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常將重要的典章制度、法律、文獻鏤之金石，宜子孫永保。戰國以後，「金」——青銅器漸漸式微，石刻方興未艾，在宣揚政教思想、孝悌傳統和佛教精神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無他，因石料易得，石質牢不可摧，能顯出神聖莊嚴之氣象也。
古之金石學者和收藏家將拓片作為其文化和學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藉助拓片，研讀銘文，以考訂經史，鑑定古物，編纂譜錄，重視的是文字和書法，體現的是其文獻價值和歷史意義。
自東漢始，書法漸成為一門藝術，為便於欣賞和學習，時人便有了複製金石文字的需求，我國先民獨創的傳拓技術發揮了作用。宋太宗時，《淳化閣帖》的問世，更是帶動了官私刻帖的興盛，引發了文人收藏、記錄、研究古物的風氣，金石學作為一門學問由此興起，其所依託的載體——拓片一時炙手可熱。
宋代著名的文學大家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其中的一個「一」便是指他收藏並引以為傲的「一千張拓片」；趙明誠、李清照也深陷這股熱潮，他們「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甗、鬲、盤、匜、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是正訛謬，去取褒貶」，編為《金石錄》；夫婦二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及「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的書齋之樂，一直被後世傳為佳話。
金石學大盛則是在清代，從乾嘉到同光年間，黃易、阮元、吳大澂等前赴後繼。履荒榛，探窈壑，登危峰，伐頹垣，訪碑拓碑，並出版一系列理論著作，共同迎來了傳拓技藝及拓片收藏的鼎盛期。此風潮至民國時期尚有餘波，胡適、郭沫若、齊白石、魯迅先生等均熱衷收藏拓片。
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直接關係到民族國家身份的辨識和認同。一座座石碑和雕像，連綴起來的是中國的文獻史、文字史、建築史、宗教史，甚至還有書法、音樂、舞蹈等的歷史。一張張拓片，既精且美，闡幽發微，它們攜帶著文明的基因和密碼，承載著豐富的文化信息，濃縮著抽象的文物價值，留下了深遠的想象空間，永遠值得我們駐足凝神，俯下身去，體悟其中的《甚深微妙》。
閱讀更多 收藏天下電視節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