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公子小嫣

陶淵明是蘇軾真正意義上的人生導師，堪稱他顛沛流離生活中的一束光。蘇軾曾說:“淵明吾所師，夫子仍其後。”

蘇軾的一生仕途坎坷，在新舊派勢力的交替更迭中，屢遭貶謫。在王安石發起震動朝野的變法之時，蘇軾因與其政見不和，遠離京師，到地方為官。此時的蘇軾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己開荒務農，也正是這個時候，他愛上了陶淵明的詩。在後來的仕途沉浮中，淵明的詩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劑良藥，讓他醉心創作，不至消沉。蘇軾在給弟弟的信中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蘇軾保存於世的詩詞無數，光其所做的和陶淵明詩就有上百首，可見陶淵明在他心中的地位。蘇軾在一首《江城子》中說到：“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

然而，蘇軾那麼推崇陶淵明，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世，徹底歸於田園，而甘願在數次的貶謫中顛沛流離呢？我覺得原因如下:

陶淵明生活在混亂的東晉至南北朝時期，此時的世界一片混亂，官場更是無比黑暗，要想求得一片大好仕途，需要有官場勢力的舉薦，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完全拼爹拼關係的年代。陶淵明家在其很小的時候便沒落了，過早嚐盡世間冷暖的陶淵明，本就對黑暗的官場興趣不大，喜好偏安一隅，隱逸自然的生活。

不過生活所迫，年輕的淵明終歸想為自己謀得一個穩定的職務，奈何官場複雜腐敗，讓他無法忍受，人們崇尚奢靡的生活方式，更與自己的人生追求大相徑庭，而以他一己之力，根本無力改變這驕奢淫逸又破敗不堪的社會，這種無力感，讓他去意已決，安心做一個歸隱田園的親耕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在舒適，好不快哉。

蘇軾生在文人最好的時代，此時的北宋王朝興科舉，重文人，更是頒佈了不殺士大夫的規定，北宋文人可以在朝堂自由言論，各抒己見。年輕的蘇軾隨父親進京趕考，一時名動京城，深得歐陽修賞識，可以說前途一片大好，讓他對未來充滿希望，決心在北宋政壇大幹一場。奈何浩浩蕩蕩的新派變法，與他堅守的政治理想相悖，由此開始了他漂泊沉浮的一生。如果說蘇軾被貶之後，仕途慘淡，可能他會學習陶淵明，毅然歸隱吧，然而，命運卻給了他無盡的希望。朝堂新舊派的交替，也讓他的官運起伏不定。

神宗死後，高太后垂簾聽政，重新啟用司馬光等舊派朝臣，蘇軾也在其列。這次的升遷，讓蘇軾扶搖直上，一直做到了翰林學士。不過，蘇軾是一個有想法的為官者，雖官至高位，仍然清醒獨立。他主張“校量利害，用所長”，並不贊同司馬光將新法全部廢除的做法，所以，命運再次給了他沉痛一擊。司馬光逝世後，多黨並起，朝野混亂，既不容於新派，又不合於舊黨的蘇軾再受牽連，接連被貶，從杭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而當時的儋州，就是現在的海南島，偏遠蠻荒，廖無人煙，可以說是蘇軾為官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段。

不過，接二連三的貶謫，讓蘇軾意識到，做一個好官，並不只有身在朝野，也可以躬身鄉野。他開始親力親為，置身當地的農業發展，拿出皇帝的賞賜，疏浚湖泊，修築堤壩，深受當地百姓敬愛。有詩云“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村西雞”，描繪的便是嶺南人民對蘇軾熱烈歡迎的場景。如今杭州西湖上的蘇堤，便是蘇軾被貶杭州時期所築。

蘇軾貶至儋州之時，更是將這荒蕪之地戲稱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在這裡興農業，辦學堂，很多追崇他的人都不遠萬里，慕名而來。蘇軾被看作是儋州文化的播種者，在我看來，他坎坷仕途的幾十年裡，為文化傳播所做的貢獻和他的文學成就一樣璀璨。

