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Collapse:HowSocietise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這本書是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賈德·戴蒙於1997年所著。作者以對失敗的比較案例研究，試圖為當今的人類社會提供一條生存與發展之道。結合我們如今所遇到的環境危機和公共衛生事件，或許我們會有新的啟發。
開門見山地說，我將從“這本書究竟是在談環境還是在談政治？”、“作者的五點因素成立嗎？”、“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關於環境問題作者有解決方案嗎？”與“我對於整本書的看法”這五個部分來闡述我對於這本書的感受與理解。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
一、這本書究竟是在談環境還是在談政治？
戴蒙德的這本《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衰》（以下簡稱《崩潰》）究竟是在談環境還是在談政治？這是我看到“復活節島”那一章開始所萌發出的疑問，這個疑問伴隨我看完了這本書，所以我想先從這個問題開始談起。
說到“自然環境”，我們會想些什麼？從我個人的主觀印象來看，談到環境，我所思所想的無非是土地、山水以及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我並不否認我對“自然環境”這一概念的思考過於狹隘，所以我再換一種問法以更好的闡述這個問題——說到保護“自然環境”，我們會想些什麼？排除高中地理所固知的那些如“反對大水漫灌”、“退耕還林”等程式化方案，我還可以回想起一些高大上的東西——《京都議定書》與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說到這裡，我已經將自然環境與人類的活動聯繫了起來。
即使不談保護環境，人與環境的關係也絕難分割。作為人類活動的物質載體，環境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活動的空間，也為人類提供了活動的必需品。下面，我將闡述政治與環境的關係。雖然去年學了諸多關於“政治”的定義，但是我卻更想通過馬克思關於政治的定義對這個問題進行切入。馬克思認為政治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上層建築，是以政治權力為核心展開的各種社會活動和社會關係的總和。因為人類的經濟活動離不開自然環境所提供的資源，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為政治與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繫。
所以回到開始的那個問題，雖然這是一本談環境的書，並藉此警醒人類保護環境的必要性，但是就保護環境的解決方案上，戴蒙德的趨向卻是政治的。正如蒙大拿的當地居民如果能夠清楚有效開發土地與維繫傳統生活方式的關係的話，那麼，便不會出現田野中的電影院與每年夏天無休止的森林大火；如果聯邦政府與蒙大拿州政府能夠制定並嚴格執行礦產業的環境保護法律的話，那麼蒙大拿的諸多廢棄礦地及因此造成的環境損失便不需要由當地居民買單。而復活節島上的酋長們如果不是為了互相攀比，製造石像，那麼復活節島亦不會成為荒野。
之所以在我看來，作者不是一個單談環境的環保主義者，便在於作者很清楚的知道保護環境不在於叫囂環境決定論的正確，而是要告訴人們人類的行為是如何影響環境的。正如這本書的名字《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衰》中的“選擇”一詞已經表露了作者的一些觀點，即雖然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的滅亡，但是，人類也可以選擇他們的命運，而選擇的方式便是政治變革與環境政策。作者同舉了兩個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島嶼——復活節島與蒂科皮亞島，藉以說明不同的政治策略導致不同人類社會的成敗興衰，由於復活節島的酋長和祭司們依靠石像和無休止的濫砍濫伐來統治人民，最後得以享受最後的特權——“成為這座島上最後一個被餓死的人”；而蒂科皮亞島的人們通過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酋長們嚴禁人們竭澤而漁或破壞生態，甚至為了保護島上的植被而將他們所認為的象徵地位與珍饈美味的豬斬盡殺絕，島上居民亦為了讓島上的人口維持常態而主動地葬身大海。如上所述，不同的環境政策和政治制度導致了不同的結果，由此可以得出環境狀態決定政治制度與環境政策，而政治本身又決定了環境的發展過程。
復活節島
二、作者的五點因素成立嗎？
戴蒙德認為有五點因素可以用來解釋任何類型的環境崩潰。其中四點：生態破壞、氣候變更、強鄰在側、友好的貿易伙伴（這一點在某些社會並不重要），以及第五點因素——社會如何回應生態環境問題最為關鍵。下面我將從我的角度來闡述我對這五點的看法。
