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殷商文化
“殷”、“商”是遠古時期同一氏族名。《廣雅·釋詁》解釋：“殷，大也。”“殷商”的原意是“盛大的商”。
“商”原是地名。關於它的歷史，我們可以通過古籍來辨正。“商丘”一名，《莊子》解釋為“商之丘”，即商地之丘。《莊子·人間世》載，“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註釋】曰：“商之丘：即商丘，在今河南省，地名。”天一閣藏《嘉靖歸德志》雲：“商丘古有是地，閼伯特遷之於此”。由此可見，“商”之地名在閼伯之前就有了。《史記》記載帝嚳的兒子契在舜帝時被“封於商，賜姓子氏”。可見“商”這一地名在舜之前就有了，不然就無法“封於商”。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孟世凱先生考證說，“商族與少皞族有密切的族源關係。”玄鳥族從少皞族分離出來後由東向西遷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帶定居後，才以地名為族名，把氏族名“玄鳥”改成了“商”，於是有了商族。《史記》和《左傳》都記載少皞“黃帝之子”，說明“商”這一地名在黃帝時期就有了。當代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在商丘進行了長達8年的考古發掘，他在《發掘報告》中說：“考古學材料給了我們一條很堅強、很清楚的線索，說明先商文化自東海岸沿著現在隴海路的路線從蘇北經徐州進入豫東，征服了土著，在商丘一帶建立了他的第一個都城——商。”
“殷”這一族名和地名是什麼時候有的呢？大家知道，高辛氏之次妃簡狄生契，被認為是商的始祖，司馬遷《史記》記載商部族興起、商王朝由建立至滅亡的一章叫《殷本紀》，說明在西漢時期“商”也稱“殷”，不然司馬遷寫商的歷史不會把章名定為《殷本紀》。《宋書·符瑞上》記載，契“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湯。湯在亳，能修其德……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又因為殷朝在商地，所以後來稱商地也稱殷，“殷”又成了地名。
以前有兩種錯誤說法：一說，商人自己不稱“商”為“殷”，稱“殷”似乎是出於周人的敵愾，大約如我們在抗戰時期稱日本為“倭寇”，而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一樣。其實，商人自己稱“商”也稱“殷”。如產生於商朝的《詩經·商頌》是商人自己寫的，其第三篇《玄鳥》就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稱“商”也稱“殷”；“商之先後，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裡面“殷”“商”並用；第五篇《殷武》言“撻彼殷武”、“曰商是常”。證明商人自己稱“商”也稱“殷”，不能說是出於周人的“敵愾”。二說，商丘稱商，安陽稱殷，因此商朝在商丘時稱商，遷到安陽後稱殷。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司馬遷《史記·殷本紀》從頭到尾都是說商就是殷。解惠全、張德萍譯註《史記·殷本紀》的“說明”中說：“殷本來叫做商。……整個商朝，後來或稱商殷，或稱殷商。”《詩經·大雅·大明》中有“摯仲氏任（摯國任氏二姑娘），自彼殷商”（來自大國叫殷商），又有“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殷商糾集大部隊，士兵多如密林）。可見“殷”“商”在商周時期都是並稱的。《竹書紀年》載：“元年庚申，王（商朝第十二任君主河亶甲）即位，自囂遷於相（安陽）。”《史記·殷本紀》載：“河亶甲居相。”可見安陽在商朝時地名先為“相”，後來因殷商王朝遷都到那裡才稱殷。《宋書》明確記載商湯“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說明“商”又稱“殷”起於商湯擁有天下，商丘自商湯建立商朝後也稱殷。其它史籍中也有不少是“商”“殷”並稱的。如古本《竹書紀年》稱商王亥為“殷王子亥”。
弄清了概念，就知道“殷商文化”是起源於殷商部落的發源地──河南商丘的文化。
殷商文化包含的內容
殷商文化內涵非常豐富。它具有多個層面，除青銅器、甲骨文之外，如“玄鳥生商”的史實與神話、殷商的祭祀、馬車和牛車的發明、商業的發明、殷商的天文學、殷商的生活習俗……等等，都屬於殷商文化。
在意識形態方面，殷商文化中有哪些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內容呢？
1、重仁
“仁”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殷商的仁文化初源於商的先祖帝嚳。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說，帝嚳“撫教萬民而利誨之。仁而威。惠而信”。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嚳的兒子契繼承了帝嚳的仁德，《列女傳·契母簡狄》載：“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史記·殷本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繼承和發展了仁文化，敬敷五教“在寬”，“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契下傳十四世到商湯。商湯是一個十分仁慈的君主，《史記·殷本紀》記載，商湯網開三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管子·輕重甲》記載：“桀者冬不為槓（不許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橋），夏不束柎（夏天不準百姓在河裡渡筏），以觀凍溺（以觀賞人們受凍和受淹的情況）。