我想，蘇軾為官是理想使然，陶潛做官是生活所迫，生活可以變，理想不能移。

書野

《亦然讀史.蘇軾的曠達與堅守》

翻開中國文學史，滿目盡是巨璧大家，放之長空則星漢燦爛，放之大地則高山林立。其中，蘇軾就是那個產生巨人的時代——宋代浩瀚長空的一顆耀眼巨星，莽莽大地的一座景仰的高山。近日，借武漢疫情閉門之嫻，閱讀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之《蘇軾評傳》，伏案經月，夜不釋卷。對於蘇軾為何屢挫屢貶，卻不自廢自棄，辭職掛官？我想從如下方面，試作微探討、淺商榷：

一，蘇屢遭貶謫、風雨一生的成因演繹和客觀現實性

一是政治氣候。熙寧二年，蘇還朝授職時候，正是表面繁榮的北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此時神宗即位，皇帝的態度是鮮明的，那就是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圖新，這是政治背景，所擋必傷。

二是工作環境。反觀蘇所處時代，活躍在文壇官場的耀眼星座，就有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梅堯臣等等。如此星漢燦爛，濟濟一堂，合則相得益彰，水漲船高，比如歐陽修與蘇的知遇之恩；悖則彼磨此礪，彼長此消，比如王安石與蘇的政見之齬齟。官場人生，軟環境至關重要。正當其時，則是如虎添翼，要成長神龜莫阻；生不逢時，則是“五指”壓頂，欲成業百暢不舉。由此可見，前程是風明雨晦，抑或一帆揚州，無他，環境使然。

三是觀點之爭。王安石以竣急思想、霹靂手段施行新法，使得朝內有識之士因觀點相左而被迫離京。一時間，朝野落葉紛飛，內外風雨凋零。蘇雖不反對改革，卻主張“法相應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的方式徐徐圖進。一個要急進，一個要緩步，自然君子如璧，裂則必隙。留給他的只有一條路——離開朝廷，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播下下仕途風雲密佈的種子，開啟政治上風雨兼程的顛沛之途。

於是，由於一與政治大環境相悖，二與工作小環境相逆，三與主政宰相王安石相左，三個原因疊加，演繹了蘇軾遭謗陷獄、風雨一生的結局。到蘇44歲的元豐二年，御史李定等，藉助彈劾蘇詩諷刺新法，毀謗君相，蘇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史稱“烏臺詩案”。蘇坐牢103天，幾瀕臨砍頭境地，幸虧宋太祖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才躲過一劫。出獄後，蘇被降職黃州團練副使。後幾經被貶惠州，再貶昌化軍，及至徽宗即位，遇赦北歸，以六十六卒。

二、蘇軾百折不饒、九死不悔的骨節稟賦和邏輯必然性

一是性格稟賦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稟賦性格，是決定其命運前途的DNA。一則驕傲的出身環境。蘇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出身於長江上游的天府之國、文化之邦的眉州，其祖父蘇序家境殷實，能詩能文，二伯蘇渙身為進士，父親蘇洵更是著名的散文家，長於策論，文風縱橫恣肆，自然耳濡目染，根正苗紅。二是豐沃的經濟環境。蘇家幾輩人的辛勤積澱，自然家境殷實；年幼時父親出遊在外，母親教其讀書，言傳身教、悉心撫育；蘇家一門三進仕，都出任地方高官，這些都為蘇的成長積澱了殷實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社會環境。三是驕人的天縱英才。蘇在京城會考時，其文風獲得了主審官歐陽修的傾倒。歐贊曰：“這樣的青年才俊，真該讓他出榜於人頭地（成語出人頭地的出處）！”從此收留為弟子。由此可見：翰墨家風的文化環境，物流富足的物質環境，少年得志的成長環境，必將催生蘇人格壁立、頂天立地，傲視薄物、曠達豪放的性格稟賦。

