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南宋最後的大忠臣陸秀夫，揹著南宋最後一任小皇帝趙昺在崖山投海自盡，南宋至此滅亡。綿延了數千年的漢人政權由此結束。崖山成了人們心目中悲傷的標誌。有記載說，當時不只君臣，皇太后也一起投海自盡，最後連退到崖山上的十萬軍民也一起投海。這個描述非常壯烈，不過這種說法本人不太相信，十萬軍民一起投海，這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沒有出現過。根據當時的情況看，很有可能是海上大戰，陣亡了很多士兵，沉了很多戰船，很多人落入了水裡，有一部分則選擇了投降。
崖山海戰是關係宋朝的存亡之戰，也宋元之間的決戰。
海上大戰
在南宋的時候，宋朝政權岌岌可危，不僅受到了金兵威脅，同時還受到了內部奸臣的蠶食，所以在南宋末年的時候，政權動盪，民不聊生，這樣的南宋王朝苟延殘喘了不久之後就被元朝擊敗了。在歷史上，南宋的滅亡意味著元朝的建立。公元1279年，忽必烈率軍隊攻佔南宋，戰爭的最後元軍以少勝多，宋軍全軍覆滅。宋朝的統治徹底結束。中國第一次整體被北方遊牧民族所征服。宋朝是我國曆史上經濟較為發達的一個王朝，不過最後還是被蒙古騎兵給消滅了。有一種說法叫“崖山之後，再無中國”。
崖海之戰,總的來說這是南宋英勇抗戰到底的一群忠誠、軍民一起退到了沒有寸土的情況下，還堅持到海上繼續抵抗。可惜南宋的主力在臨安基本上已經都覆亡，到後來將士們顛沛流離，輾轉不停的揹著小皇帝一路奔波。那些誓死不降的忠臣、軍民。最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選擇投海自盡。還有那些兵敗被俘，不屈就義的文天祥，這些都是該被人紀念的英雄！
馬上得天下的蒙古騎兵
這次的失敗與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所不同，這是漢民族自夏商、西周一路到唐、宋以來，綿延多年的漢人政權徹底的易主。實際上剿滅最後這一股南宋軍民的也是漢人。因為蒙古人靠馬背得天下，也只有陸地上才能一路馳騁，蒙古鐵騎才能戰無不勝。他們的祖先曾經一路向西打到匈牙利，向南一路打到越南。不善水戰的蒙古軍隊，當時的水戰都是靠投降了蒙古人的漢人來打。正是這些漢人將小皇帝一路逼上了崖山，將一干忠臣埋在了崖海。從此再無南宋，元朝在華夏大地站住了腳跟。
“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個說法，我覺得這是士大夫階層或者精英階層的看法。這個所謂的精英階層從來不認為人民跟這個國家有什麼關係，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能代表國家，自己這個階層完了，這個國家也就完了。國家是人民的，並不會因為部分的知識分子沒有了，或者一些上層文化沒有了，這個國家就沒有了。一個國家文化的傳承，人民群眾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化應該是全體人民傳承下來的。
宋朝時期的士大夫
崖山之戰後，由於元朝的殘暴統治，大批知識分子被打入底層。對自古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當然是非常屈辱。由於元朝廢止科舉37年，反而推動了知識分子走向民間，成為元曲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說宋朝是文人的天堂，那麼元朝就是文人的地獄。
- 元朝用武力征服天下
蒙古人認為：拳頭才是硬道理，文人知識再強大，也打不過拳頭。
所以，在元朝，文人的日子過得尤其艱難，他們還被嘲笑成“八娼九儒十丐”
有人把元朝人民按職業分成十等，從高到低分別是：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官就是當官的，吏就是公務員，僧是僧侶，道是道士，醫是郎中，工是高級工匠，匠是低級工匠，娼是藝伎，儒就是書生，丐當然就是乞丐。
古代的官和吏是有很大區別的，官就是官，吏就是吏，說白了吏就是跑腿的，永遠也別想升成官，官再降也不會降成吏（元朝以前）；
而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最早信奉薩滿教，後來又接受了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佛教和道教，所以僧侶和道士的地位在元朝是非常高的。在蒙古還沒有滅金國的時候，“全真七子”丘處機就曾經千里迢迢跑到中亞去為成吉思汗講道。
佛教經書
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元朝是第一個給工匠封萬戶/將軍的朝代。
