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明律如是說 ，作者陳明東耳西來
明律如是說
明律，上海律師，向光而生的蘑菇，想往前走的螃蟹。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2月28日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上訴國際泳聯反興奮劑小組和孫楊一案做出的裁決，中國游泳選手孫楊未能遵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決定對孫楊禁賽8年。
筆者現就這一事件，略微評析一下，捎帶著科普一些法律知識。
知識點一：解決糾紛仲裁機構與法院只能二選一。
這個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即CAS，雖然名字中有“法庭”二字，但它其實不是“法院”，而是一家“仲裁機構”，一家1984年成立的專門為解決體育糾紛而設立的國際性仲裁機構。
一件糾紛發生後，要麼去法院，要麼去仲裁機構，選定仲裁機構的話，就不能去法院訴訟解決爭議了。只有雙方簽訂有明確的仲裁協議（條款），並選定仲裁機構，才能去仲裁機構仲裁，仲裁是“一局終局”的，即只處理一次，而訴訟有二審或者多審，我國目前是兩審終審制。
同理，選定法院為爭議解決機構（即“約定管轄”），就不能去仲裁機構仲裁。
那麼，如果不選呢？不選的話，就默認為去法院訴訟解決。
所以，如果以後籤合同時，你想選定或排除仲裁機構的話，最好看一下合同中“爭議解決條款”的相關內容。
裁決的原因是：孫楊未完整配合反興奮劑檢查，且沒有足夠證明為何破壞檢測樣本。但這份裁決書裡稱，孫楊之前的所有成績都有效。
之前雙方的觀點可各歸納為一句話。
WADA：孫楊有前科，這次還“暴力抗檢”，阻止檢測人員帶走已抽取的血樣。
孫楊：我們無法確定檢測人員的授權和身份，當時檢測人員“同意”不帶走已抽取的血樣。
這次仲裁各方爭議的焦點是孫楊抗檢是否成立？如何處罰？根本沒有涉及孫楊是否“嗑藥”的事宜。所以，說孫楊“嗑藥”被坐實了，被處罰了的言論是沒有依據的。
知識點二：什麼叫爭議焦點？
仲裁機構出的法律文書叫“裁決書”，法院也有一種法律文書叫“裁定書”。但這兩者雖然名稱相近，但兩者還是有較大的區別的，除了出具機構、依據的法律來源不同，最大的區別在於“裁決書”是處理實體問題的；而“裁定書”不處理實體問題，是處理程序問題的，所謂程序問題，通俗地說就是“遊戲規則”吧。
不管是訴訟還是仲裁，都存在所謂爭議焦點，簡單地說就是糾紛的核心，矛盾的交鋒點，就是案件的勝負手，是案件雙方當事人爭執的問題所在。
爭議焦點一般由裁判者在形式上予以歸納、並經當事人確認，它是引領案件審理、糾紛解決的主線和樞紐，而當事人各方的訴辯表現、各自對爭議焦點的理解及由此選擇的攻防基礎、採取的應變策略，均有可能影響裁判結果
孫楊案件的爭議焦點就是，孫楊有無抗檢？孫楊有無理由抗檢？若孫楊抗檢，應否處罰？
對CAS的裁決不服的話，孫楊可在30天內就仲裁結果上訴至瑞士聯邦最高法院。
孫楊在知道裁決結果的第一時間就發微博回應“我一直堅信自己的清白。”表示“我已經委託律師向瑞士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那麼就仲裁結果不服，上訴到法院要求撤銷仲裁裁決的，法院是怎樣處理的呢？
知識點三：要求撤銷仲裁裁決的，法院一般只看仲裁有無程序錯誤。
仲裁機構是獨立於司法體系之外的裁決機構，基於慣例，各國法院都充分尊重仲裁的裁決結果，對仲裁裁決涉及的實體問題一般不做處理，只看裁決過程中有無程序錯誤。
通俗地說，不看裁決結果有無錯誤或不足，只看仲裁的過程中有無“違反遊戲規則”的作弊行為。
具體到孫楊案件，孫楊有權在特定情形下（具體為PILA第190條第（2）款所列情形）向瑞士聯邦法院申請撤銷CAS裁決。
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有權撤銷CAS裁決的情形相當有限，因為瑞士最高司法機構不會對仲裁庭就事實的認定、規則的解釋、適用及推理作實質審查，而僅審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即只有在仲裁庭的組成、獨立中立、管轄權有嚴重瑕疵，或是違反仲裁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情形下，CAS仲裁裁決才可能被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撤銷。
自CAS成立以來，這一翻案比率極低，約為7%。
在孫楊案公開聽證結束時，仲裁庭已向孫楊和FINA，以及WADA確認，所有當事人對仲裁程序的正當性表示滿意。因此，孫楊案在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翻案的可能性僅在理論層面存在。
在我國，當事人不服仲裁裁決的，可以向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裁決。人民法院經組成合議庭審查核實裁決有下列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
(一)沒有仲裁協議的;