二是士人人生抱負使然：從祖父到二伯的耳濡目染，從父親到母親的教養德化，從少時科舉一考成名到一門三進士的官宦之家，蘇所接受的都是打馬朝堂、名垂青史的“士大夫”價值觀。“上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在皇權當道、官本位思潮佔據主流的時代，成就人生價值的最佳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身居朝堂、全功立名。由此可見，即使仕途百折猶無悔，即使生活再苦亦不退，這是蘇軾的應有選擇。

三是“伏法”罪身使然：蘇的一貶再貶，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堅持觀點自己“求”來的，二是因陷獲罪外力強加的。試問，前者是自願選擇，為何要辭官？後者是被迫負罪，法律怎麼能讓負罪之人有任意選擇辭官的權利呢？要想保命，就隨波逐流、跟著命運走吧——舍此奈何？加之，父兄皆居官場，自己又名揚四海，豈能趁快哉之能事，隨意扔下挑子，一走了之？

自古寶劍多磨礪，不如鋒刃從何來？反觀蘇的人生險阻，仕途通曲，我們發現：被貶黃州是他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分水嶺。前則以儒家思想為主，大量的政論、史論等充分顯示出他積極入世的一面；被貶黃州後，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曠達的襟懷，達到了無論窮達落魄，都能在精神領域和文學世界，保持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

事實上，蘇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坎凜起伏地度過的。但政治的暴風雨後，他並沒有減弱他旺盛的創作精力，而且物極必反，促使他深入地思考社會人生，成就了他前期作品的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的豪放風格，後期作品的空靈澄明、豁然恬淡如深柳梨花的曠達婉約，命運的打擊和個人的自救，在這裡合夥鑄造了一座人跡罕至的文學高峰。在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災難成就文學，而是文學挽救了蘇軾！

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這就是蘇軾，雖九死而莫悔的蘇軾——請問：這樣的蘇軾能夠打倒嗎？這樣的蘇軾能夠以辭官避世的方式，向命運、官場和人生屈服嗎？

2020年2月29日亦然於半山讀《蘇軾評傳》有感兼答友人

中國亦然

簡單來說就是沒必要！

你別看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今天發配到這裡，明天發配到那裡，但是他的人生，其實比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幸福”。

蘇軾最高做過翰林學士，啥是翰林學士？

簡單來說，就是宰相的“候選人”，這一制度在蘇軾生活的，重文輕武的宋代，格外有分量。

這下大家就明白了，蘇軾是“差點”當宰相的人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

就算他老人家被貶，也大大小小都是官，而且蘇軾畢竟是曾經當過翰林學士的人，而且詩詞文章寫的很好，書法也不錯，他這種人才在宋朝，就算想隱居，也是隱不了的。

而且隱居有什麼好處，除了清靜一點，別無其他好處。

因為宋朝哪會，天空不像現在汙染這麼嚴重，住城裡和農村差不多，至於吃的，哪會還沒有農藥，都算綠色食品，況且當官吃的更好，要是自己種……

別以為會有青椒土豆西紅柿啥的，玉米也沒有，因為玉米大概是明朝的時候，才加入“中國”國籍。

所以要是隱居的話，日子清苦的很，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詩意生活”！

從生物學角度講：人類有趨利避害的天性！

簡單來說，就是人都想過好生活，都想吃肉喝酒，所以蘇軾好好的官不當，跑去隱居，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幹嘛要活的這麼“倒退”？

所以，他除非腦子抽風，才會去隱居，因為沒有人想過“茹毛飲血”的時代，也沒有人想做“山頂洞人”。

這是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陶淵明當年其實也不想隱居的，理由如上，就是——“隱居太苦逼了”！

