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評圖書：
書名：《絲綢之路與唐帝國》
出版社：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這本書有一大主角：粟特人。
該書出自長期致力於中央歐亞史研究的日本歷史學家、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森安孝夫，其人治學一大特色在於，善於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蒙古高原古代突厥語碑文以及諸多的漢語、其他語言所構建的多語種史料。
在《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一書的序言中，森安孝夫批駁了日本在內東亞國家歷史學界一些人的所謂“自虐史觀”。日本保守右翼人士將反省日本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中期的對外擴張、侵略的歷史學研究，貶低為“自虐史觀”；但在森安孝夫看來，真正的“自虐史觀”，其實是那種秉持了西方中心史觀，毫無憑據和理由的貶低東亞、亞洲古代歷史發展的成就，在探討歷史上的衝突、問題時不假思索的站在歐洲、西方的立場，將亞洲、東方視為敵對方的做法，而該做法在日本等東亞國家的歷史學界頗具代表性。
比如，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書中將波斯帝國描繪為落後、黷武的對象，而希臘城邦則“偉光正”，並據此劃分出文明的歐洲、西方，與野蠻的亞洲、東方的做法——這種完全偏頗的歷史描述，不僅被後來的、近代以來的歐美歷史學者所繼承，而且也幾乎成了東亞、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世界史教科書、歷史學者著述的基本基調。
當然，擺脫西方中心史觀，不等於要陷入東亞、古代中國“唯一”、“獨特”的反向偏狹。從蒙古高原東麓一直到西麓，跨越天山山脈、中亞、烏拉爾山脈，直抵裡海、高加索山脈、黑海，都可稱為所謂的中央歐亞地區。這一地區在巨大的山麓和山脈之間有許多遼闊的草原，沒有湧現所謂的古代文明古國，而是成為了一次次衝擊各大文明古國的遊牧民族的策源地。《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書中指出，“從四大文明圈發展起來的農耕民與從中央歐亞發展起來的騎馬遊牧民之間的對立、抗爭、協調、共生、融合等關係之中”，才孕育了包括東亞文明在內的古代文明。
絲綢之路，在蒙古高原與天山山脈的遊牧國家和中國中原王朝發展的絹馬貿易基礎上形成的。這些遊牧國家包括匈奴、鮮卑、突厥、回鶻等，他們積極開拓商路，讓東亞與中亞及更遠地區的商品實現交換，納入貿易的品種包括但不限於絲綢、黃金、拜因、玉石、香料、毛皮。
4世紀至9世紀之間，我們今天所稱的絲綢之路東段，粟特人是擔綱貿易、文化往來的重要甚至主要角色。“粟特人不僅作為有名的商人，還作為武將、外交使節、宗教的傳播者、翻譯，以及從事音樂、舞蹈、魔術等的藝人活躍於各行各業。”粟特語也成為當時的國際語言。粟特人在人種學上屬於白色人種，粟特語是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中古伊朗語的東支。粟特人離開伊朗故地後，向東發展，其文字傳入突厥、回鶻，並在此基礎上產生回鶻文字；13世紀，回鶻文字中產生了蒙古文字；17世紀，基於蒙古文字轉化出了滿文。
有意思的是，粟特人在長達幾個世紀內，建立起了覆蓋亞歐大陸中段和東段的郵驛制度。近年來出土的有關文物顯示，粟特商人通過郵件快速擴散包括各地商品價格、供求等商業信息，以及政局、軍事信息在內的各類重要信息。粟特商人還發展出相當完善的各類契約文書。6世紀前後，粟特人中的精英開始在中國中原王朝（北方）中脫穎而出，湧現出不在少數的政治、外交、軍事精英。粟特人精英在參與中國中原王朝的政治時，有意像之前漢朝、三國時期的漢族世家那樣，對不同勢力各自“下注”，以確保贏得權勢對粟特人勢力把控西域商路的支持。唐高祖進入長安後，涼州的粟特人首領安興貴、安修仁兄弟發動政變，拘捕了當地軍閥李軌，將涼州獻給了唐朝；而安興貴之子安元壽則成為了李世民的輔佐者，曾在玄武門之變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即調動粟特人兵馬給予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方較大的打擊。
毫無疑問，隋唐兩朝的皇族，以及作為朝廷柱石的關隴集團，其實都帶有相當程度的鮮卑裔血統——從春秋戰國時期到唐代，匈奴、鮮卑、氐、柔然、高車、突厥、鐵勒、吐谷渾、葛邏祿、奚等族，都相當活躍，也逐步融合進入了之前狹義上的漢民族。所以，唐代的漢民族，的確與漢朝的漢民族有著相當程度的不同，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唐代政壇以及商業、社會、文化等許多領域，粟特人這樣完全不同於黃種人的白種人，以及突厥人、波斯人、朝鮮人、日本人，都能獲得高度平等的機會。這個意義上講，唐朝與後來的蒙古帝國、現代的美國具有相似性。
貞觀四年，唐朝名將李靖率軍遠途奔襲，擊潰突厥和隋朝流亡政權的聯軍，之後整合了東西突厥的大量遺民。唐太宗在位期間將唐朝對於中央歐亞區東部的控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至此開始進入一個持續百餘年的全盛期。所謂的盛唐時代，盛唐景象，也很大程度上加入了包括粟特文化在內的異族文化。
安史之亂的爆發，不僅宣告了盛唐時代的結束，而且也導致唐王朝從過去意義上的兼容、多元化帝國轉為了更趨單一保守的傳統王朝。安祿山和史思明在內的安史集團，多由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漢人組成，並獲得了粟特商業體系的資金支持。而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亂，得益於回鶻的支援。突厥裔的回鶻在唐王朝由盛轉衰過程中崛起，很快成為了與唐、吐蕃分庭抗禮，掌控西域和蒙古高原的新霸主。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這本書指出，在回鶻勢力衰落後，也就是公元10世紀及之後，歐亞大陸自東向西相繼出現了契丹帝國、沙陀諸王朝（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西夏王國、甘州回鶻王國、西回鶻王國、喀喇汗國、伽色尼王國、塞爾柱帝國、可薩汗國等同類型的征服王朝，這代表著遊牧民族經過很多個世紀與農耕民族、國家的博弈，並經由與農耕定居地居民的榮光和，找到了用少數人對擁有諸多農耕、都市人民進行統治的辦法。“這些辦法包括軍事統治制度、稅制、人才選拔制度、商業以及信息網絡、文字的導入、文書行政、都市建設等”，而為這一切提供支撐的，正是遊牧民族的軍事力量以及通過絲綢之路所不斷積累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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