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秀环，这土气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不过，爱我的祖父给我改了个名字，叫张廼莹。我很喜欢，我是祖父心头的宝贝。
不过，我用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的笔名发表过很多文章，世人所熟知的名字更多的是萧红。
我今年已经30岁了，古语说男人三十而立，我知道，我这病躯却让我无法再过另一个三十年了。
我离开家已经十个年头了，故乡的点点滴滴却还在心头萦绕，让我难以忘却，每每半夜梦醒，总会想起。
所以我开始动笔，写一写我的故乡，写一写童年的呼兰河。
呼兰河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有中国最冷的冬天，那里有我的亲人，那里有我童年的乐园。
那里是我回不去的故乡，那里埋葬了我到不了的远方。
祖父教我识字，祖父教我背诗，祖父带我在后园玩耍，祖父给我做黄泥烤乳猪、烤鸭子。祖父从来没有跟我发过火，祖父总是由着我折腾。
祖父给予了我充足的爱，想起祖父，心里总是暖暖的。但是祖父也去了。
19岁的时候，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就独自偷偷离开家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可惜父亲因为我逃婚，断了我的钱粮，无奈，只好回到家中。可是等待我的，竟然是将我关了起来，每天只给我送饭，门都不让我出。
幸亏姑姑和七婶，她们还是同情我的，在秋天的某一夜，趁父亲酒醉睡熟，帮我打开门，给我带了她们平时积攒下的一点钱，让我离开。
我独自在哈尔滨流浪，但是秋天马上过去了，冬天要来临，我所带的钱不多了，我还是不能再回家了，回去后，父亲可能会活活打死我的。
思来想去，我去找我的未婚夫汪恩甲吧，听说他在这里上大学。
见到了汪恩甲，我低头怯怯的说着话，他却使劲端详着我，等我说完，他就拉着我的胳膊，请我下馆子。
我没有住处，只好跟着他去他租住的旅馆，孤男寡女，我跟了他。
要过春节了，他要回家，我只能独自留在哈尔滨。但是我的月事没来，我跟他说我可能怀孕了，他很高兴，笑着说他有孩子了。
他跟我约定，春节回家就跟家里人说，一过完春节就娶我回家。
可是他回去再也没有回来。我的肚子开始大了起来，他还没有回来，房租却该交了。房东整天看着我，怕我跑掉。
我无奈，想起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写信，求他帮帮我。
很多人来旅馆看望我，其中有我后来爱过的人，萧军。他们给我送来不少吃的和旅馆的房租，我得以在旅馆继续住着。
萧军他们再次来和我讨论文学，我送他们走的时候，偷偷塞给萧军一张纸，上面写了一首诗：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呵，春天来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或许是我的诗让他心生怜爱，他开始独自一人来看我。他带着怀孕的我去公园散步，探讨人生、探讨自由诗。
8月，松花江决堤。我欠钱太多，旅馆不让离开。
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我救出来。
孩子终于要出生了，我在医院待产，可惜没有钱交住院费。
萧军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把刀，他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
孩子出生了，可惜我无法抚养他，只能让萧军帮忙找一家好人家，送给了别人。
出院后，我与萧军生活在了一起。这是我的一段新的生活。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很艰难，在交了房租后，再没有多余的钱租被褥，晚上睡觉瑟瑟发抖，只好两人相拥而眠。
冬天，我们没办法，用脸盆向旅馆讨过热水，回来一起端着脸盆喝。没有钱，两人一整天只啃一块干粮。
但是那个时候我内心是幸福的，因为有萧军在，我在他身上，找到小时候依靠着祖父的感觉。
在萧军的鼓励下，我开始向《国际协报》副刊投稿，幸运的是第一篇文章就被发表。
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萧军鼓励我可以试着写小说。1933年，我以“悄吟”为笔名，写出第一篇小说《弃儿》。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我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文学女青年。
后来萧军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我们的手头宽裕了一些，他带我去下馆子喝羊汤吃猪头肉，三月不知肉味，至今想起那个味道真是美啊。
1934年11月，我们决定前往上海，在上海，结识了我的恩师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我的文章赞不绝口。
不久，我以“萧红”为笔名，鲁迅先生作序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出版。
可这之后，我与萧军之间却不再如从前。
我把炽热的身体与灵魂，全部给予了他。可他对我，却拳脚相加，甚至不再相见。
我多次与恩师鲁迅先生谈话，想让他出面为我和萧军调和下。先生也多次托人给萧军捎话，可惜还是没有了回转的余地。
先生劝我去日本留学，他帮我联系好了学校和住宿的地方。1936年7月，我带着痛苦与无奈离开了伤心地。
可惜先生在我走后的三个月就与世长辞了，等我再回来，只能去先生墓前与萧军再见。
在日本后，我开始潜心于学习与创作，写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
回国后，我与萧军再见面，关系虽不能恢复如初，但他还是肯见我。
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我们俩于1938年4月初在报纸上登文公开分手，但在分手时已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我觉得自己太害怕孤独的滋味了，没有人照顾，每天夜里都做噩梦。
我不能一个人过，因为第一次怀孕的时候，那些噩梦总是萦绕心头，我去找端木蕻良跟他谈。
端木身材瘦高，说话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他的身上，有祖父的影子，他虽然不能与萧军的粗犷、豪放、野气相比。
但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因了祖父的影子，我也能接受他。
虽不能比翼齐飞，哪怕过上踏实温暖，有人知疼知热的小日子也是好的，和他在烟火气十足的生活中，白头到老也是好的。我向现实屈服了。
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为当战地记者，留下怀孕的我，一人前往重庆。
或许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1938年，我一个孕妇走了好久，终于来到了重庆。
可惜好不容易来来到重庆，生下的孩子却夭折了。
端木劝我，你还年轻，我们今后还有的是机会要孩子。
1940年，我随端木离开重庆。
我们要去香港，去香港寻找我们的新世界。
可惜香港沦陷，他要先撤离，我便同意了。
我发现自己的路，终究只能剩自己一人走下去。
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写下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但我不惧，我有我的自由和向往。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我知道童年的爱与温暖，是我得以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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