但是為啥，陶淵明還是隱居了，不但隱居，還寫出了讓後代人十分羨慕的“田園詩”，貌似他老人家過的還不錯。

那是因為，陶淵明當時所處的時代是東晉末年，像當年的東漢末年一樣，天下英雄都摩拳擦掌，是一個十分動亂的年代。

而且東晉末年政治腐敗，官場黑暗，就算去當官，也是個高風險職業，萬一沒討好上司，得罪了小人，分分鐘小命就沒了。

所以按照“趨利避害”的天性，寧願生活苦一點，也不能把小命丟了啊。

所以陶淵明的隱居是“高招”，把自己隱居起來，等天下太平的時候，再出來當官，為民造福。

而蘇軾所處的時代，是十分尊敬文人的時代，雖然不斷被貶官，但是蘇軾的“名聲在外”，而且藝術才華造詣很高，無論走到那裡，都是受人尊敬的。

最重要的是，沒有生命危險，頂多就是政治理想沒有實現，官小了一點。

所以蘇軾完全可以在任上等待“重新被重用”的時機，沒必要跑到深山老林裡面，過與世無爭的生活。

其實無論是陶淵明還是蘇軾，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從內心裡面來說，都是想出來做官，無論對老百姓，還是整個國家，都想做出自己的貢獻。

只不過，陶淵明的時代“逼迫”他必須隱居，而蘇軾則完全沒有必要。

說道這裡就清楚了，蘇軾不隱居，原因很簡單，就是——“沒必要”！

太行山下小小強

蘇軾出身書香門第，從小父母就細心指導。特別是蘇母，在蘇軾年幼時，就給他講過《後漢書·範滂傳》，用古代志士的事蹟勉勵兒子樹立名節。在家庭教育的薰陶下，蘇軾年紀輕輕，學識修養已經很成熟了。

蘇軾一直懷著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考中進士，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入世之後，勤政為民，講究政策的時效性。王安石厲行新法時他持反對態度，司馬光廢除新法時他又持不同意見。因此多次受到排斥打擊。

蘇軾對自己的不幸運與苦難並非麻木不仁，他也有痛苦彷徨的時候。但是骨子裡儒家堅毅的精神讓他不忘去勤政為民的思想；而道家思想的影響又讓他每次被貶到地方，都願意走進大自然，在自然中尋找人生的樂趣；對釋家的禪悟，又讓他能超然物外的對待一生的變故。

因此他沒必要辭官歸隱。

chen清英雅秀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像陶淵明一樣歸隱是他人生的最大希望。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他最終也沒有實現他的願望。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反對新法的主要成員之一，屬於舊黨中的蜀黨領袖，又是新興的未來可期的政壇新星，同時歐陽文公仙逝以後，他又是執文壇大旗的文壇領袖。有一大幫文人墨客鄉黨學生追隨著他。政治影響社會影響很大，沒有被貶謫以前。他縱使辭官歸隱也不能成行。貶謫後成了被人監視的“犯人”，沒有皇帝的聖旨更可不能了。

蘇軾一生的思想是複雜而又矛盾的。一方面，他積極用世想做個好官，同時繼承歐陽修老師的旗幟，在文化上施展自已的才華；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打擊，又使他產生歸隱的思想，他甚至打算在宜興買田安家，在貶謫生涯中隨身帶著陶潛詩集，和陶詩寫了許多首，追隨陶潛歸隱也是他的願望。

所以，蘇軾的一生總在調和著這兩種矛盾。

我們今天看蘇軾和陶潛應該分開來看。

蘇軾的社會，知識分子的待遇和社會地位遠比陶潛時代好。

蘇軾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比陶潛高。

蘇軾的仕大夫觀念意識，要比陶潛強。

陶潛天生恬淡的性格是蘇軾難以企及的。

陶淵明是和，屈原，李白，杜甫並肩的偉大詩人，蘇軾不是。

陶潛歸隱基於他的性格，蘇軾則囿於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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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一生顛沛流離，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可以從蘇軾的性格、時代的背景來分析。

