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陲之地附庸於周天子的邊遠小國，到橫掃六合、一統天下的秦王朝，秦國數百年間的龍爭虎鬥、縱橫捭闔向世人展示著它的力量。秦國的崛起不僅依賴其兵強馬壯，更得益於收天下之才為我所用的治國方針。但作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朝覆滅的速度之快也令人咋舌，在人才運用問題上走了錯誤的道路，是加速其滅亡的重要因素。我們不妨從丞相李斯的《諫逐客書》說起，分析秦國在人才政策上的得失。
《諫逐客書》是李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所作，從文章的歷史價值看，記述了秦國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四位君主能夠延攬人才而終致國富兵強的成就，尤其強調了秦國對“士不產於秦”即外來人才的招納，是李斯對秦國任人制度的肯定，也是他規勸秦王嬴政繼續施行這一政策的積極建言。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
第一位登場的是早在春秋時期，得以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正是由於他開創了“並國二十，遂霸西戎”的基業，極大地拓展了秦國的版圖，才使原本聲名不顯的秦國登上了諸侯紛爭的舞臺。秦穆公的求賢若渴，表現在千方百計地招納人才，欣然接受舉賢薦能。公孫支向他推薦百里奚，百里奚向他推薦蹇叔，這些人才都能得到秦穆公的重用。他為了得到由余的效力，使用離間計破壞由余和西戎王的關係，最終也因為採納了由余之謀，才獲得攻打西戎的巨大成功。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戰國時期的秦孝公，在他的支持下進行的商鞅變法，為秦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直接影響了秦國的發展方向，李斯稱其“至今治強”，說明在秦王嬴政時期仍然受到惠澤。商鞅本是衛國人，正是聽聞秦孝公的求賢令，才西入秦國求見，“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把秦國改造成了所向披靡的戰爭機器。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眾，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之子，他最大的功績就是開疆拓土，充實國力。當時秦國的實力已經讓其餘六國感到畏懼，秦惠文王通過任用魏國人張儀，遊說諸侯建立連橫的關係，瓦解六國合縱所帶來的威脅。秦惠文王終身信任張儀，直到去世。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秦昭襄王作為秦王嬴政的曾祖父，對秦國的“帝業”起了強力的推動作用。范雎從魏國隨行入秦，提出了“遠交近攻”、加強王權等一系列措施。而秦昭襄王初次面對范雎時，如《戰國策》中所記載的，“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恰如其分地體現了秦昭襄王畢恭畢敬、禮賢下士的態度。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申明瞭“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的觀點，也就是隻有廣納賢良，才能德澤天下。 作為被上書的秦王嬴政，是否樂於接受，我們看《諫逐客書》的前因後果便知。
當時的韓國苦於秦兵的連年攻伐，為了延緩其進兵的野心，消耗秦國的國力，用計派遣一名叫鄭國的水利工程師作為間諜向秦國獻策，在秦國境內修渠，企圖用大型水利工程來削弱秦國的民力。事情敗露後，秦王嬴政下令驅逐所有外來客卿，因此李斯上《諫逐客書》，最終秦王收回成命。而間諜鄭國也因修渠確實對秦有利得以繼續施工直至完成。
可以看出秦王嬴政繼承了秦國曆來唯才是舉的優點。不僅從諫如流，因李斯之言收回逐客令，甚至為了秦國水利的進步，容許敵國的間諜繼續指揮工程。結合前面四位秦國君主的作為，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秦國不斷吸納人才並充分任用人才，無論其來自本國或外國，通過他們的謀略，能夠因勢利導，最終提高了秦國的生產力和軍事實力，使其成為首屈一指的大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政權，自號為“始皇帝”，用來彰顯自己前無古人的壯舉。同時廢除諡號，禁止後人議論自己，並希望皇位能夠代代相傳，“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顯然歷史軌跡並非如其所願，秦朝成了歷史上的短命王朝，僅十餘年後就有陳勝吳廣起義，繼而天下紛爭，秦朝也難免“二世而亡”的下場。
縱觀秦朝從爭霸到統一再到覆滅的過程，也是人才運用政策出現偏差的過程。可以說人才運用的失誤，對秦朝的滅亡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首先是對人才的破壞。
早在秦國尚未統一之時，嬴政任用李斯為長史，並依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 ”這是當時秦國對外國人才的處置方法，能夠用金錢籠絡收買的，則厚待結交，對於潔身自好者，則不惜殺人滅口。這固然削弱了六國的實力，但也造成了人才的破壞與流失，使秦國的聲譽大幅下降，用財貨結交而來的士人，又怎能稱得上真正的人才呢？
秦國統一後，發生了著名的“坑儒”事件。秦始皇畢生尋求仙藥，不惜斥重金令人尋覓。而有侯、盧兩位書生因為秦始皇法令嚴苛，拒絕為其尋找仙藥。秦始皇大怒，以誹謗之罪下令捕殺四百六十餘人。此時秦始皇已經驕傲自大，喪失了面對人才的謙卑之心，這一舉動使民間人心惶惶，杜絕了人才仕進的途徑。長子扶蘇就諫道：“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其次是妄圖通過愚民政策加強統治。
秦國統一後，改稱百姓為黔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於是開始採取壓制人才的政策，閉塞言路，愚弄百姓。《過秦論》稱其“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在李斯的倡導下進行焚燒百家詩書的惡行，只允許在民間留存醫藥、卜筮、種樹等書籍。
李斯認為天下統一後，應當制止有識之士對朝廷頒佈的法令私下議論，擅長諸子百家學說的人，有“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的風險，容易煽動民間的反抗情緒，不利於秦朝統治。而秦始皇在處理“坑儒”事件時也強加了“或為訞言以亂黔首”的理由。由此可見，此時秦朝統治者的治國政策已經從蒐羅人才轉變為壓制人才，從而加強在民間的統治力。
還有治國策略的失誤，導致人才運用不當。
秦國自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以來，奉行嚴刑峻法的治國策略，促使秦國迅速發展。但在統一之後，其統治者不懂“馬上得天下，安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法令更加森嚴，錯過了充分調動人才以文教興國的機會。劉邦入咸陽時曾說：“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足可見當時的刑罰嚴苛。
秦始皇既不能轉而任用文士，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專人擅權。丞相李斯作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始終掌握著話語權。他提倡“以吏為師”的教育方式，造成了“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的局面。這從客觀上造成了人才資源的浪費，歷史證明一味地以法制民也不是治國良策。秦始皇並非守成之主，使他在人才運用的策略上步入歧途。
結語：
我們從秦國興衰的歷史中可以看到，秦國的崛起藉助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輸送，秦國的滅亡也與人才策略的失誤有莫大關係。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四位君主的賢明之處在於用人得當，而秦始皇在前期也能做到任人唯賢。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秦始皇在後期被一己私慾矇蔽了雙眼，從而在人才問題上鑄成大錯，對秦帝國的分崩離析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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