雖然我能夠舉例一些社會或環境的崩潰與上述五點無關，然而作者亦有說明他的這個說法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在我看來，前四點並不重要，因為如果客觀環境足以供養人口的話，那麼，第五點就變得至關重要；如果一個客觀環境惡劣到一個社會必須崩潰的話，那麼第五點的存在便值得懷疑。然而作者在考量這一問題時，忽視了兩個重要的因素，那便是人口的流動性與環境承載力。至少對於古代中國而言，由於北方戰亂與歷代消耗，當黃土高原的森林被砍伐殆盡，氣候變冷，少數民族崛起，北方生存環境變得惡劣的時候，中原人選擇了南遷。即便是沒有選擇南遷的北方漢人，也在少數民族的統治下繁衍生息。至少從這個例子來看，以中國的土地之大，資源之豐富，即便某一地區的生態環境已經崩潰，人們還是可以選擇遷徙以繼續繁衍，而中國的環境承載力也足以在屢遭破壞的情況下負擔一定限度的人口。因此，我們可以說作者的上述論點是站不住的，因為人類可以選擇一個並不關鍵的回應生態環境問題的措施——那便是一走了之，然而我們要問，今天的人類還可以一走了之嗎？
至少這個問題對不同國家的人而言並不公平。幅員遼闊，人多地少的國家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某一地區的環境崩潰而社會不為所動。即便美國有如此之多的鹽鹼地與因工業而導致的環境破壞，可當我們想到一個生態環境較好的國家時，並不會忽略美國。我們會認為內華達州的死亡谷是一個旅遊勝地而不會想到它同時也是一個於人類生存而言的絕地；但就我們的主觀印象來看，我們絕不會對撒哈拉沙漠報以此等好感，正如死亡谷代表著富足而撒哈拉代表著貧窮。在環境問題上，於某些國家而言是有後悔藥可吃的，即便是一走了之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亦不會導致社會的崩潰。因此，作者在舉例論證方面未免偏頗，就那些消亡的社會來看——復活節島、皮特凱恩島、漢德森島、格陵蘭島等無一不是環境本身便已脆弱，生存環境已然狹小，對於島上的人而言，環境破壞與遷徙等同於滅亡。就環境破壞而言，無論是程度還是廣度，中國與澳大利亞遠勝於上述的幾個小島，然而這兩個社會依舊欣欣向榮的原因除卻部分正確的環境政策外，不得不承認幅員遼闊與較高的環境承載力也是防止社會走向崩潰的一大重要因素。
皮特凱恩島
三、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
關於上述因素的第五點，是我所疑惑的。為什麼蒂科皮亞島的島民為了族群的可持續發展而放棄美味，而格陵蘭島的維京人寧願被餓死也不願意學習因紐特人的狩獵技術？這些東西在我看來是極其匪夷所思的。因為趨利作為人的本性而言，一個社會群體不可能坐以待斃。所以，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談一些形而上的東西。首先，我不得不提出一點，那便是人為什麼要活著？根據我的看法，既然目前是活著的，那就接著活唄！或許這話說的有點黑色幽默，但是，就我目前的思維來看，我想不明白這個問題。於是，我只能說，每個人活著的目的和意義各不相同。格陵蘭島上的維京人出於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不願意學習因紐特人的狩獵技術，並視其為異教徒，這總讓我想到“至死不悟”這個成語中的那隻鹿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被老虎吃掉。或許，於維京人而言，他們也不明白作為上帝子民的自己為什麼會被餓死。因此，出於工具理性的因素，我們自然可以認為“活的更好”是我們的目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並不能明白我們為什麼要活的更好，正如同我不能明白我們為什麼要發展一樣。當然，人們大可以舉出發展所帶來的好處，選擇改變所帶來的生命的綿長。但是，這無非是把事情的結果說成是這樣做的原因。所以，拋開價值觀念的不同來說，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差異如此之大的抉擇，根本原因便在於“無知”。維京人並不知道環境會如何變化，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會被逼到如此境地；澳大利亞人也不知道引進狐狸和兔子會給整個澳洲帶來如此之多的麻煩，而瑪雅人也不知道農田會被雨水沖走。我們依靠現在的技術，可以知道每年土地的養分是在增加還是在流失，可古人並不知道，當他們對土地不斷的施加壓力時，我們無可苛責，只有當土地長不出糧食，一切困難突如其來時，他們才知道他們當時做了一個什麼樣的決定。甚至是現代人，難道可以保證自己所做的抉擇是正確的嗎？或者說是符合自己願望的嗎？我認為並不可能，因此，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從微觀上看，有價值觀念、文化、利己主義、現實情況等等，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我並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或許，我們的選擇根本上出於盲目和無知。
維京人
四、關於環境問題作者有解決方案嗎？
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直接回答，作者沒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當看到《中國的重要性》這一篇時，我很激動。羅素說：“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而我也曾說過，亦因如此，西方的頗多宏大理論將中國視作例外，在諸多問題上對中國閉口不談。所以，當看到這一篇時，我認為作者的理論至少是站得住腳的，因為他包括了中國。但是，理論成立並不代表就有相應的方法，在中國這個問題上，戴蒙德至少是說不清楚的。