一、蘇軾的性格

蘇軾是個有抱負的人，就算被貶，就算他鬱悶。他的人生態度還是積極的，懲處逆境卻不甘沉淪，忘懷個人得失，立意有所作為。他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前赤壁賦》中可見一斑。

被貶黃州是其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分水嶺。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大量的政論、史論等充分顯示出他積極入世的一面。

後期的他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曠達的襟懷，能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業，無論窮達，都能在精神領域保持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

二、歷史的背景

淘淵明的時代，是戰亂不斷的東晉，皇族內戰，民間起義，而東晉的政治又掌握在一批不攻正事的世家大族手裡，所以很多人是對現實失望的，所以才有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選擇隱居。

蘇軾所在的宋朝什麼北方仍有戰亂，但是宋朝已經有了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最好的選擇。讀書人都有積極進取的心，蘇軾也不例外。

兩者時代下的文化思潮帶動下的價值取向就不同。

品勢怪獸

蘇東坡一生坎坷，顛沛流離是因他的相貌所致：

相傳，蘇東坡上京趕考時，路遇一相師，遠遠望去，東坡意氣風發，步履灑脫，走近仔細觀之，只見他眉宇寬廣，兩目如點漆，可惜頭型凸凹不平，於是對蘇東坡說：“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後來，蘇東坡果然金榜題名，“文”名天下。精通儒學，道學，佛學。但是卻在仕途中，屢屢受挫，被貶，這都源於他的頭型。

尤其是額頭太凸，看看他的妹妹蘇小妹是如何取笑他的。有一次蘇小妹在家，門簾被掀起，只見進來個額頭，好久不見人，知道是哥哥回來了，於是說到“額頭已進屋裡，聲音還在院牆外”，言其額頭太凸。蘇東坡被說無語。恰好，有一天蘇小妹生氣哭鼻子，眼淚流下來。因為蘇小妹臉長，蘇東坡終於找到機會報復一下了，於是說到“昨日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口邊”。氣得蘇小妹是哭笑不得。

蘇東坡對道教有深入的探究，他的作品也染上了道教的色彩。他對尋求長生之術十分著迷，認為若經過適當的修煉，就可以返老還童，得享長壽。他的弟弟蘇轍從一個道士處學了煉丹，面色清潤，目光炯然，元氣煥發，於是，他也到一所道觀裡閉關七七四十九天，練習打坐，還到天慶觀修煉辟穀和氣功。

蘇東坡曾寫信給武昌太守，向他請教煉硃砂的方子，並在臨皋堂裡闢室一間，架設爐火，以備煉丹之用。他有兩篇札記，篇叫《陽丹》，一篇叫《陰丹》，講述煉丹的方法：陰丹是從生第一胎男嬰的母乳中提煉出來的，把乳汁放在文火上加熱，用的鍋是銀汞合金製成的，一邊加熱，一邊用同金屬製的調羹緩緩攪動，直到奶凝結，最後製成藥丸狀；陽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製成，這一蛋白沉澱物經過多次淨化，最後變成白色無味的粉狀物，再加棗泥做成藥丸，空腹用酒送服蘇東坡直到晚年，一直想求得“道士丹”。

在佛教方面，經常和佛印法師參禪打坐，探討佛法。對佛教的發展和推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現在盛行於佛教五大法事裡的“放焰口”必須用到的《梁皇寶懺》文就出自蘇東坡之手，其文如泣如訴，讓人聞之肝腸欲斷，撕心裂肺。真是感天地，泣鬼神。

雖然他波折頗多，但沒有象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還是應驗了當年相師說的話“半個配軍頭”意思是縱然被髮配多地，但命中還有官運保留。

即便命運多舛，蘇東坡仍然樂觀向上，在被貶期間，有很多膾炙人口文章問世，包括美食。有名的“東坡肘子”就是在被貶時，自己研製的一道美食。

李布衣國學

蘇軾曾用一首詩來總結自己的一生：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自題金山畫像》

可見，他的一生都在宦海沉浮中度過。蘇軾稱：“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東坡不僅喜好淵明之詩，更仰慕其人品。可以說，陶淵明是他在人生低谷中的精神慰籍與指路明燈。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卻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歸隱呢？也許這三方面的原因註定了他一生的漂泊。

