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後期，相信大部分人的直觀印象就是黑暗、腐敗、陰謀。而這些印象的來源，不得不提到幾百年來籠罩在神秘色彩之下的一個部門——東廠。它的名字經常和罪惡，陰謀糾纏在一起，是朱棣建立，由宦官主管的特務部門。

最初東廠只負責偵查，抓人，並沒有審判的權力，發展到了後期，甚至開辦了自己的監獄。他們無孔不入，監察百官，連另一特務部門錦衣衛也在他們的監控之中。自從這個機構建立，明朝官員人人自危，錦衣衛的地位也受到了影響，因為東廠直接向皇帝負責，其主管是皇帝身邊的人，沒有誰敢與之為敵。權力的不可控性，讓東廠肆意妄為，更讓宦官集團日益漸大，使其後期的權力蓋過皇權。

成化年間的汪直、武宗時期的劉瑾、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等，都是權傾朝野、勢力顯赫的權宦。宦官的出現加劇了明朝政治上的腐敗，屢興大獄，陷害忠良，黨派相爭，將百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而明朝並不是宦官秉政最為嚴重的時期，東漢，唐朝都曾出現過宦官當道的政治環境，其中唐朝時期的宦官甚至對皇帝擁有生殺大權。故本文從東廠勢力崛起入手，探析各朝宦官集團如何一步步權傾朝野，甚至壓制皇權。

大宦官魏忠賢影視劇形象

一、總緒：宦官的權力來自何處

明太祖朱元璋對宦官管理較嚴，規定宦官不得識字，壓低其官階，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職銜，並懸鐵牌於宮門上，明示不許干政的警戒。歷史上英明的帝王不止朱元璋一人，前朝中不乏也有同樣覺悟的，可宦官權傾朝野的現象仍然未被杜絕。客觀來說，哪種利益集團掌握權都是把雙刃劍，宦官集團的出現不是某個皇帝昏庸的產物，而是基於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雖宦官秉政多出於政治環境的影響，但其後果甚至動搖國之根本。我們討論某個人或某個集團權利的大小，就要去看他們權利的來源。

根據《後漢書·宦者列傳》中記載：“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這句話很好地詮釋了宦官權利的來源，宦官的權利來自於皇帝，也是皇權的一種表現。自古以來，如何加強中央集權都是帝王家的必修課，他們把權利分出去勢必是有所目的，並且對象還必須可靠。當然，這個可靠只是在當時他們以為能夠掌握的，事實證明，不管哪種機制，賦予其權力後不加以控制，結果都是覆水難收。

《後漢書》部分史料記載

皇帝為什麼會選擇宦官？宦官膝下無兒無女，一般都是年少時淨身入宮，身邊沒有任何依靠，唯一的依靠只有皇帝，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忠心無二，這就是皇帝選擇宦官的初衷。

那又是為什麼讓皇帝把權利分給宦官？答案很簡單，因為皇帝有敵人，皇權無法與之制衡。能和皇帝正面相爭的規範勢力，只有一種，那就是官僚機構所擁有的行政權，這樣的權利一般由“丞相”帶頭。皇權和相權之爭淵源深厚，可以說是歷史政治上的永恆話題。

除了相權能威脅到皇權，還有一股勢力，叫做外戚。外戚的權利來自於後宮，但其本質還是來源於皇權，所以外戚和宦官都是皇權的一種延伸，操作者身份不同罷了。但是兩者最大的區別，是權利最終的歸屬問題。

提拔外戚，外戚在朝為政，日子久了也會變成了相權的一部分。即使外戚失去了皇權的支持，也可以得到行政權利與之抗衡。而宦官不在朝任職，他們只能依附於皇帝，生死皆在皇帝的一念之間。忠心不二，好控制，這就是皇帝選擇將權利賦予宦官的初衷。

外戚專政的場景

二、東廠的崛起

上文提到宦官掌權的原因，也提到宦官集團出現的必要因素——皇帝身邊出現了敵人。東廠是朱棣一手創辦，當時的特務部門還有錦衣衛。錦衣衛曾經短暫的消失過，朱棣即位後不久就將其恢復。兩大特務部門，提拔宦官，朱棣身邊到底有什麼敵人？

朱棣的上位史說到底還是不光彩的，他怎麼一步步登基為帝，即位後就會把那些曾走過的路給堵住。為了更有效地監察百官，於是朱棣重啟了錦衣衛。可重啟一段時間後，朱棣心中的那份不踏實越發強烈起來。錦衣衛們的出身都是良民，和百官的關係也很密切，並不是他理想狀態中能夠監察百官的部門，於是把主意打在了宦官身上。

帝王對宦官的整體印象是不錯的，原因之一是日常生活離不開宦官的影子，原因之二，宦官們身體異於常人。更何況朱棣能夠順利登基，還要多虧一個“不知名”的宦官給他傳遞了正確信息。這樣考慮下來，朱棣就拍板了——創立東廠，東廠宮家代言人為宦官。

東廠錦衣衛們影視劇形象

根據《明史》記載，“初，太祖禁中官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事覺，琦磔死，巨隊等皆斬。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

雖然打了自己父親的臉，朱棣任用宦官還是十分注意，對宦官的管制十分嚴格。但宦官執行任務的範圍明顯擴大，為後世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而後輩們也用行動證明，朱棣不聽朱元璋的話在先，那就別怪他們重新制定規則了。成化十三年，明憲宗增設西廠，進一步擴大了宦官的權利。明憲宗就是為于謙平反的那位，其本身也是名正言順的皇帝，不用擔心誰將他踢下皇位。明憲宗兩為太子的經歷使他難以成為一名合格的皇帝，創立西廠就是他的弊政之一。