試想，如果中國繼續發展，達到美國人的消費水平，那麼，這個地球將負擔不起，但是我們又不能借此說中國就不要發展了，這是中國人所絕難接受的。上述這句話是作者的看法，可是，這也是一句廢話，什麼也沒有說。我們現在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那便是，西方已經告訴了我們一種發展的途徑及發展的結果，即便發展的途徑非先定且各國不同，但是，發展的結果確是相同的。所謂同歸殊途，如果說美國通過兩百多年時間方有此等生活水平，即使中國需要八百年（這固然是笑話），也是要達到的。我們很容易發出這樣的憤怒，“憑什麼別人能這樣，而我不能？”——我們自然也可以說：“憑什麼美國人能那麼浪費，而中國人卻不能？”如果中國變成了美國，那麼地球就變成了煉獄，但是我想，沒有人會拒絕走向這個“地獄”，並且沒有人能拒絕走向“地獄“。由於人類慾望的無限性和環境的不可修復性這一矛盾的存在，那麼人類的發展便必然以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如果無法解決這一矛盾，一切的建議都是空談。
五、我對於整本書的看法
我很佩服戴蒙德對環境的認識如此深刻，至少，他不是一個單談保護環境的環保主義者。他的五大主題中的前四點雖然提出的毫無邏輯，但是無論如何也很難反駁。作者借用書中所提舉的諸多實例在於警醒現世人們的環境抉擇將關係到一個社會的成敗興衰。然而我還是覺得“崩潰”一詞用的未免誇張。我們可以說復活節島與格陵蘭島的維京人是崩潰，但是我們卻很難說今天的社會整體上也會面臨上述的狀況，哪怕歷史總會不經意的重現以及作者所提出的集體決策失誤或集體無意識也會在今天的世界中反覆出現。
在這裡，我先借用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闡述我的上述觀點。雖然我對斯賓塞的這一理論反感頗多，但這一理論卻足以用來說明我的看法。首先，我們不能否認人類的相關活動導致了環境破壞並最後危及自身；也早已見到諸多社會消亡的案例。但是，我們卻不能據此得出整個人類社會都會面臨崩潰的結論。雖然世界是聯繫的，因而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式即便是在不同國家也是大同小異的，但是，正如各國工業化及經濟水平各有差異，因此各國對於環境問題的應對能力也大為不同。普遍來說，發達國家的環境狀況要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這當然不是說發展的最終途徑是發展與環境的協調共處，而是說，發達國家的“較好”環境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環境破壞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絕不能否認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富國越富，窮國越窮”的狀況，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正是因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等的舊秩序導致了世界環境水平上的不平等。正如作者所渲染的那樣，自然環境的改變對一個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所以，在這個“適者生存”的全球秩序下，世界體系邊緣或外圍的國家和地區面臨著環境破壞的壓力與無力解決的現實情況，在我看來，環境問題是其處於現存體系中所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同時也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
達爾文
當然我們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世界是聯繫的，當這些外圍國家的環境及社會崩潰之後，資本主義核心的國家們難道可以全身而退嗎？這似乎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至少目前由中東及北非所走出的恐怖主義便是環境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導致的社會崩潰的結果。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正因發達國家的成就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環境破壞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發達國家並不會蠢到殺雞取卵而是養雞下蛋。可問題是，發展中國家不會坐以待斃，至少不會甘於處於一個邊緣化的位置，當他們奮起直追，不斷髮展的時候，環境問題又將像幽靈一樣飄蕩在亞非拉世界。在我看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擁有著超出環境承載力所能承載的人口，其邁向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無異於是自取滅亡。因而，我認為在環境問題上存在著廣泛的不平等，既是現實環境狀況的各有不同，也有著應對環境能力的高低之分，“崩潰”不會是某些國家所要考慮的問題，而對於諸多國家而言，這是他們現在所面對的苦難。
