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柏林電影節在開幕伊始顯得有些冷清，除了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大多數影迷無心文藝之外，入圍的片單中可以叫得上號的“大導演“也寥寥無幾。怎料進程到一半就出現了年度爆款《溫蒂妮》。
而當影迷們都還沒有從佩措爾德導演《溫蒂妮》的驚爆中回過神來，另一枚引得萬眾期待的爆款又橫空出世——《列夫·朗道：娜塔莎》（DAU.Natasha）。
其實，說它橫空出世著實是小瞧人家了，《列夫·朗道：娜塔莎》作為“DAU計劃”電影項目的一部，早在2011年就引起藝術界的普遍關注。除原本的影像拍攝地烏克蘭外，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ksy）還將影片場景複製到倫敦、巴黎、柏林作為沉浸式藝術裝置項目的系列聯展。
而在今年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除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之外，還有另一部時長355分鐘（近6個小時）的《列夫·朗道：退變》也進行了特別展映，同樣震撼。
電影《列夫·朗道：娜塔莎》劇組在柏林，最左為導演
從史無前例的電影項目，到備受爭議的沉浸式藝術裝置，再回歸到多達14部電影的序列影像作品。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從2009就開始創作，為這個影史上最複雜、最宏大的電影項目煞費苦心。
該項目最初是拍攝前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的傳記片（“DAU”是列夫·朗道名字後三個字母），後延展為持續三年的不間斷拍攝，地點均位於烏克蘭東部小鎮哈爾科夫郊區，佔地12000多平方米，對前蘇聯機密研究所進行了原樣復刻。400名核心工作人員在整整三年時間裡，開展這項無劇本的電影創作，重現前蘇聯體制下的“生活證據”。
這個項目統稱為“DAU”，頭尾長達700個小時的35毫米膠片素材，4萬套服裝，前後超過1萬名的臨時演員，呈現出1938-1968年間一所位於莫斯科的前蘇聯研究所的社會狀態，最終被製作成14部電影長片。社會性質、權力波動、人類情感，以及暴力等主題，都藉由影像散佈在視覺復刻的記述中。
DAU 14部電影長片如下：
1.DAU. Brave People 2:26:41
2.DAU. Nora Mother 1:22:27
3.DAU. The Empire 3:38:194.DAU. Katya Tanya 1:36:205.DAU. The Conformists 2:52:256.DAU. Three Days 1:36:207.DAU. Sasha Valera 1:51:108.DAU. Nikita Tanya 1:27:269.DAU. String Theory 2:52:2510.DAU. New Man 1:33:2711.DAU. Nora Son 1:28:1812.DAU. Natasha 2:23:4913.DAU. Degeneration 6:01:4614.DAU. Regeneration 2:05:00
對於這樣一個恢弘而史無前例的電影項目，任何個人體驗都只屬於觀看者本身，他人終究難以體會，這也註定了其巨大的爭議性。而在此之前，我們翻譯了一篇文章以及導演訪談，希望可以通過《DAU》的項目設計、拍攝以及思考等多方面，幫助影迷們在後續的觀影中擁有更為深入的沉浸式體驗。
斯大林式的楚門世界
第一次聽說DAU是在五年前，從那以後一直好奇地打聽，卻沒有任何消息。直到兩週前，DAU的大門向我敞開。我被邀請到倫敦皮卡迪利大街的一棟大樓裡，在一扇漆黑的門後面，橫陳著另一個世界。大廳昏暗，色調豔麗，猶如一個大衛·林奇的電影場景。一名穿著上世紀40年代風格的男士站在那裡，拉開窗簾偷看街道，結果原來只是一個佯裝偷窺的演員。
帶俄羅斯口音的禿頂保安給我登記拍照。隨後穿過迷宮般黑紅色的走廊，餐廳供應格魯吉亞菜餚，還有一間1940年代風格的活動室。狗吠聲傳遍了走廊，是不是真的狗呢？將信將疑。
