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癒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經超過三萬名，之後還將有數萬人病情好轉回家。面對治癒者，多數人開心迎接，也有個別人遠遠避開。
孤立排斥可能傳染疾病的同類，或許是出於本能的恐懼。但當排斥擴展到不會引起傳染的治癒者時，這種行為不僅危害被歧視者，也將影響疫情中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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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重複的悲劇
幾乎所有嚴重傳染病的治癒者都曾遭受歧視，無論肺結核、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還是埃博拉病毒病。
冠狀病毒上一次襲擊中國時，一名SARS治癒者講述：上司在電話中對她說“如果你把SARS傳染給我，我不會放過你！”之後她再未與公司有過聯繫，辭去了這份工作。她的家人沒有患病卻也受到牽連，丈夫的公司不允許他去上班，女兒也被學校禁止上學[1]。
而且，這並不是個例。絕大多數SARS治癒者的生活都受到巨大沖擊，疫情期間在工作中受到區別對待，被朋友排斥，甚至遭到家人的疏離。疫情結束後，仍有很多人得不到物流、酒店及家庭服務，不得不隱瞞治癒者的身份來換取應聘面試的機會 [1] 。即使在最瞭解疾病的醫療機構，也有很多SARS治癒者感覺到不被理解和尊重[2]。
當時SARS是一種新型疾病，傳染強度及持續時間都處在研究中，同時死亡率高、預防及治療方法有限，所以引發很大恐慌。這種情緒造成的歧視從可能傳播SARS病毒的確診及疑似患者蔓延至沒有傳染性的治癒者[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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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爆發，這種病毒不是第一次感染人類，但歧視沒有減輕，反而導致了更令人震驚的悲劇。
利比里亞的護士Salome Karwah感染埃博拉病毒並痊癒後救治了很多患者，因為在疫情中做出的貢獻登上《時代》封面，成為2014年度人物。然而就在兩年後，Salome剖腹產出現併發症時，卻因埃博拉治癒者的身份被醫生拒絕碰觸和收治，很快去世。
很多治癒者終於擺脫埃博拉，回到居住地卻發現自己的物品及房屋已經被鄰居燒燬。因為周圍人擔心被傳染，他們無家可歸，買不到食物，再也無法迴歸之前的生活[5]。
因抗疫登上《時代》封面，又遭歧視去世的護士Salome丨time
受傷害的不僅是被歧視者
被歧視者身心健康惡化、無法正常社交併可能面臨破產。歧視別人者也不能因此避免染病，反而會造成壓力，干擾整個防疫的管理。而疫情之下，只要個別人不願遵守管理規則，就很難讓疾病消失[6, 7]。
切斷疾病傳播的第一步是找到可能患病的人，並進行隔離和檢測。如果確診患者遭受歧視，其他人為了避免也被歧視，可能會逃避追蹤、檢測和隔離。導致部分患者得不到隔離和診斷，繼續在外活動，傳染更多人 [6, 8, 9] 。這種情況在之前的疫情中並不少見，有SARS治癒者經歷歧視後，再次面對2005年禽流感時表示，即使感染了也不願去醫院診斷再遭歧視[2]。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間，也有很多發熱的人因此不願就診[3, 5]。
其次是確診後的管理，接受正規的治療和隔離，才能保證患者本身安全並不再傳染他人。很多SARS治癒者在禽流感期間購買傳聞有效的藥物，做好患病後自己在家服藥的準備。擅自使用安全性及有效性都沒有經過證實的藥物，後果可能比患禽流感本身更嚴重[2]。即使已經在醫院就診，如果不配合治療和隔離，也可能傳染別人[6, 8]。
最後是治癒後的追蹤。雖然這時患者已經痊癒，對他人沒有威脅，但拒絕觀察隨訪會影響疾病的研究。如果不能全面瞭解疾病的特徵，將影響其他患者救治和未來疾病管理。SARS疫情結束後，有些治癒者因隨訪時走特殊通道等歧視，不願再去醫院，造成有些研究數據不完整[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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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癒者是解藥，也是希望
歧視治癒者不利於消滅傳染病，也會影響他們在疫情中的貢獻。其中最直接的貢獻是血漿捐獻，在針對性疫苗及藥物出現之前，這是救急的治療方法。其次，治癒者配合參加研究項目，醫生才能瞭解他們患病及痊癒的過程，之後用總結出的經驗治療其他患者。
另外，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因為醫療資源有限，很多治癒者幫助護理患者，降低了醫護人員的壓力與風險。因為治癒後短期內不會再患病，治癒者可以相對安全地近距離接觸患者，在資源不足時有特殊的優勢[5]。
最後，陌生疾病來襲時，所有人都會盼望著第一個治癒者的出現，這是疫情可以得到控制的希望。治癒者的故事對尚未痊癒的患者、醫務工作者及可能患病的所有人都是很大的鼓勵。治癒者治療過程的經驗，也幫助人們認識及時就診和配合治療的重要[10]。
如何迎接治癒者
新型疾病初現，預防及治療的最佳方法還不能確定，恐懼容易佔據上風。但隨著研究深入，疾病相關信息逐漸完整，防治措施更加完善，恐懼會逐漸消失。對治癒者貢獻和親身經歷的瞭解，有助於讓歧視也隨之消散[3, 6]。
對於解除隔離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國家衛健委建議繼續自我監測健康狀況14天，與家人保持距離，定期到醫院隨訪複診[11]。確定傳染性消失後，治癒者本身短時間內一般不會再感染，也不會威脅他人，當他們迴歸社區和工作後，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公平對待。
參考文獻
[1] Lee S, Chan LY, Chau AM, et al. The experience of SARS-related stigma at Amoy Gardens. Soc Sci Med. 2005;61(9):2038-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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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rson B, Sy F, Holton K, et al. Fear and stigma: the epidemic within the SARS outbreak. Emerg Infect Dis. 2004;10(2):35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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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ischer LS, Mansergh G, Lynch J, et al. Addressing Disease-Related Stigma During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Disaster Med Public Health Prep. 2019;13(5-6):98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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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k WW, Cheung F, Woo J,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igma associated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SARS, AIDS, TB). Hong Kong Med J. 2009;15 Suppl 8:34-37.
[9]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ituation Report – 35. 2020.02.24.
[10] Lee-Kwan SH, DeLuca N, Adams M, et al. Support services for survivors of ebola virus disease - Sierra Leone, 2014.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14;63(50):1205-1206.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 20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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