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第七十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開幕。對很多人而言，柏林電影節並不是個陌生的名字。這個素有“成就了一代中國電影大師”之稱的電影節，因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平易近人的姿態，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電影人、媒體人和影迷前往。
2015年，我還在英國求學。由於每年柏林電影節都在2月，我又極愛電影，便萌生去柏林電影節過生日的念頭。
聽聞我要去柏林，朋友G提出一道同行。當時，他剛結束一段“瘋狂愚蠢的”戀情，渴望出門散散心。憑著之前去電影節的經驗，我早早制定了詳細的行程，也提前在網上搶購到了電影票。然而，G總是一邊聽著，一邊打著哈欠，對我的種種計劃，報以“whatever”的態度。正因為有這樣的同伴，這趟旅程多了幾分隨心所欲的色彩，而這正是柏林的底色。
我在柏林電影節買到的部分電影票 本文圖均為作者本人提供
2月的柏林，遊移不定的日光下，城市蕭瑟蒼茫。追隨《疾走羅拉》裡女主角的腳步走在菩提樹大街，記錄了德意志跌宕命運的各種歷史建築，伴著粗糲的北風撲面而來。卡爾·馬克思大道的兩邊，保留了頗多蘇式風格的建築，地上卻沒有詩歌裡描述的鋪滿掉落的黃葉——那是柏林的秋天。
即便不是最好的季節，柏林冬日迸發的生命力依舊不會令人失望。暮色早早降臨，啤酒、電子樂、當代藝術、橋洞下的酒吧……這座城市最有名的口號，就是“窮且性感”。
在電影節最主要的售票中心Potsdamer Platz Arkaden，大家等著買票取票，其中不少為柏林普通市民。
“The whole city is a cinema（柏林是一座電影院）”是某年柏林電影節的宣傳語，適用於柏林的每一天。《柏林蒼穹下》《再見列寧》《竊聽風暴》《啊，男孩》《柏林我愛你》……一部部以柏林為主題或在此取景的電影，呈現了一張張迥然不同的城市切片。
電影融入柏林日常生活的同時，柏林也在反哺予世界一個孕育尖銳對話、激發靈魂碰撞、探討反思創作的輿論場。因此，在“三大電影節”中，柏林電影節素來是最大眾、最親民的，也是最關注社會議題，最具有人文關懷的。
柏林電影節主會場——波茨坦廣場
柏林電影節的主會場，位於商業中心波茨坦廣場。這個冷戰時期遭遇柏林牆隔絕的“無人之境”，如今重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榮光。除了最具人氣的索尼中心和樂高堆積的長頸鹿，這裡還有德國電影資料館——電影電視博物館（Deutsche Kinemathek - Museum für Film und Fernsehen）。 在這裡，可以回顧德國百年電影史及50年電視史，觀看《大都會》、《藍色天使》等影史經典。
波茨坦廣場內外早已洋溢著電影節氣氛，各種巨幅海報和柏林熊隨處可見。作為城市的象徵，柏林熊是否真正被當地人視為吉祥物，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對於前往柏林電影節的影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捧回金熊或銀熊，是莫大的榮幸。
我在票務中心取之前網上搶到的票——雲集奧斯卡影帝影后的《聖盃騎士》世界首映；唯一入圍主競賽單元的華語電影《一步之遙》；維姆·文德斯（那屆柏林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得主）的新作《一切都會好的》；入圍全景單元的華語影片《軍中樂園》；小阿列克謝·日耳曼的《電子雲層下》……
柏林電影節的周邊非常多樣，讓人感慨柏林的創意產業名不虛傳。
其中，最令我們期待的，莫過於《汾陽小子賈樟柯》。這是巴西名導沃爾特· 塞勒斯（Walter Salles）在2013年底拍攝的紀錄片，主角是國人非常熟悉的賈樟柯。如此創作方式，讓人不免聯想起奧利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拍攝的《侯孝賢畫像》。
《汾陽小子賈樟柯》的首映是在Kino International，即“國際影院”。這是一家未來主義風格電影院，曾經承辦了民主德國時期所有重要的電影首映式，如今也是柏林電影節的主要放映影院之一。