DAU為人所知的是個電影項目，至少是從一部電影開始的，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準確描述它，姑且稱為“斯大林式的楚門”，一場嚴肅的人類學實驗，有人戲稱其為蘇聯社會真人秀。也有人認為這是烏煙瘴氣的大型拍攝失控現場。同樣的人類學社會學實驗，歷史上有很多大學都嘗試過，最有名的是斯坦福監獄實驗，虛擬社會模型下的權力濫用。該實驗僅進行了6天就趕緊叫停，而DAU的實驗則足足持續三年。
DAU計劃始於俄羅斯科學家列夫·朗道的傳記。朗道曾經與尼爾斯·玻爾等量子物理學家合作，參與過蘇聯的原子武器計劃，並在1962年獲得諾貝爾獎。他對性、毒品的態度，與其科研精神保持一致，認為婚姻不應阻礙性自由。
希臘演員Maria Nafpliotou飾演列夫·朗道的前情人瑪麗亞
與其說DAU是一個電影場景，不如說是一個平行世界：一個停留在上世紀中葉的迷你蘇維埃社會，與現代隔絕。DAU中的數百位演員，也可以稱為“項目參與者”，無一不忠實地維持著蘇聯公民的日常生活。時代重構下的真實與虛擬，每一個細節都令人著迷不已。
“研究所”唯一的流通貨幣是盧布（道具）
DAU參與者，是從製片人編制的海選數據庫中挑選出來的。試鏡的數量超過21萬人次。這些角色來自於現實從業者，包括清潔工、女服務員、學者、官員、薩滿祭司、藝術家、新納粹分子等。甚至有不少慕名或受邀參與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大衛·格羅斯、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倫、哈佛數學教授丘成桐、戲劇導演彼得·塞拉斯、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以及卡斯滕·赫勒。
影片中的大部分場景，都是通過無數固定攝像機拍攝，真正的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只帶著一個三人攝製組，扛著攝影機在街上溜達。事實上，這都是社會模擬實驗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時間，參與者們都是在鏡頭“嚴密監視”下過著蘇維埃式生活。
蘇格蘭製片人埃迪·迪克在2011年參與項目拍攝時第一次嚐到這種生活。據他透露，入職過程是一絲不苟的。團隊都會事先收到一份“DAU”世界的實時事件紀要，所有人都要換成年代服裝，剪短髮，換眼鏡鏡框，獲得新“護照”和一些仿真鈔票。在佈景入口處，警衛會給他們辦理入境手續。
放眼處，人們各司其職。路上行人到咖啡館裡吃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用電磁槍實驗，記者正在準備當天的採訪，建築師在研究一個未來城區規劃，一切就像真的活在60年代一樣。在朗道的公寓裡，能看到他的妻子諾拉，默默地喝了半個小時的茶。她自始至終都活在角色當中。
諾拉，影片中列夫·朗道的妻子
每個人和每件事都保持著這種奇異的步調。沒有人違反過規則，甚至沒有人使用現代語言。進入其中的人們會發現自己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然後順應其自然，而每個細節都會被無處不在的鏡頭記錄下來。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從現有開放的電影部分來看，這些影像既令人振奮又頗為單調。影片中有冗長的對話，幾乎沒有進行剪輯。但影片中絕無僅有的真實感和強烈的衝擊，彷彿能直接嗅到人體上的荷爾蒙氣息，這種體驗更像是在看一部紀錄片，或者就像拉斯·馮·提爾的道格瑪95影像。
這些僅有的影像材料便讓人興奮不已：巨大的人群效應，20世紀30年代的街道場景，巨大的蘇聯螺旋槳飛機複製品。還有無數令人震驚的畫面：一場瘋狂的化妝舞會，一口教堂大鐘墜落在地，成堆的腐爛捲心菜，女人們在生產線上。
扮演1952年商店售貨員的臨時演員
除此之外，在巴黎的展覽上，參觀者還可以在數字屏幕上搜索特定區域的鏡頭截幀，像一個實驗數據庫。屏幕被分為16個網格的子屏幕，每個子屏幕播放一個隨機的場景，就像一組監控攝像頭。點擊其中一個設為全屏，任何場景中的每個角色都可以獲得補充信息：生平、照片、證件和信件等數據材料。
影片中‘1956’的截幀