以前在其他朝代，工匠都是底層人，匠人們沒有話語權，為主流社會所排擠，是不準參加科舉考試的。只有元朝沒有限制。《元史·方伎工藝傳》中注：元朝有個人叫孫威，擅長製作盔甲。鐵木真試用後，當場賜給他一個蒙古族名字叫“也可兀蘭”（大工匠），並“
佩以金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對於工匠蒙古人是十分珍惜的，他們每攻克一個地方，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掠奪工匠，因為這些工匠會為他們打造攻下下一座城池的工具。蒙古人超強的學習能力和戰鬥力都體現在這些工匠身上。
鐵匠
現在人們一直把娼妓混為一談，但是在古代官方稱的娼或妓絕對不是那個意思。妓是藝伎，可以正當經營。
這麼看來，書生除了比乞丐好點兒，連娼都不如！
不過這種說法的可信度也遭到了質疑。
在官方的記載中並沒有發現，只有民間有3個出處：
1、宋末人榭枋得在其《疊山集》中寫道：“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2、宋末人鄭所南（後改名鄭思肖）在其《心史》中寫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
3、清人趙翼在《陔餘叢考》中寫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清朝人寫的肯定是參考前人的意義不大；宋末人寫的才最具參考價值，但是這兩人的記載並不那麼可靠。所以事實到底怎樣？只能說民間既然有這種說法，那麼多少還是能反映一些當時的現狀的。
像元朝也沒有明確將人民分為4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漢人，南方漢人，但他們又確實是這麼幹的，從法律和權力上都能明顯的感覺出來。
頗有爭議的“四等人”制
關於“四等人”制的說法和來源
蒙元將治下民眾劃分為四等人制度的說法事實上得到了傳統史家的一致認可，他們都認為蒙元統治者將各民族從高到低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其中，蒙古人也即“國人”在政治、經濟和法律上享有相應的特權；色目人則是指較早歸順蒙古的西域各族、党項、中亞以及東歐各族，他們的政治地位僅次於蒙古人；第三等便是此前金朝所統治的各族人民，因金朝佔據中原、以正統自居，且治下各民族有女真、漢人、契丹、高麗等族，因此蒙元將金朝治下女真、漢人、契丹、高麗等族均列為漢人；而第四等也是最低一等的南人則是南宋治下的漢人人民，他們處於社會的底層，遭到各方面的歧視。
史學界提出“三等人制度”來自於日本學者箭內亙所刊載的《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大致將元代階層分為蒙古、色目、漢人三個級別。但此文並未提到隨著階層劃分所延伸的民族偏見，只是對身份族屬進行論述。
而現今能查到最早的關於四等人的文字記載來自於《蒙兀兒史記》中第六卷的《忽必烈可汗》中一段話：“於時大別人類，為四等。曰蒙兀人、曰色母人、曰漢人、曰南人。”而這本書的作者屠寄卻是清末民初人士，並非元明歷史的直接見證人，他的四等人說法僅來源於對史書的個人總結，也未能提供相關詳實可靠的史料進行論
忽必烈
其一是選官出仕制度的差別，這是最為關鍵也是最能體現元朝身份制度的一點。中國古代士人出仕為官有舉薦、承蔭、科舉三個途徑，自隋唐之後，科舉逐漸成為古代中國讀書人進入國家統治階級的主要渠道。然而終元一代，科舉選拔人才的方式屢遭廢黜，取而代之的是國子學試貢法，而科舉逐漸成為一種安撫民心的手段。
元成宗大德八年（1034年）廢止科舉之後，便從國子學官吏主持考試，每三年從蒙、色、漢學員之中增補一人為吏，而後試貢法逐漸革新，增大學子和出仕名額，但南人始終無緣此類入仕途徑。試貢法中蒙色二族對於儒學等知識體系有著先天性的差距，因此二族所考內容相較於漢人學子要簡單許多，但分配名額上蒙、色各十名，而漢人有二十名。
此後元朝科舉制度斷續開展，主要是給南方漢人提供了一個入仕的渠道。元廷借鑑金代經驗，將蒙色與漢南分開考試，難度相差甚遠，且被選中的士子授官也有差異，“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品”。此外，元廷任命官員時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各級行政長官首選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則時有不同但都分列其後。
沒了科舉考試，文人都當編劇去了
但是蒙元時期，商業環境較好，廣大漢族百姓依然可以保持舊有的風俗和生活習慣。
比如著名的元代雜劇家關漢卿在《竇娥冤》中，塑造了欺男霸女的流氓張驢兒形象。張驢兒這個名字，在元朝是典型的蒙古族或色目人的起名風格。