《明史》中記載，“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恤于謙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輅，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時際休明，朝多耆彥，帝能篤於任人，謹於天戒，蠲賦省刑，閭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於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恣，盜竊威柄，稔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

明憲宗人物畫像

為何設立西廠，其因有二。朱見深經歷了父親明英宗被俘、瓦剌進犯、景泰易儲、石曹之亂等，導致他本人極度缺乏安全感，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會草木皆兵，將所謂的潛在威脅降低到零。而性格上的缺陷是朱見深建立西廠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成化中期，父親明英宗留下的爛攤子讓他無暇顧及，南有大藤峽之亂、荊襄流民之亂和川南川北之亂，北有遼東建州之亂、固原之亂和北虜之亂，朱見深急需有人替他去穩定動亂。帝王的猜疑之心是不可調和的，錦衣衛和東廠他都無法放心，就想要培養一支自己能信得過的班子，西廠應景出現。

東廠和西廠的出現皆是皇帝主動促成，而後期明朝文官勢力的獨大，讓皇帝們不得不重用宦官加以制衡。倘若無法掌控，皇帝本身將會受到反噬，而根據史載，在內憂外患，階級矛盾同時出現的情況下，皇帝根本無法一手掌控多股不穩定的勢力。

石曹之亂的局面

三、東漢宦官的崛起

明朝宦官壯大是因為文官的獨大，而東漢宦官的崛起就要說到外戚。東漢情況特殊，皇帝多幼年登基，且大多早逝，能活過四十歲的，只有光武帝，明帝，獻帝三位。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局面就會出現太后聽政。太后常年居於深宮，為了掌握行政權力，不可避免地大規模啟用自己的兄弟。外戚為政，勢必又會與相權高度結合，這樣才能站穩腳跟。幼年時期的帝王，沒有經驗，也沒有能力很好地駕馭群臣，等到長大想要收回權利之時，外戚們已然成長為龐然大物，並且能夠相對獨立。

好不容易站穩腳跟，小皇帝上位就想把他們一腳踢開，仗著親人的身份，大肆斂利成習慣的外戚集團必然會和皇帝產生矛盾。這時的皇帝就成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畢竟他要對付的就是自己的親人。舉目四望，便看到了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宦官們，比起磨刀霍霍的外戚，陪伴自己長大的宦官們儼然成為了“親人”。所以皇帝們把權利分給宦官，讓他們去制衡外戚。

光武帝劉秀影視劇形象

根據范曄·《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第六十八》中記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時竇太后秉政，後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

這就是東漢歷史上出現宦官，外戚輪流做大頭的原因。外戚不能根絕，宦官就不會倒臺，夾在其中的皇權很難立足。而細細翻看史書，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無論是明朝，東漢時期，宦官們雖然秉政，但絕大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就算是大名鼎鼎的九千歲魏忠賢，在崇禎剛即位的時候也被趕下了臺，這就能說明，只要皇帝收回賦予其的能力，這些宦官不過是紙老虎，不足為慮。

崇禎死亡之際

三、唐代宦官的崛起

明朝，東漢宦官擁有的權利和唐朝宦官擁有的權利是天壤之別，前者雖然猖狂，卻仍沒脫離皇帝的掌控，而唐朝時期的宦官對皇帝甚至擁有生殺大權。翻看唐代史記，其中的敬宗和憲宗皆被宦官所殺，甚至在中唐以後，皇帝們還要看宦官臉色行事。

唐太宗在位時對宦官限制較嚴，太宗死後，制度逐漸鬆弛。中宗時，宦官的數量已然達到了三千左右，玄宗時，數量日益膨脹。直至安史之亂後，宦官的數量達到了巔峰，且涉及到了軍權。從德宗時開始，宦官們掌握了神策軍、天威軍等皇帝的禁衛機構。

根據上述可知，唐朝時期和明朝、東漢宦官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唐朝時期的宦官們擁有了軍權。行政權再加上軍權，無論皇帝將它們賦予哪個機構，都會使其後期茁壯成長為威脅到國家的猛獸，宦官集團也不例外。

明朝削藩之舉

為何德宗會將軍權賦予給宦官集團？這就要說到唐朝的削藩之舉。削藩發生後，緊接著又出現了“奉天之難”，皇帝在遇難之時竟發現無兵可調，理由是神策軍人丁稀薄。軍隊可以說是一國底氣，因戰事損失應立即補充，可文官集團為了一己私利罔顧帝意，這讓德宗痛心疾首。文臣武將不堪重用，最終使德宗將信任放在了宦官集團身上。

而掌握了軍權的宦官已經不能說是單純的宦官，而是軍閥般的存在了。他們所依仗的不再是皇帝，而是軍隊，後期對皇帝行使人身控制，隨意廢立，甚至公然弒君，也證明了宦官秉政的失控。

總結

東漢時期的宦官秉政是慢性疾病，雖然難以造成威脅，但禍至根本，難以徹治。明朝時期的宦官秉政是一場傳染性疾病，前期防控措施到位，治癒的可能性很大，奈何發現太晚。而唐朝的宦官秉政是惡性腫瘤，直至國家滅亡，病理才能徹底消失。

宦官掌權是皇權集中的表現之一，帝王對其稍加懈怠，宦官集團的失控必然發生，帝王家平衡政治格局的工具終成長為帝王的主人。文官掌權稱為黨爭，武官掌權稱為割據，外戚掌權稱為干政，而宦官掌權被稱為專權，

參考文獻：《後漢書》、《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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