參觀者像是進入了機密數據庫一般：看著阿布拉莫維奇身穿50年代的服裝，接受薩滿祭司的宗教淨化；學者法倫在晚宴上討論資本主義；朗道站在一對做愛的男女旁邊；一名獄吏在牢房嚴刑逼供裸體的女人，強行灌酒，將酒瓶口塞入陰道，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
這樣大型且複雜的項目，背後資金來源當然也非同尋常。DAU項目主要資金來自於俄羅斯著名寡頭謝爾蓋·阿多涅夫，於2008年正式入籍保加利亞。保守估計其財富為8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於俄羅斯的電信業務。他還資助俄羅斯反對派的報刊《新報》，同時也是一位熱愛文化和哲學的富豪。
如果要問這個項目有沒有讓人感到不舒服的方面？答案是肯定的。作為一個藝術項目，在導演伊利亞創造的曖昧時空裡，所有的表演者包括觀看者在參與其中的同時，也投射出內心的恐懼、焦慮、自負和慾望。這是生活最基本的一部分。可以說這個作品激活了人身體的每一部分，無論是痛苦、勇氣、愉悅還是沮喪，其實本就屬於你自己。
在許多看似暴力恐怖的場景中，譬如上文提到的獄卒用酒瓶虐待女囚，事實上決定權還是在這個女演員身上。電影項目畢竟是電影項目，演戲畢竟是演戲。演員可以停下來，如果演員提出“我處理不了這件事”，所有人都會停下來。但事實上是她讓自己完成了這場“凌辱”。
出於項目中大量“出格”演繹的考慮，在選取表現類似鏡頭的演員時，劇組都會偏向於選用性工作者或者觀念相對開放的表演者。這一選角原則，也從側面揭示了“DAU”的現實主義質感是如何形成的，譬如片中薩沙和瓦萊拉這對同性戀人，以前都是無家可歸的邊緣同性戀者，他們每晚都做同樣的事情。而片中勞拉的母親，其實也是演員真實生活中的母親。
與男主演Teodor Currentzis的通話，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這種“演繹”。“關鍵是如何既做你自己，又不做同一時刻的你。”他說，“那是處在心知肚明的狀態中，這就只是一個遊戲而已，要用真實的人格和性情去玩兒這個遊戲，不然它就不會起任何作用。”
他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拍攝這部電影，然後斷斷續續在“研究所”裡住了兩年的時間。在那裡生活、睡覺和吃飯，一天24小時，有時住幾天，有時住幾星期，不會有人催你去回郵件。
當他和其他項目參與者真正要離開“研究所”時，“有時會突然驚覺怎麼還穿著那個年代的衣服！睡覺醒來後的日常生活居然還是‘研究所’模式。當我們重新回到現實時，彷彿真實的世界才是電影場景。“Teodor說，在實驗結束之後，許多人還是會繼續住在“DAU”。“我認識好些人，如果可以選擇，他們會情願留在‘DAU’的時空裡。”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DAU”項目和伊利亞那麼滿意，許多前DAU工作人員根本不願意談及項目經歷。有的則直接指責導演伊利亞自大得讓人討厭，認為他根本不懂電影，也沒看過多少電影。對待工作人員都當奴僕使喚，每個人都像伺候皇帝那樣服侍著。他指東別人不能指西，對幫過他的人忘恩負義。
除此之外，DAU項目實施至今還是有很多虛虛實實的醜聞。包括導演本人試鏡女演員時的潛規則，又或是項目中納粹扮演者馬克西姆·馬辛凱維奇，被指控在拍攝期間多次對一位美國藝術家進行攻擊。
當“DAU”項目開始初期，關於狂野的、有靈感的、天才的藝術家神話依舊受電影界追捧。而15年後，在這些真假難辨的醜聞當中，如果對於伊利亞的指控屬實，那恐怕現今流行的“MeToo”運動，會讓他們看到這個世界完全不同的一面。
跨學科的史詩式藝術項目
採訪：Jonathan Romney
雖然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DAU”項目是一系列電影，但事實上承載了非常豐厚的內容。正如宣傳所說的，它其實是“一個多學科史詩項目”，存在於電影、科學、哲學、表演、靈性、社科、藝術實驗、文學和建築的交匯處。
DAU項目以其恢弘浩大而讓人趨之若慕，它創造了一個完整閉合的獨立宇宙，不得不讓人想起查理·考夫曼拍的那部電影《紐約提喻法》。為此，Film Comment對《DAU》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進行了採訪，以探討其背後的創作意圖。
Q：在你看來，“DAU”項目形成的電影，充其量只是這個藝術項目的預告片是嗎？