那天同樣也是我的生日，因此我叫上G和另外兩位住在柏林的朋友一起觀看。影片中，賈樟柯帶著沃爾特回到家鄉汾陽——由此展開自己的家鄉情結、童年回憶、父子關係、創作理念……到了結尾，賈樟柯和汾陽的老同學、發小們一起圍坐敬酒，大家說著“明年過年見”，伴隨著《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旋律，影片結束，宛如一個武俠故事的最後，英雄隱退於市，遠走他鄉。
電影散場，片尾餘音繞樑。我們都是異鄉人，熟悉的語言和旋律繾綣起綿長的鄉愁，然而又因為年輕，對於未來有種無知者無畏式的豪情壯志。我們一路聊著未來和理想——G酷愛音樂，但是正兒八經地說到人生規劃，還是想要回國當個正直的律師；我雖然總會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但心中的新聞理想還是讓我渴望去廣州的媒體工作；L從慕尼黑畢業剛搬來柏林，初嘗社會人的滋味，有快樂也有迷惘；S比我們都大得多，如今滿世界找靈感，期待能做出直指內心的好作品……不知聊了多久，G輕輕哼唱起“人生短短几個秋，不醉不罷休”，我們應和著，漆黑的東柏林夜空，像是瞬間升起了太陽。
奧伯鮑姆橋，已經成為柏林統一的重要標誌。
東柏林看似荒蕪的街區，到了深夜就成了年輕人的樂園。
藉著“生日登高”的由頭，我們來到了亞歷山大廣場。這個因阿爾弗雷德· 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說《柏林，亞歷山大廣場》而聲名鵲起的廣場上，柏林塔、世界鍾、人民友誼噴泉等建築彷彿民主德國還魂，積極熱情地向全世界展示社會主義的豐碩果實。拉開房間的窗簾，碩大的塔球杵在眼前，巍然不動。之後的幾天，我們發現，不論身在城市何處，都可以看到這根塔球，不怕迷失。
登上這根無處不在的“遠程蘆筍（Telespargel）”，俯瞰全城。高度與重量逐漸抽離，剩下的，只有靜默與抽象。東德的火柴盒宿舍樓與西德的玻璃牆大廈，形成強烈的反差，被保留下來的一部分柏林牆和“死亡地帶（death strip）”，在寂寥中更顯宏大。
柏林塔
即便柏林牆已經被推到了30年，種種褶皺依舊無法熨平。夜幕降臨後，東西柏林分別呈現黃白兩色（東部多用發黃光的鈉燈；西部基本是發白光的水銀燈），在長時間的分離中，柏林東西早已形成了不同的生活風尚。
有趣的是，乾淨整潔的西柏林如今反而顯得沉悶，不少福利廉租房社區也頗有衰頹之勢。而東柏林，由於房租低廉且保留了前社會主義的神秘氣息，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和藝術家來此居住——滿牆的塗鴉，懷舊的氣息，波西米亞風格的生活方式，反倒符合遊客對西柏林的想象。
L住在東柏林的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這裡是夜生活的天堂。曾經的地下室變成酒吧，廢棄的工廠變成俱樂部，伴著各大廠牌的電子樂或者巡演至此的樂隊表演，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盡情揮霍著荷爾蒙，從午夜一直狂歡到黎明。即使是寒冬深夜，各種酒吧和俱樂部前，依舊不乏大把大把排隊的年輕人。
L鐘意這裡的年輕氣息，“不太像‘歐洲’”。“這兒讓我想到武漢”，G若有所思，“很硬核、很朋克、很地下。”G是黃岡人，卻在武漢度過了最好的時光。
我們也各自結交了新朋友。柏林最不缺的，就是年輕的藝術家，或者說，渴望過一種藝術家生活的年輕人。他們來自四面八方，熱情而純粹，我們被邀請去快閃畫廊 （pop-up galleries），參觀工作室，加入年輕藝術家的聚會，一起探尋許多知名音樂人的蹤跡——冷戰年代，西柏林可謂嬉皮士的樂園，大衛·鮑伊（David Bowie）與伊基·波普（Iggy Pop）就曾被吸引而來。1987年，鮑伊還在緊靠柏林牆的地方舉行演唱會，唱到《Heroes》一曲時全場達到了高潮，東德粉絲聚在牆邊大飽耳福。
就這樣，我們在電影、音樂、酒精以及新老朋友的陪伴中，度過了美好的一週。待到離別時，他們紛紛熱情地建議：“你應該搬來柏林，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畢竟，柏林是一個對最邊緣的藝術形式都有所探索的烏托邦。
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年輕時在柏林生活了四年，而後在加州定居，寫了不少和柏林相關的小說。柏林的時光，在他心中永遠揮之不去。他曾寫道：“柏林影響了我——就像一場聚會，曲終人散，但我卻不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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