一、生活境遇不同

1.自願出世之陶淵明

陶淵明的一生從東晉到南朝宋（包括桓玄建立的楚），共經歷三個朝代，十位皇帝。 他在世的63年中，朝代更迭，戰亂不斷，篡權奪政，時有發生。從29歲到42歲這13年，他先後五次往返於仕途歸隱的路上。第五次出任彭澤令僅80余天，這也是他仕途之路的最後一站。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陶淵明的入世為官多為生活無奈的選擇，但在他心裡還是嚮往自然田園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所以，他的出世歸隱是心之所向。

2.被迫“離場”之蘇軾

出世還是入世，對於蘇軾來說一直是一個矛盾點。他既有光耀門楣，安民濟世的追求，但有一肚子不合時宜的他，在朝堂之上倍受排擠，又難免產生辭官歸隱的想法。蘇軾的仕途之路走的“三起三落”，春風得意時青雲直上官至正三品翰林學士，失意落魄之際連續三次被貶，黃州、惠州，最遠至儋州（海南），但人生起伏往往會成就一個人的品行格局。無論是升職還是貶官都是皇家的恩典，既不能辭也不能退，於是，他最終找到了使二者兼容的平衡法，儒釋道的哲學智慧，儒家教會他要努力進取，實現理想，為老百姓服務而九死未悔的精神，道家教給他齊萬物齊生死齊榮辱的曠達，佛家教給他放下、超脫的方法，所以即使被迫遠離政治中心的他，依舊在地方做的風生水起，深受百姓愛戴。烏臺詩案後，103天，歷經生死，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卻依然淡然豁達：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是呀，“誰怕”！無論是自然風雨還是政治風雨，他都會在煙雨悽迷中安然一生。

二、處世方式不同

1.窮則獨善其身之陶淵明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亂紛繁，政權更迭，禮教和道德倫理受到嚴重質疑的時代，在日益嚴酷的現實面前，知識分子開始反思社會、反思文化，既然不能兼濟天下，那麼就獨善其身，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就在心靈世界中尋找依靠，在藝術的世界之中表達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高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實現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追求本真。

2.達則兼濟天下之蘇軾

若論政治官場中的“窮”與“達”，蘇軾的“窮”遠大於“達”，但是在這特殊風雨中的“窮”，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另一種“達”——曠世的豁達，這實現了他從恃才傲物向虛懷若谷的轉變，實現了他從一名養尊處優的士大夫向胸懷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變。黃州地處長江邊，45歲的蘇軾，罪臣之身，虛官無職，卻心懷百姓，黃鄂間有溺嬰現象，他四處奔走，徵集善款，創辦育兒會；親自躬耕，發展農業，推廣耕種技術；黃州疫情，他廣施藥散，救人無數。59歲，已近花甲之年，又貶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不管是對惠州還是荔枝，這都成為了歷時最久，層次最高的免費宣傳。62歲，再貶儋州，“天涯海角”，蠻荒落後，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傳道授業，開辦教育，讓儋州走出了第一位進士姜唐佐。無論是哪，他所到之處都會流出中國文化的清泉，重現人文主義關懷，兼濟天下。

三、人生態度不同

1.採菊東籬下之陶淵明

在經歷五次入世出世的曲折後，陶淵明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歸宿，他心之嚮往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生活。他厭棄世俗，渴望投入純樸率真的自然懷抱，對自我生存方式做出正確的定位。把躬耕、採菊、飲酒、賦詩……，作為最高的人生理想。