弛牝虎（母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疏而積粟（收貯蔬菜和糧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對貧困的人給予救濟），天下歸湯若流水。”據《史記》、《孟子》等史籍記載，夏桀昏庸，商湯伐夏，軍隊所到之處秋毫無犯，買賣人不停止交易，莊稼人不停耕作，也不躲避。商湯誅殺那裡殘暴的國君，安撫水深火熱中的民眾，民眾皆大歡喜。商湯立國後，廢除了夏桀的暴政，“寬以治民”。商湯的孫子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商王太戊“修正明禮，弔喪問疾”。商王“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治亳，行湯之政”。商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鹹驩”。到商朝最後一個帝王辛時，因不仁而失國。
以從帝嚳到整個商朝來看，仁是殷商文化中有代表性的文化。
2、重教
早在堯、舜時期，司徒之官負責社會道德品質教育，契為司徒，憑其仁德、智慧、敬職創造了不凡的成就。
《孟子·滕文公上》說：“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最初從事這五種人際關係教育的就是商的始祖契；夏商周三代，國家就“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主旨都是契所從事的“五倫教育”的推行和延續。
後來，重教成了殷商故地的傳統。五代時期，國家分裂，戰亂不斷，百姓流離失所，生靈塗炭。東晉末年，商丘人楊愨認為救世必須從辦學開始，只有為國家培養有用人材才能救國，於是在時稱宋州的睢陽辦了一所學館，力學勤志，不求聞達，以“蚊蠅負山”的精神實現他“人才救國”的夢想。睢陽學館後來發展成為北宋四大書院之首的應天書院，培養出像范仲淹、張方平等一大批官居相位和朝廷重臣的人才。明朝時期，歸德知府鄭三俊又建了范文正公講院。
3、重商
《世本·作篇》記載，契的孫子“相土作乘馬”。四馬駕車，作為運輸工具，起於相土。一生從事商業研究的王志昌先生說：“封在商丘的相土……用馬駕車的方法運輸貨物，往來買賣。”（見《商丘地區志》）使商國的經濟和武力日益強盛。到契的六世孫王亥發明了牛車，帶人用牛車拉著貨物，趕著牛羊到其他諸侯國進行交易。在相土和王亥時期，因為從事交易的是商國人，其他諸侯國的人就稱他們為“商人”。“商人”作為經商人的稱謂，便源於此。可見相土和王亥對歷史和社會的貢獻之大，被稱為經商做買賣的“商人”始祖。
商部落從此開創了以商業發展自己的門路，之後，商業活動便成了商部落的一個傳統。到商湯時期，伊尹向商湯建議，商業對經濟發展很重要，“重則至，輕則去”，應該“開闔決塞”，拓寬商業渠道，促進商品流通，穩定市場。商湯採納他的建議，結果使商國出現了社會生產發展、經濟更加興旺繁榮的局面。夏桀沉緬於宴樂，要求宮中三萬女樂身著漂亮的絲織衣裙，使當時絲綢供不應求。為滿足宮廷的需要，夏桀讓人用糧食與其他資源和方國交換絲綢。商湯和伊尹看準了這一商機，鼓勵商民種桑養蠶，生產絲綢，向夏輸出，“一純得粟百鍾”。除換取了大量糧食之外，還換來了其它手工業原料，促進了手工業發展。結果，商國國力日益強盛，百姓衣食富足，而夏朝的經濟日益空虛。商人用經商的手段為滅夏打下了堅實基礎。最後夏朝被推翻。管子總結夏滅湯立的原因說：“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同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而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
史載，商朝滅亡後周朝建立。商朝遺民受到虐待，就是靠經商活下來的。
4、重廉
商湯為夏方伯時，對夏桀的腐敗十分厭惡，反其道而行之。《淮南子·修務訓》說，“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蠕，百姓親附，政令流行”。《尚書·仲虺之誥》說：“惟王（指商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聚貨財）；德懋懋官（德盛的人用官職勸勉他），功懋懋賞（功大的人用獎賞勸勉他）；用人惟已（用人之言像自己說的一樣），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夏桀極度腐敗而諸侯叛夏；商湯廉潔而施仁德，諸侯歸湯。商的崛起讓夏桀不安，將商湯囚禁於夏王朝的監獄——夏臺（又稱鈞臺，今河南禹州）。商湯的右相伊尹、左相仲虺為搭救商湯，用大量珍寶、美女去賄賂夏桀。桀得了賄賂，才放湯回商。商湯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夏桀的腐敗與無道，為了拯救天下，在諸侯的廣泛支持下，起兵伐桀，最後推翻了夏朝，在夏王都告祭天地後，率軍回商的都城──亳。於是，“三千諸侯”大會於亳，表示祝賀與臣服。在諸侯的推戴下，商湯即了天子位。商湯總結夏朝滅亡的原因就是夏桀的腐敗造成天怒人怨。為汲取夏朝滅亡的教訓，商湯廢除了夏的政令，作《湯誥》警告諸侯。《史記·殷本紀》記載：“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汝），毋予怨。”（“三月，殷王親自到了亳都東郊，向各諸侯國君宣佈：‘各位可不能不為民眾謀立功業呀！要努力辦好你們的事情，為民造福。否則，我就對你們嚴加懲辦，那時可不要怪罪我。”）
