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法國哲學家，其思想深受德里達的影響，通過一系列作品，南希對“共同體”“浪漫主義”“政治神學”等主題的深入探討備受矚目。本文由詩婷譯自antinomie.it，標題為 《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是讓-呂克·南希對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報》上登載的社論的回應。
吉奧喬·阿甘本，一個老朋友，他表示說，冠狀病毒與常規的流感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他忘記了對於“常規的”流感，我們具備一種被證明有效的疫苗。且每年都仍有必要對其進行調整以適應病毒的變異。“常規的”流感仍會殺死不少人，而沒有疫苗與之對抗的冠狀病毒顯然具有更高的致死率。差別（根據一些與阿甘本所依據的相同類型的消息來源）大約是1到30：這不是無關緊要的，這是事實。
吉奧喬相信政府是在利用各種藉口以建立所有可能的例外狀態。他沒有注意到，這種例外實際上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成了一種規則。在這個世界裡，各種技術相互連接（各種置換、遷移、種種實體的浸透或擴散等），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並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人口的這種倍增還包括富裕國家壽命的延長和老年人數量的增長，以及一般來說處於風險中的人的增長。
不應該搞錯目標：毫無疑問，現在涉及的是一整個的文明。有一種病毒性的——生物的、信息學的、文化的——例外，是它在我們中爆發開來。政府只是可悲的執行者，指責它們更像是一種分散注意力的把戲，而不是一種政治反思。
我上面已經提醒過，吉奧喬是一個老朋友。我很遺憾地喚起個人記憶，但我在根本上沒有離開那種一般性反思的筆調。大約30年前，醫生判斷說我必須移植一個心臟。吉奧喬是少數建議我不要聽他們的話的人之一。如果我聽從了他的建議，我可能很快就會死掉。我們可能搞錯了。儘管如此，吉奧喬仍是一種敏銳和親切的精神，以至於我們可以說——沒有絲毫諷刺地——如此地例外。
（為便於理解讓-呂克·南希究竟何所指，以下引用喬吉奧·阿甘本在《宣言報》上登載的社論譯文。）
【延伸閱讀】阿甘本：無端的緊急情況讓意大利陷入例外狀態
喬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1942-），意大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以其對例外狀態與牲人（Homo sacer）等概念的討論而出名，對本雅明、海德格爾、施密特與瓦爾堡思想亦有深入研究。方法論上偏重概念史，尤其是對法律與神學概念的譜系學考察。本文譯自其於2020年2月25日意大利SARS-CoV-2疫情期間在《宣言報》（Il Manifesto）上刊登的社論《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
https://ilmanifesto.it/lo-stato-deccezione-provocato-da-unemergenza-immotivata/）。譯者筆名“雞”，譯文首發於務虛（WUXU）-四十日談（4xDecameron），同時發表於雞番。針對冠狀病毒可能帶來的疫情，意大利政府採取了瘋狂、不合理、毫無依據的緊急措施。討論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CNR）發佈的聲明。CNR於本月22日表示：“意大利尚未爆發SARS-CoV-2大流行。”（譯者注：CNR發文的2月22日當日，意大利確診79例新冠病毒感染；次日確診案例數上升到157例；2月25日本文原文發佈時，共有323名患者確診。）
不僅如此，他們還稱：“不論如何，根據現有上萬個病例提供的流行病學數據，80%-90%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只表現出輕微和普通症狀（即一種流感）。10%-15%的患者會發展出肺炎，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治癒。據估測，只有約4%的患者需要進入重症監護室治療。”
如果CNR所述是真實情況，為什麼媒體和政府官方紛紛渲染恐慌氣氛？這已經給相應的大區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例外狀態（stato d’eccezione），嚴重限制了人身移動，阻礙了基本生活與工作的正常運轉。
有兩個因素可以解釋政府的失當行為。
首先，使用例外狀態作為常規政治範式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衛生與公共安全”為名的法令（decreto-legge）於CNR發佈聲明的次日（23日）迅速通過，實現對某些市鎮和地區真正的軍事化管理，只要這些市鎮或地區“至少有一名傳染源未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在感染者中至少有一例無法追溯到任何來自已知疫區的人員。”
如此模糊、不確定的條款讓例外狀態得以合理地擴散到所有大區，因為在其他區域幾乎不可能不出現新的確診案例。
考慮該法令對人身自由的嚴重限制：
1.禁止因為任何原因身處有關市鎮或地區內的所有人員離開該市鎮或地區；
2.禁止進入有關市鎮或地區；
3.取消任何內容的遊行或項目、活動；禁止在公共或私人場所舉行一切形式的集會。禁令涉及到的活動性質包括文化、娛樂、體育和宗教，場所包含包括向公眾開放的封閉場所；
4.取消所有系統下、任何階段的幼兒與小學教學活動；取消學術以及高等教育活動；遠程教學除外；
5.由2004年1月22日第42號法令“文化與自然遺產條例”第101條規定的博物館與其他文化機構、場所，禁止向公共開放；有關定期免費、不受限制地進入這些場所和機構的規定暫停生效；
6.取消所有遊學活動，不論目的地是國內還是國外；
7.除基礎公共服務外，取消其他公共議程和公共部門的活動；
8.對任何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採取隔離觀察。
顯然，面對在CNR看來與每年爆發的流感並無太大差異的疫情，這些措施是過度的。
可以說，如果恐怖主義已經不再能成為宣佈例外狀態的理由，那麼現在，“發明”一場流行病就可以為無限拓寬例外狀態提供理想的藉口。
另外一個因素也同樣令人不安。近年來，恐懼狀態（stato di paura）在個體意識中的擴散愈發明顯，並轉變為對集體恐慌狀態（stato di panico collettivo）的真正需求。同樣，流行病再次成為了理想借口。
如此一來便形成了惡性循環：人們渴望安全，於是接受了政府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讓人們產生這種渴望、並採取措施加以滿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