2.風雨且徐行之蘇軾

蘇軾一生都在不停的改變著自己處世的人生態度。烏臺詩案前，他是個成功者，實幹家，提倡儒家的“修齊治平”，他桀驁不馴，自鳴得意，他認為自己是完美的，但經歷烏臺詩案後，一切都變的不再完美。初貶黃州的恐懼不安，再貶惠州的身居一隅，到儋州的身處絕經，不斷反思自己，重新認識自己，那就是要學會在逆境中生存，保持堅強樂觀的人生信念，擁有泰然處之的生活態度，超脫一切。雨果曾說過：“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 ，是的，蘇軾做到了！

如若蘇軾的一生順風順水，波瀾不驚 ，那麼歷史中也許只會多了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畫家、書法家 ，卻從此少了一個有血有肉，鮮活豐滿的樂天派、慈善家、美食家、教育家、一個專門和當權者唱反調的人！

人生在世詩酒花

蘇軾的一生，算不上顛沛流離，畢竟，他一直都是官身，是名士，相比較早他一些的前輩柳三變，在那個文人以做官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時代裡，蘇軾並不算坎坷。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眼前所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

這便是蘇軾。

“歐文如潮，蘇文如海”。這是後世對歐陽修和蘇軾這對師徒的誇讚，歐陽修和蘇軾都是北宋文壇前後期的領袖人物，兩個人的性格大概也差不了多少，都屬於那種說話比較直，政治節操滿滿的敢言直諫之臣，然而兩個人在政治上的成績卻相差甚遠。

老師歐陽修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往下也做過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而蘇軾的仕途缺坎坷得多，屢屢因政見不一直言被貶，屢屢被貶卻又屢屢發聲，而隨著被貶的政令遊遍了宋朝的千山萬水，而他又沒有被官場生活的不如意打到，反而因為樂觀和豁達在文學和藝術上開墾了更廣闊的天地。

在筆者看來，有一首詞最能代表蘇軾對待人生逆境的態度，即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後所做的《定風波》：

這種身處逆境屢遭挫折而不畏懼不頹喪的倔強性格和豁達胸懷，是蘇軾一生的真實寫照，他的胸中有朝堂上的家國大事，也有鄉野間的民生疾苦。正是這樣的氣節和正氣，讓他屢遭貶謫，依然堅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蘇軾一生做過杭州、徐州、湖州、密州、揚州、潁州、登州知州以及杭州通判，有的是自請外放，在一定程度上也算自請貶謫。

每到一個地方任上，蘇軾要麼興建民生工程、要麼改風易俗，要麼維持社會秩序，要麼就是發展經濟，總而言之，蘇軾的人生並非只是為了追求成為權力中樞頂端的那幾個人，也不是孜孜以求非要成為主導國家走向的執政，他做官，無論在什麼位置上，都會全心全意去做，並不會因為仕途上的失意而心灰意冷，尸位素餐。

陶淵明其實也有著一顆做官治世的心，只是這種“宏圖大志”與他性格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總是容易發生矛盾。東晉末年正是門閥政治進入高潮的時代，雖然起初陶淵明的家境不算太壞，但八歲父親去世後家境沒落，二十歲時家境尤其貧困，他自己寫詩說：“弱年逢家乏”。下品無寒士，這注定了陶淵明的仕途之路起點很低。

陶淵明的性格愛靜，不同流俗。但作為一個讀書人，總是要給自己謀一條生路，於是二十歲的時候，他開始了遊宦生涯，至於他人生這個階段在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低級官吏，現在已經不可考，但從他《飲酒》一詩中可看出來，他不太願意做一個小吏，往往做的時間也不長，只想宅在家裡閒居。

當然，此後一段時間裡，他也出來做過官，隆安二年，加入了桓玄的幕府，沒多久母親去世回家丁憂，丁憂期滿後，陶淵明已經四十歲了，他依然想出來做事，這時候桓玄已經造反了，於是出任了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對的，就是那個南朝宋的開國之君劉寄奴。