我對於這個世界的總的看法是悲觀的。這並非是情感上的悲觀，而是根據我的邏輯和所學歷史推斷出的悲觀（或許出於自身無知而有此論）。因為環境問題與發展問題絕難分割，而我所認為的發展的結果最終還是需要訴諸暴力。由於現存的政治經濟舊秩序，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必將受限於已發展國家。我曾將中國與拉美國家進行比較（除卻巴西與阿根廷），中國有著共產黨統治下的穩定的政治秩序，而拉美在軍事叛變與革命中慘遭蹂躪；中國的經濟發展除了本國的市場外，對亞非拉國家進行著新的資本輸出與商品輸出，而拉美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依附體系之下，傳統工業面臨崩潰，國內貧富差距拉大，資本與商品輸出困難。如果說中國的發展已是踽踽獨行的話，那麼這些國家的發展更是遙遙無期。但有人會問，這些國家的發展與暴力有什麼關係？
吉登斯認為現代化需要對暴力有集中的控制。我很贊成這句話，但是也反感這句話。贊成出於良知，而反感出於理智。正是由於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對地區暴力的控制，導致諸多矛盾被按下不表，控制不代表解決，當某一控制閥門崩潰的時候，這些衝突將會爆炸式增長，蘇聯解體後所導致的民族爭端與地區衝突便是一個顯例。對暴力的控制固然會在表面上化干戈為玉帛，但是，正是由於各種可能導致秩序變化的暴力被控制，整個世界的體系趨向於固化，而這個體系對於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是極為不利的。因此，除了暴力衝突，我想不出任何可以解決或改變現存狀況的方法（當然，開玩笑地說，美國主動解體也可以起到類似的作用）。
吉登斯
如上所述，我談政治要多於談環境問題，從某種角度來說，我的上述看法是幼稚的，也是無知的。因為它是根據我的想象與推論，而世界潮流未必如我所見所想的那樣。我曾說過：“議論政治是愚蠢的表現。”但是我無妨在這裡再一次大談政治，做一個愚蠢的人，當今後回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希望我是帶著嘲笑“過去”的眼光來閱讀的。
言歸正傳，還是得回到對這本書的看法。作者按照五大因素的邏輯來舉出一個又一個例子來說明人類的環境政策的選擇如何最終影響到人類自身的命運，以至於看到後面只能機械地瀏覽而很難有新的興趣。作者將最後的解決方法訴諸大眾對企業的監督，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很難理解的，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一個有趣的現象。現如今的中國人，每個人都知道霧霾的害處，可是每個人又都習慣了霧霾的出現；當霧霾出現時，人們會調侃、抱怨、甚而憂心忡忡，但當天氣復晴，雲開霧散時，人們對於霧霾的恐懼又將拋諸腦後。這個現象大抵可以反應出人們對於環境問題的態度，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除了高談闊論可以略顯每個憂心環境者的遠見外，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又都是短視的。似乎人們已經對慢性疾病式的環境問題習以為常，只要它還不至於將其危害立刻表現出來便可。
至於說大眾對企業的監督，還是以霧霾為例子，我來說一件我不能理解的事情。當北京霧霾遮天蔽月的那段時間，北京衛視做了一個霧霾治理的專題報道，有趣的是，我們看見的不是某某重度汙染的企業或工廠被關閉，而是一個又一個燒烤攤位被叫停。執法城管對著鏡頭大談特談燒烤對霧霾產生的“貢獻”，以至於給公眾一種印象，一些可見的小的汙染是決不能容忍的，而那些巨頭卻在這一整治浪潮中被廣泛忽視。從這一事件，固然可以反應我前面所說的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等所導致的環境治理方面的不平等，但我在這裡則想談談人們在環境治理上的“糾結”。
將生死選擇的希望寄託於公眾對企業的監督，在我看來，既可笑又悲哀；可笑的是，這句話如同中國有關部門所信誓旦旦的“接受公眾監督”一樣無用。試想，員工監督老闆是多麼的匪夷所思，而企業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我不禁回想起前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威爾森說的那句話：“對通用公司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反之也一樣。”同樣的我們可以說，凡是對企業有利的，就是對民眾有利的。但是，反之，卻不一樣。由於所掌握的話語權的不同與內部利益的固有矛盾，企業對於普通大眾而言始終是具有優勢地位的，試想，在這一體系之下，我們如何監督企業？
於我而言，我可以找出諸多作者的漏洞，以說明作者的結論是多麼理想化。但是，對於環境問題，我卻束手無策。我總認為人類不至於自取滅亡，可這只是樂觀者的希望，卻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至少，在我看來，只要目前的世界體系沒有變化，環境問題始終是政治問題上的一個疥癬，它是依附於政治環境並且服務於政治利益的。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環境影響著局部的政治決策而人類的普遍選擇則決定了全球的生態環境，在這一互相影響的體系之中，自然環境本身並不能在根本上決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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