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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學翻譯，人們的熱愛和重視程度向來都有增無減。通過文學翻譯，可以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品讀原著一樣從中受到啟發、獲得感動和美的享受，擁有一片觀望世界的窗口，獲得超越國界的心靈共鳴。那麼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關於文學翻譯的那些事。
一、文學翻譯的起源
文學翻譯，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漢時代，當時的中國實現了真正的大一統。漢武帝劉徹作為一個擴張主義者，十分注重對外交流。而在當時的交流中，在各種技術與文化相互融合，獲得了諸多利益。而到了漢末，隨著印度的佛典和哲學的引入，我國的對外交流也從物質領域進入到了精神領域。
而當時的對外交流並沒有撼動漢族文化的地位。施蟄存在《西學東漸與外國文學的輸入》中說：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時期,幾乎有一大半國土, 被外來民族所侵佔。鮮卑族的拓拔氏的侵入，造成了170年的南北朝時期；女真、蒙古族的相繼入侵, 佔領並統治了中國江淮以北的土地、人民有240 年之久。”
這麼說來，漢族文化極有可能受到外來文化入侵，但事實上並沒有。比如鮮卑文化，非但沒有影響漢族人，反而為漢族文化所同化。到了唐代亦是如此。儘管唐代貴族家裡有從非洲被販賣來的黑奴為其服務，但他們對中國的貢獻也只有勞動力而已。
可以說, 在明代以前,中國所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最遠只到地中海東岸，並沒有越出亞洲大陸。而這些近鄰國家的文化總體，都低於中國。因此，中國文化能吸收其所長，而不會被侵吞。於是，在當時這種井底之蛙的環境下，這很容易燃起人們“夜郎自大”的心理，認為自己的文明才是最先進的，而周圍皆是蠻夷之地。
因此，到了明清這兩代，整整500年，我國都在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封建思想變本加厲，在這種環境下，人民的物質精神生活非但沒有提高和解放,在某些方面,甚至反而落後於前代。但同一時期，位於西半球的歐洲就不同了，他們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法國大革命、資本主義的產業革命等等，使它們的文化和經濟等迅速地超越在我國前面。
後來當我們接觸到歐洲文化，歐洲用我們的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發明了海運、槍炮、炸彈等，這些也成為了帝國主義者的能源。掠奪者們利用這些技術發動了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等，讓中國人大夢驚醒。
於是一方面輸入輪船、火車、 大炮、步槍、電報、電話，一方面派遣留學生去東西洋學習政法、經濟、科技、外語等。出現了物質與精神雙管齊下地向西方大開放的形勢。
二、文學翻譯是怎樣發展的？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清政府開始向西歐派遣留學生。留學生回國後對祖國的首要貢獻，就是要以中文譯本介紹、輸入外國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推動中國固有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改革波瀾。
歐洲文學名著輸入中國第一部的是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也為我國讀者認識到西式的愛情打開了一扇窗。而且在這種風格的引領下，當時的作家也發現了當時流行的“才子佳人”式的愛情小說的弊端，並模仿出了不少新結構的愛情小說，大大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和欣賞水準。
之後，林紓又譯出了美國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這是一部為被白人奴役的黑人訴苦伸冤的名著。它在中國出版後，中國讀者慨嘆於非洲大陸淪為白人的殖民地，非洲人民成為白人的奴隸。同時聯繫到當時的國運衰敗、人民被掠賣到新大陸去做苦工的情況，也激發了國家要富強、民族要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自由平等的思想。
這兩部譯作的成功大大激發了林紓繼續從事譯述外國小說的志向。 後來，由於嚴復的邀請，林紓到京師譯書局工作，得到幾位精通英法語言、瞭解西方文學的青年學者的合作。他們翻譯了大量的英、法、美國文學名著,包括司各特、狄更斯、笛福、斯威夫特、大仲馬、歐文等的主要代表作。
到了1886年，清政府開始派遣日本留學生，北京的同文館增設東文館。天津、杭州、 福州、泉州等地,紛紛設立東交學堂。康有為、梁啟超同時也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其譯書對象“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
因此，這段時間，小說、外國文學大量輸入。詩、小說、戲劇、散文等翻譯也蓬勃發展。其中最重要的要數小說了。
在傳統的知識分子的文學觀念中，小說“是市井人的讀物,不入著作之林，更不得謂之文學”。但當他們通過閱讀許多譯本，感覺到狄更斯、大小仲馬、莫泊桑等人的著作，被其深深的感染力所折服。
在各種類型小說的故事情節、主題思想、 描寫技巧各個方面,外國小說都顯得更豐富、深刻、 高明。再加以梁啟超、夏曾佑等人許多推崇小說的論文,使知識分子改變了對小說的觀念。