不知道是不是在劉裕那裡做得不開心，又或者是與其政見不合，做了大概一年都沒有，就又跑到建威將軍劉靜璇那裡做參軍，五個月沒到，去彭澤做了縣令，這是陶淵明最後一次出仕，之後就歸隱田園，再沒有出來做官了。

陶淵明跟蘇軾一樣，其實都有一顆濟世安民的心，只是蘇軾所處的時代，起碼國家統一，大的叛亂是沒有的，朝堂黨爭雖然激烈，但並不會因為政治鬥爭丟掉性命，或失去徹底的自由。

而陶淵明所在的東晉，朝綱崩壞，前有桓玄專權乃至謀反，後又有劉裕亂中而起，天下紛亂不止，北方還有北魏的威脅 ，這樣的局面，對於本身割捨不下田園生活的陶淵明來說，是不怎麼能夠對付得了的。抑或他對政治上的波譎雲詭，官場上的人心恐怖為之厭倦，最終選擇了迴歸山水之間。

江畔初見月

是不是這個問題也可以替換成：為什麼A在北京打拼很不順，卻又不肯像B一樣回到老家小縣城過安逸的生活？

回答這個問題，要從兩位人物的時代及社會背景、生平經歷進行對比，試著找尋一些蛛絲馬跡。

時代及社會背景

• 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期，在那個時期，統治階級腐敗不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社會矛盾尖銳。
• 蘇東坡生活在北宋繁盛年代，那個時代國富兵強，人民安居樂業，言論也處於相對自由，百花齊放的時代（詩詞歌賦等文化發展登峰造極）。

從兩位所處的時代來看，一個處於朝代更迭的晚期，一個處於朝代的興盛時期。

人物經歷

• 陶淵明

1. 公元393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懷著“大濟蒼生”的抱負進入官場，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於是辭官回鄉；

2. 公元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由於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拒絕了與桓玄同流；

3. 公元405，陶淵明奉命任彭澤縣令，但僅81天后，就又辭官了，從此過著“躬耕自資”的桃園生活。

• 蘇軾

蘇軾自幼聰明好學，具有報國安民的雄心大志。

1. 1057年，二十一歲的蘇軾進京應試變拔得頭籌；

2. 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王安石新法的弊病，被後者啟奏，於是被貶為杭州通判；

3. 1079年，因烏臺詩案，入獄100余天，險遭殺身之禍，之後被貶黃州（著名的《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就是這個時期他的作品；

4. 1085年，宋哲宗即位，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也即東山再起，但因其對腐敗現象進行抨擊，又受到誣告陷害，再次被外調；

5. 來回往復多次被召回和排擠外調，在外調期間，蘇軾一心向民，在杭州、潁州、惠州竭力為人民修築了堤壩，受到人民的愛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但蘇軾並無自暴自棄，反而在這裡辦學堂，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

從人物經歷看，陶淵明表現出“不為五斗米折腰”態度，不太適應官場；而蘇軾雖然一生三起三落，但仍保留著積極納諫，剛正不阿的立場，並且一心為民，雖多次被貶，依然保留著樂觀的態度。

總結

從時代及人物經歷，可窺探人物的思想抱負，也對蘇軾不進行辭官隱居找到了一點答案。

在陶淵明的一生中，其實他也非常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他也想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然而當看到社會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之後，他知道自己實現不了這樣的夢想，如果一意孤行的話，不僅不會實現自己的願望，反而只會徒增悲傷，於是就想要回歸自己的田園生活裡面。

蘇軾雖和他們的政治觀點時不相容，但他畢竟胸懷一顆激盪摯誠的心，一腔凌雲沖天的志氣，一身熊熊燃燒的激情，一種積極進取的希望，他對朝廷、對國家還有著信心和希望，他還想實現自己的抱負，想為這個國家、人民做些事。所以也可以看到，雖然被貶到偏遠的地方，他依舊能夠為民辦了很多“實事”，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愛戴，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又是成功的。

關鍵字: 文化 顛沛流離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