A：這系列電影本身就是藝術母體的預告片，更多是人物和故事的介紹。對於這個“活動”，我們需要一個空間，讓觀眾在觀影前後有足夠的物理時間和空間去消化去思考，並在電影之中充分體驗。
Q: 看了“DAU”的電影后，我意識到觀影並不是為了拼湊一個故事，更多在於探索其背後的世界。
A: 它們大多都有電影的形態，但對我來說，保持原始感覺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選擇了在建的劇院。一個生命已經結束，另一個生命還沒有開始。這就是原始狀態，不會既漂亮又舒適，它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過渡。
Q：DAU的早期設想是要創作一部“常規”電影嗎？後來怎麼變成另一些形式了？
A：那種“常規”電影遲一點也會與大眾見面。會有的，但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種。我想談的是當下。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走出當下。我選擇了一個想象中的、過去的、屬於蘇聯人特有的記憶傷痕。也許不能叫傷痕，而是對世界的特殊感知。當一個龐大的國家突然消失，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人們出生在不復存在的城市，比如列寧格勒。
我真正的想法是創造一個不存在的世界。當然，現在創造的也是一種幻想。蘇聯在我15歲時就解體了，但我仍然認為自己依然是一個“蘇聯人”。當我來到英國時，在海關填表格時，上面寫著‘你出生在哪裡？我寫的是“蘇聯”。
Q：你的處女作《4》包含了很多奇幻元素，而這裡幾乎沒有超現實主義的痕跡。
A：也許只是你沒發現而已。還是有很多瘋狂的、超現實的設計，但很難去打破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界。不僅藝術上，政治和科技上也是如此。有什麼能比量子物理更超現實呢？如果你腦中的世界是個非線性世界，那你眼前的一切都是非現實的。
Q：在某些方面，這一系列電影中的戲劇性，其實感覺比電影更接近戲劇。
A：戲劇其實更接近於生活。電影是什麼？現在每個人都是攝影師，每個人都可以用手機拍東西。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是做電影嗎？你可以說是，因為我有拍攝的行為，而背後的主要驅動力也是電影創作。那這是戲劇嗎？在你進入表演的那一刻，當然是戲劇。是表演嗎？是的！是當代藝術嗎？可能是吧。我就從來沒定義過這是什麼領域，在萬物之間吧。
Q：你是怎麼讓非職業演員放下心理包袱的？尤其是性場面。
A：這是一個以人際互動作為實驗的生存空間，他們只需要相互反應。一部分是生理需要，一部分是智力對話，一部分是日常生活。“性”佔比不超過整體素材的10%。
而且全都是用35毫米拍攝的，沒有針孔攝像機，沒有偷偷摸摸的錄音，絕對沒有。現場有相機，有調焦裝置，有吊杆操作員……我很高興大家都感覺到真實，強暴是真實的，折磨是真實的，情緒是真實的，它在這個世界裡也是真實的。
起初我想啟用演員，但是演員只能在心理層面上表演。後來我開始邀請具有不同社會結構的人來表演時，我試圖將不同的個性背景融合在一起。有些人，當你和他們交談時，你知道他們已經失去活力了。這些人可能很成功、很風趣、很幸運，但你可以感覺到他們身上的某些部分已經死了。個性鮮明的人會有差異很大的反應，帶著不可預測性。
Q：為什麼要開展復刻蘇聯社會這樣一個項目呢？
A：“DAU”與其說是重現蘇聯，不如說是研究當今社會吧。你看到的蘇聯人民和“DAU”項目參與者會絕對服從統治。但很少人會意識到，今天的社會也有很多控制我們生活的東西，譬如資本，譬如技術。像iPhone手機，我們會說太棒了，我買了臺新iPhone之類的。你只是買了臺更輕易就能控制你的東西。這東西瞭解我們自身嗎？可能比我們自己更瞭解自己。
Q：你下一步有什麼計劃嗎？
A：實際上還真有一個計劃，我想要建一座來自世界各地有5000人口的實驗城市，記錄那裡發生的一切，公開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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