元朝統治前期，蒙古王公沒有意識到思想統治的重要性，連封建制度最重要的科舉也廢除了。後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恢復科舉。
關漢卿生活在元前期，相比宋明時期，思想比較自由，加之當時北方城市經濟發展迅速，市民階層覺醒，雜劇成為一種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娛樂消遣方式。
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導致了對漢文化的排斥和對漢族文人的輕視。關漢卿作為市民階層的文人，在當時的環境下，個人意識顯現，在雜劇中表達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和對封建禮教的不滿，這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蒙古貴族太大重視。畢竟是馬背上打天下，沒把文人的那些玩意兒放在眼裡。
到了後期則不同，元統治者意識到儒家思想體系的政治價值，類似《竇娥冤》之類的反映社會矛盾的雜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所以到後期這類雜劇逐漸減少，而才子佳人風花雪月類的雜劇成為主流。
關漢卿《竇娥冤》
季羨林曾讚歎，元代在中國古代文化教育領域有特殊貢獻，在死板的四書五經的學習科目之外，發展了天文、歷算等科技教育，創立了諸路陰陽學、社學，官學、書院之多，甚至超過了兩宋的時代。
之前由於知識分子高高在上，整天就是舞文弄墨，互相唱和，純屬知識分子的娛樂。現在要靠寫作謀生，因此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在底層民間寫出了那麼多千古不朽的詩篇和很多美好的音樂，結果使得元朝成為中國各國朝代音樂最為繁榮的時期。當時的寫作也開始用白話文，正是由於士大夫被打到民間，才誕生了大量的白話文，才由此誕生了戲劇，誕生了關漢卿這樣的大師。後來還催生了很多明清的小說，這對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對整個中華文化的融合，其實並不是什麼大壞事。只是部分精英階層有一些損失。
文人日常的一部分
“崖山之後，再無中國”的說法雖然有點偏激。但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出賣國家的就是漢奸，這是毋庸置疑的。漢奸的下場也不怎麼樣，中國有句古話叫“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些漢奸在元朝建立之後被蒙古人驅使去打瓜哇，失敗了。然後去攻打日本，本來當時已經打勝了，晚上水軍們躺在船上睡覺，結果掛起大臺風，全軍覆沒，船都沉了。征服了全世界的蒙古，在日本家門口被一股神風給吹倒了，導致當時“神風”在日本成了一個特別崇拜的東西。這些滅亡了南宋的漢奸，和他們消滅的那些忠臣猛將一樣，最後也在海里餵了魚，所以漢奸最後也沒有什麼好下場。也有一種說法，是怕降兵難以管教，派去攻打日本是故意為之。不管怎樣，他們獲得了應有的懲罰。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總結：忽必烈即位之後，元廷圍繞科舉興廢問題曾經展開多次討論。
首先，元朝前期，蒙古對中原統治已經長達半個世紀。在這時期凡納士歸降者，均命其為當地長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職，其中有許多漢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為政權主宰者。
其次，元朝當時大量軍費的開支使元朝面臨嚴重的財政短缺問題。忽必烈重用的“理財官員”與許多儒臣產生衝突。他當時所需的是增強兵力，保證財政。對於科舉制度就顯得十分之冷淡。所以，元朝開國之初，客觀上沒有迫切需要另闢取仕途徑
總之，元朝獨特的建國形勢，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並催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儒學的背後是漢代文人士大夫，他們在草原勳貴面前顯然處於弱勢，儒道不興，自然在情理中了。在後期元仁宗下詔恢復了科舉。1315年第一次開科取士，以後三年一次，直到元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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