商湯從為商國國君到伐夏，一直到建立商朝後的治國方針，無不貫穿著反腐倡廉的思想。商朝建立後，商湯對反腐倡廉更加重視。《尚書·伊訓》記載：為防止腐敗，商湯制訂《官刑》（治理官吏的刑法）：“敢有恆（經常）舞於宮、酣歌（沉緬於飲酒作樂）於室，時謂（可以被叫作）巫風（孔穎達疏：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者事鬼神然，言無政者）。敢有殉（求，貪求）於貨色（錢財與美色）、恆於遊畋（沉浸於遊樂，打獵），時謂淫風。敢有侮（輕慢）聖言、逆忠直（拒絕忠言規勸）、遠耆德（疏遠德高望重的老人）、比（親近、勾結）頑童（愚昧頑劣而不知德義的小人），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三種惡劣風氣所滋生的十種罪愆。指巫風二：舞、歌；淫風四：貨、色、遊、畋；亂風四：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合而為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不匡扶正義），其刑墨（墨刑，鑿額塗墨的刑罰）。具訓於蒙士（這些都是從孩童時期就要開始詳加教導的）。”
商湯在歷史上第一次為反腐敗立法。商湯時期的商朝風清氣正。商湯逝世後，伊尹仍讓大家牢記商湯千萬不要貪腐的教導。商湯的嫡長孫太甲曾違背商湯的教導，伊尹依法將其放逐，直至太甲悔過修德。
自古創業難，守業更難。商湯能從夏朝的滅亡中總結歷史教訓，為防止因腐敗而喪國，提出一整套反腐倡廉的理論並制定懲罰腐敗的《官刑》，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給後來的執政者留下了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也是中華優秀歷史文化中最為偉大的思想之一。商朝到紂王時，拋棄了商湯的教導，結果喪國。
商湯創立的廉政思想體系和法律，對之後的歷朝歷代都有很大影響。
5、重神
對神鬼的敬重，始於原始社會。當時生產力低下，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都受著大自然的制約與擺佈。人們科學知識貧乏，便將自己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歸結為神的作為，認為各種災情都是神對人們在某些方面的作為不滿意而給予的懲罰；如果人們做的各種事情讓神滿意，神就會為人們降下吉祥與福祉。因此對神靈十分崇拜。夏、商脫離原始社會不久，不但把這種認識繼承了下來，而且殷商時期更加強調神的作用。
殷商文化中的神種類很多，但主要有兩種：自然神和祖宗神。認為自然神中權威最高的是“天”，稱“天”為“上帝”，人間的君王為“下帝”；大自然的一切和人的命運都是由“天帝”總管著的，“天帝”又讓各種神分管各項事務，如山有山神，地有地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人間帝王的權力也是“天”授予的。這是殷商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如《尚書·湯誓》記載，商湯在討伐夏桀時這樣動員將士：“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亂！因為夏國犯下許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討伐它……我畏懼上帝，不敢不去征伐啊！”再如《尚書·伊訓》中說：“皇天降災”；《尚書·太甲》中有“天之明命”、“皇天眷佑有商”、“惟天無親”等等，都視神中權威最高的是天。
在重“天神”的同時，商人對已經亡故的祖先也十分崇敬，認為歷代商王死後都升了天，成為“克配上帝”的“先王先公”，因此要進入祖廟，活著的人要對他們進行祭祀，以繼承他們的美德，求得祖宗神的佑護。老百姓也認為，上輩死了以後也成了神，在陰間干預著子孫後代的事，因此祭祀祖先，求得他們的佑護。中國文化在殷商時代就完成了“祖先崇拜”與“上帝崇拜”的結合，人們認為違背王命不僅獲罪於天，而且為列祖列宗所不容。
現在我們知道“天命”和“神權”是迷信。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天命觀”和“神權觀”也帶來了好的作用，譬如，有的人怕做壞事會受到天的懲罰，就會收手；老人死後，子孫懷念他們，總是想到老人的恩情和教導，繼承他們的美德，這對繼承優秀傳統文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殷商之後歷朝歷代為了紀念死去的老人，給亡故的老人燒紙“送錢”、燒香上供，也是孝文化的一部分。
殷商文化的主體是歷史上的優秀文化。我們應該繼承歷史文化的精華，以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劉秀森，商丘人，中共黨員，1967年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中國民間文藝家聯合會名譽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中國新故事學會會員，河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河南省民俗學會理事，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散文學會理事，商丘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商丘日報》主任編輯。作家、學者。從事商丘歷史研究40多年，積累了大量有關商丘歷史的文字、考古、口述資料，曾出版以商丘歷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花木蘭全傳》《李香君外傳》《亂世丹心譜》等12部，出版研究商丘歷史的學術著作《商丘古城》《商丘德文化》《商丘成語典故》和與人合作的《閼伯臺廟會》等書，並出版《廉潔修身》和《廉潔齊家》兩部歷史故事，在全國各地報刊和出版社出版的書籍裡發表研究商丘歷史的文章多篇。河南省民間文藝最高獎金鼎獎、河南省民間文藝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被中國民間藝術家聯合會授予“中國民間藝術作品‘最具收藏價值’終身榮譽稱號”。
劉秀森近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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