文學翻譯，對中國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的思想狀態, 都起過積極的衝擊和提高作用。如果說國外的原著是一片碧空萬里的海島，那譯者就是那辛勤的擺渡人。
大量外國文學的譯本在中國讀者中間廣泛地傳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使他們獲得新知識，改變世界觀。同時也堅信，應當取鑑於西方文化來挽救、 改造封建落後的中國文化。
三、什麼樣才算真正的好譯本？
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說過：
“好譯本的作用是消滅自己；它把我們向原作過渡，倒是壞翻譯會發生一種消滅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澀的譯文無形中替作品拒絕讀者；他對譯本看不下去，就連原作也不想看了。這類翻譯不是居間，而是離間，摧滅了讀者進一步和原作直接聯繫的可能性，掃盡讀者的興趣，同時也破壞原作的名譽。”
也就是說，一本好的譯作，會大大地激起我們對於閱讀原著的興趣，成為溝通讀者與原著的媒介。但當我們如果讀到了一本拙劣的譯本，只會讓我們對該作品的印象大打折扣，就像我們都不願意去通過一個人邋遢的外表去了解其內心一樣。
文學翻譯的翻譯方法不外乎有兩種：歸化翻譯和異化翻譯。異化法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採取作者所使用的原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而歸化法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採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
那什麼樣翻譯更值得提倡，什麼樣的譯本算是“好的譯本”呢？我們不妨以錢鍾書對於林紓翻譯的評價中來窺探一二。
錢鍾書最開始喜歡西洋小說，就是從林紓的譯本開始的。儘管裡面存在著一些“漏譯”“誤譯”的現象，但這些都無傷大雅，瑕不掩瑜。內容是豐富且有趣的，林譯本為錢鍾書接觸西洋文學打開了一扇大門。
但在欣賞的同時，錢鍾書也客觀地指出了關於林譯的一些問題。他認為：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
但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於是“媒”或“誘”產生了新的意義。翻譯本來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們去學外文、讀原作的，卻一變而為導誘一些人去學外文、讀原作。它挑動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們對原作無限嚮往。”
林紓的翻譯，個人色彩很濃，為了追求文本的有趣和生動，以資笑柄談助。不過有些過度“個性化”了，對文本不忠實的現象明顯，對於原作改動甚多。比如在翻譯狄更斯的《滑稽外史》時，對於時裝店女店員的描寫“錦上添花”了不少，誇大其動作，並加以文言來輔助描寫，活生生把一副“潑婦”的形象展露無遺：
“那格……始笑而終哭，哭聲似帶謳歌。曰：‘嗟乎！吾來十五年，樓中鹹謂我如名花之鮮妍’——歌時，頓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頓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輕賤。竟有騷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腸顫！’”
這段“似帶謳歌”的順口溜是林紓對原文的加工改造，錢鍾書認為“他一定覺得迭更司的描寫還不夠淋漓盡致，所以濃濃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
錢鍾書對於林譯的態度是有褒有貶的。他認為這一好處是在於“有趣”，不同於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傑》、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那般的“沉悶乏味”，林紓在翻譯過程中更多地迎合了中國人的口味。
有人說：“譯本愈糟糕愈有趣。我們對照著原本，看翻譯者如何異想天開，把胡亂猜測來填補理解上的空白，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簡直像一位“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因此，林譯本儘管不夠忠實原著，但是讀起來也不失為一種消遣。
但錢鍾書又強調，“儘管添改得很好，終變換了本來面目，何況添改處不會一一都妥當。”林紓的改筆誇張過火，也許不失為插科打諢的遊戲文章，可是損害了入情入理的寫實，正所謂太過戲劇化，反而有些失真了。
“他根據自己的寫作標準，要充當原作者的“諍友”，自以為有點鐵成金或以石攻玉的義務和權利，把翻譯變成借體寄生的、東鱗西爪的寫作。”這裡說明了林紓在翻譯的過程中太過“自我”，有時自己添加的文本反而會起到畫蛇添足的作用，不值得提倡。
因此，一個好的譯本，一方面要忠實原著，不能對原作進行添油加醋式的修改，否則會曲解作者原意，還會鬧出許多笑話。另一方面，要在原著的基礎上將語言適當潤色調整，以符合國人的閱讀習慣，增加趣味。
就如同嚴復所說的“信達雅”理論：信者，真也，真者，不偽也；達者，至也，至者，無過無不及也；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當一個譯本能盡最大可能地做到這幾點，那麼就不失為好譯本了。
曼之恆，文學研究生。喜歡文學，旅行，音樂和舞蹈，理性與感性並存的雙重人格，用文藝的觀點，看世俗的紛繁，願與你共同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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