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一重大全球性問題的理論藥方，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立足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直面全球治理困境所進行的重大考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審慎考量後的理論創新。科學衡量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歷史意義，需打破單一研究學科壁壘的侷限，突破單純從國際關係和外交領域出發的固化路徑，要從更加寬廣的視野出發、從深化拓展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認識的高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
從單一到多元：深化人類走向現代化圖景的新認識
自工業革命開始，探索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不同國家和民族、地區都基於自身實際情況，展開了難能可貴的探索。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深入推進，人類社會開始逐步擺脫民族、地域之間的限制，從有限意義上的交往擴展為更加廣泛、更加普遍意義上的密切交往。正如馬克思所言，“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在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歷史進程以“加速度”方式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中，現代化始終是關涉人類發展共同命運的重要議題。但是，在西方某些學者看來，既然現代化在時間上首先生髮於西方，那麼，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和方式，也就只可能存在西方一種模式。也就是說，西方現代化在時間上的先發性被人為賦予了道義上的優先性，現代化只可能是單數的形式存在著——“一元現代化”，而不存在 “多元現代化”的可能性。這很明顯是一種話語邏輯上的霸權，它閹割了廣大非西方國家獨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其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指出了這一問題的實質，即“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求索現代化道路的進程中，一直面臨著一對矛盾的考驗，即“既希望加快發展”與“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之間的矛盾。
中國作為後發民族國家的代表，探索自身現代化道路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不斷追求的目標。在這一進程中先後經歷了學習西方“器物”、“制度”再到“文化”的轉變，但始終面臨著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的壓制。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開始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探索現代化的新嘗試，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制度框架，中國現代化事業步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並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蹟”。今天，逆全球化傾向凸顯、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人類現代化事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曲折困境，中國通過自身現代化的獨立自主性探索，特別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論述的提出，彰顯出人類社會不同國家、民族在參與現代化進程中的平等性，即每個國家與民族都有獨立選擇符合自己實際發展現代化道路的權利，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是開放的而非排他的，關鍵是要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明確強調的那樣，世界是多向度發展的，世界歷史不是單線式前進的。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認識到了這個道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因此要走適合自己的道路，不能定於一尊。
從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贏：革新人類社會發展思維的新方式
人類社會的發展蘊含著一整套深刻的歷史規律。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更加側重於從現實的物質生產，特別是從物質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運動來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並且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認識始終保持一種開放性的理論姿態。然而，西方國家一些學者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絕對的優先性與排他性，它將完成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最後終結。這種形而上學的認識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著人類關於自身發展命運的判斷，特別是受“冷戰思維”以及資本主義“弱肉強食”邏輯的影響，西方一些國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認識一直存在著“國強必霸”“零和博弈”的排他性思維。在這種排他性思維模式指導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被視為對抗性鬥爭的結果，西方國家要在這種對抗中取得絕對優勢。
以排他性方式認識人類社會發展前途命運，是建立在舊有傳統國際關係秩序基礎上的必然結果。傳統國際關係秩序是“二戰”後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益分配主導下的產物，其更多地是服務於少數國家的利益訴求。在這一不平等的國際關係秩序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往往被排除在國際議事規則之外，往往處於低端的下游，其話語權與評判權在資本主義霸權邏輯之下被人為閹割。因此，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途命運往往由少數發達國家決定，作為人類社會主要組成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非但沒有參與規劃自身命運的可能性，反而在國際性事務中處於被壓制地位。建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如何治理全球，在傳統國際關係格局中往往是由少數強國說了算。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不斷髮展，人類社會之間正以前所未有的緊密方式相互聯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論述的提出，直接表明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人類社會發展必須引入全新的思維方式，即用合作開放和互利共贏的新理念來解決人類社會發展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人類社會發展的命運不可能掌握在少數強國手上，中國通過獨立自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打破了“國強必霸”的邏輯，通過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使得人類以更加平等、開放、包容與協作的方式來共同把握人類自身的發展命運。少數國家擔心中國的強大會造成某種形式的威脅，這其實是對中國通過合作共贏求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新思維方式的嚴重誤讀，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
從“一花獨放”到“百花齊放”：拓展人類文明交流互鑑的新模式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推動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區之間實現經濟和物質的交流，也是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之間文化和文明的深入互通與互鑑。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經濟合作共贏的物質共同體，更是文明和諧共生的文化共同體。一方面，經濟交流能夠為文明交流構築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也能為經濟交流提供更為廣闊、更為深遠、更為持久的保障。
然而，長期以來，由於一系列複雜原因的限制，特別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人類文化交流互鑑受到了重重阻礙，嚴重影響了從文化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入推進。例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資本主義文化理念和意識形態也保持了強力輸出的態勢，形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強勢霸權。這種文化霸權主要具有如下顯著特徵：推崇文明的隔閡，即拒絕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鑑的可能性；主張文明的優劣，即認為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著高低貴賤之分；強調文明的衝突，即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必然導致文明的衝突。上述三重顯著特徵，其實在本質上指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層面所面臨的一個核心難題，即資本主義文化的強勢霸權。這種霸權建立在所謂的西方文化優先性基礎上，以無比傲慢的姿態對待非西方文化，並從根基上拒斥任何形式的交流互鑑，只認可單方面的文化輸出，進而預設了西方文化“終結”人類文化歷史發展的最終圖景。
其實不然，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體進程而言，不同地區民族基於各自不同的歷史特點與物質環境，產生出了各自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這構成了人類文化發展與文明圖景的基本樣態。人類命運之間的休慼與共，不僅體現在經濟和物質生產層面的融合，更體現在文化屬性與文明樣態的交流互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鑑，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人類社會不同文化之間只有實現充分的交流互鑑，才能賦予各自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保持生機與活力的動能。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每一種文明都是人類文明資源庫中的寶貴財富，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值得薪火相傳，代代守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樹立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既講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又注重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世界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觸摸到了和諧發展、共同進步的密碼。（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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