(二)裁決的事項不屬於仲裁協議的範圍或者仲裁委員會無權仲裁的;
(三)仲裁庭的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違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
(五)對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
(六)仲裁員在仲裁該案時有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決行為的。
這些情形基本也是程序方面的，但第（四）、第（五）款和實體問題有交叉，而且，人民法院認定該裁決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裁定撤銷。
可見我國法院對仲裁裁決撤銷的情形比瑞士聯邦法院要多一些。
但即便如此，在司法實踐中，撤銷仲裁裁決的判例也很少。
換而言之，也就是說仲裁裁決作出後，基本是很難推翻的。因此，孫楊翻案的幾率很低，只有理論上的可能性。
孫楊今年29歲，禁賽8年，基本上吹響了宣告孫楊運動生涯結束的哨音。
那麼，CAS孫楊案的裁決結果是正常結果，還是受到了一些“境外勢力”的影響呢？
筆者檢索了一些類似案例，很遺憾，我認為CAS一直都是這樣處理的，不是針對孫楊。
2003年巴西遊泳運動員阿澤維多懷疑檢測人員的的專業性和公正性，因此拒絕接受藥檢。
CAS發聲，“毫無疑問，我們認為，反興奮劑檢測和DC規則的內在邏輯要求並期望，無論何時，不管運動員是否反對，只要身體、衛生和道德條件允許，均應提供樣本。否則，運動員們將會系統性地以各種理由拒絕提供樣品，使得檢測無法進行。”
於是阿澤維多最終敗訴。
此後，CAS一直秉承這樣的原則與處理尺度。
運動員拒絕藥檢的幾個常用理由有：1.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藥檢受到干擾（CAS 2008/A/1564）；2.無法確定檢測人員的授權和身份（CAS 2008/A/1470）；3. 檢測人員在藥檢過程中存在過激行為（CAS 2004/A/714）。
但在由此引發的相關案例中，CAS無一例外地判運動員敗訴，認為這些幾乎都無法認定為躲避藥檢的正當理由。
孫楊案件中，仲裁員認為，孫楊可在配合取樣的同時發表異議，即“有異議地接受檢測”。
孫楊的“前科”是什麼呢？
孫楊曾在2014年因尿樣被檢測出違禁成分遭到處罰，起因是其治療心臟病的處方藥物含有曲美他嗪，2014年1月1日開始這種物質被WADA納入禁用藥物清單。然而孫楊及其團隊對此變化一無所知，導致出現興奮劑陽性結果。
必須指出的是幾個月後，「曲美他嗪」被證實不含有「興奮成分」，踢出了興奮劑名單，但仍屬於禁藥，可以作為心臟代謝藥物。
而孫楊也成為唯一一個因為「曲美他嗪」而被禁賽處罰的運動員。
這個前科，其實孫楊有一點點“冤”的，但是在規則內，不算冤。
這就如同足球比賽裁判的錯判一樣，不管事後如何如何，裁判當時在場上的判罰都是不會更改的。
所謂“前科”，再加上沒有“有異議地接受檢測”，而是“抗拒檢測”，所以孫楊被禁賽8年。
考慮到該運動員於2014年6月，被裁定犯有違反反興奮劑規則的罪行，小組得出結論認為，根據第10.7.1條FINA DC，從裁決之日起，必須對該運動員實施為期八年的不合格期。
由上可見，孫楊當時可以有更明智、更穩妥的選擇，然而在那個可能決定他運動生涯命運的晚上，他選擇了一條更冒險、風險更大的路。
我個人認為，孫楊沒有服用禁藥，他的成績是真刀實槍幹出來的。
從2008年至2018年11月，孫楊接受國際泳聯的「飛行藥檢」次數就有46次，這裡還不包括WADA、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和國際奧委會的檢測次數。
除了2014年因不熟悉規則導致的「曲美他嗪」事件，孫楊通過了每一次的興奮劑檢測。所以他的成績是靠自身努力得來的，沒有“嗑藥”。
身正不怕影子斜。
既然孫楊是清白的、強大的，那麼當晚他確實可以“有異議地接受檢測”，而不是用“撕卷子”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沒有作弊。
孫楊辯稱的，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害怕不公正的檢測結果，其實都是他的一種推論和臆測。
假使孫楊“有異議地接受檢測”，表明了自己的“異議”，我想WADA應該不會蠢到在運動員表示異議的樣本上動手腳，去構陷孫楊的。
說到底，陰謀論害死人啊。
就算孫楊不是陰謀論者，估計他的身邊也不乏這種人。
WADA既是本案當事人，也是有關規則的制定者，還擁有規則的解釋權，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孫楊也許是不公平，這也引發了許多此事本身就是“陰謀”的聲音。
但是，僅從法律規則的層面上而言，這個結果是站得住腳的。如果你沒強大到能制定或改變規則，那麼最好的選擇是：先遵守規則，先活下來，然後設法變得強大或有影響力，然後改變或制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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