而冰綃則自與高潔，有駱賓王詩“誰為表予心”之意；詞下片所選擇的意象也非常有深意，如“斜陽身世”、“窗明月碎”等處都隱透著者“衰末”、“殘缺”的讀感，所反映的也是在故國將亡後的絕望、困惑。張惠言《詞選》說“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
”，雖然刻鑿，但也不是無的放矢。這種例子在《樂府補提》中很多，如呂同老《齊天樂·蟹》中之“更誰憐、草泥蹤跡。但將身世，浮沈醉鄉，舊遊休憶”；《水龍吟·白蓮》之“只愁回首，冰簾半掩，明璫亂墜”等等都是殊有寓意。如《樂府補題》這種以詠物而寄託、寓意的應社題詞之時，便是兩宋之內，詞學舍去音樂關係之外，最具社會意義之時。
結言
然則，詞從北宋遣興娛賓的音樂性，到宋末詠物寄託的文學性，其實仍未曾完成文學的獨立性，甚至在雅詞體系的創作中，意象、句法的使用更加狹隘和重複，周密《齊天樂》詞上結是寫作“傷情念別，是幾度斜陽，幾回殘月”；而陳恕可則寫作“琴絲宛轉，弄幾回新聲，幾番悽惋”還有王沂孫詞之“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王易簡之“功名夢，消得西風一度
”，莫不如是。總而言之，以宋末《樂府補題》為代表的詠物詞所體現出來的“比興”、“寄託”，卻實是後世清代常州以詞體獨立的依仗，但轉圜於雅正圭臬下的宋末詞，終究是衰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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