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朋黨以及衍生而來的“朋友圈”文化是中國古代政治中驅之不散的陰霾，各級官員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結成朋黨、幫夥、派系和集團，為己方謀取個人和集團利益。團體成員之間相互依靠，彼此迴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形成了比較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外力難以撼動。著名學者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就將中國官場形形色色的圈子分析得非常透徹：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使得官員們結成小團體。出生於一省一縣，視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視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通過婚姻關係結成的家庭團體被稱為“姻誼”。總的來看，通過“年誼”和“姻誼”結成的社會關係雖然很牢靠，卻也只能在一定範圍內發揮作用，相比之下，通過地域同鄉結成的社會關係，由於中國人向來有家鄉情結，對同鄉比較信任，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熟人”和鄉黨關係，非常重視地域與鄉黨，一地之官同氣聯枝，一鄉之人互為黨援，是古代中國最牢固的“朋友圈”之一。但是，在封建政治與鄉土觀念的結合影響之下，使得本應單純的鄉黨關係和鄉逐漸異化，從而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鄉誼和鄉黨文化源遠流長

在古代官場，以鄉誼為紐帶竭誠朋黨、幫派等，通常被稱為鄉黨，是一種官場常態，是封建政治與鄉土觀念的具體反映。按照周制，古代五百家為黨，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合而稱鄉黨。《論語》中就記載了孔子在父老鄉親們面前表現得就很溫恭有禮，像是不會說話的樣子。但他在宗廟裡、朝廷上，卻很善於言辭，只是說得比較謹慎而已。從這裡可以看出，即使是學識和智慧超出常人，孔子還是很注重處理鄉黨之間的關係，對待鄉黨態度溫和恭順。

《論語·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從史料看，最早成規模的鄉黨集團莫過於跟隨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的功臣集團——豐沛集團。這一功臣集團的主要成員以劉邦的家鄉泗水郡沛縣和豐邑籍貫為主，主要成員包括蕭何、曹參、周昌、樊噲等人，《史記》對上述功臣的基本記載包括：“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主吏，功曹也。”；“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裡。”；“周昌者，沛人也，及高祖起沛，於是從沛公。”；“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總的來看，除了蕭何出身秦朝基層官吏外，其餘人等大都是平民出身，正是憑藉劉邦鄉黨的身份，豐沛功臣集團相互扶持，社會關係交錯複雜，成為主宰漢朝前期朝政的主要政治力量。

到了西漢末年，東漢光武帝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也是黨——南陽、潁川家鄉集團，如劉秀的老同學“雲臺二十八將”之首的鄧禹、南陽人賈復、馬武、潁川人祭遵等。這些人都是劉秀的老鄉，有的參加過綠林軍，有的是劉縯、劉秀兄弟所率領舂陵軍的老班底，都是反莽聯軍的骨幹。很多人還曾和劉秀一起參加過那場罄天下於一戰的昆陽之戰。

三國時期，雖然劉備因為四處流竄，待到他在益州奠定基業時，自己在河北的鄉黨大都依附於曹魏政權，孫權雖是江東人士，可孫氏家族起兵還是依靠淮泗集團為基本班底，但是，地盤在北方的曹魏政權主要依靠跟曹操有地緣關係的沛譙集團；司馬氏取代曹魏政權，則是主要依靠與自己有地緣關係的潁川士族集團的支持。在南北朝末期和隋唐時期，來自關中地區的關隴政治軍事集團成為了北周、隋朝和唐朝主要的依靠力量。

到了北宋時期，圍繞是否變法的問題，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與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展開激烈交鋒，但即使是在守舊派內部，也存在以地緣關係劃分的不同派系，出現了所謂的“蜀洛朔黨爭”。 洛黨的政見，與王安石多有異同。他們也像王安石那樣，主張以理想來改造現實，他們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謂"王道"的典範唐虞三代。蜀黨對政事的看法較洛黨柔軟，言事論理不執於一端，朔黨多為實務派官員，主張通過權衡漢唐的利弊，來進行逐步的改良。

到了明清時期，隨著科舉制不斷完善，鄉黨文化不斷升溫，各地同鄉會館如雨後春筍湧現，鄉黨和鄉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明朝建國之初，跟隨朱元璋起家的淮西老鄉功臣組成了勢力強大的淮西功臣集團，使得朱元璋也對此頗為忌憚，不得不採取多種措施藉助“胡惟庸案”、“藍玉案”等大案，先後剷除了絕大多數淮西集團領袖人物，確保皇權集中在自家手中，與此同時，以劉基為首的浙東集團也逐漸形成，對淮西集團形成一定程度的牽制。明朝後期以江南籍貫士大夫為主組成的“東林黨”更是將明朝的鄉誼“朋友圈”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於江南科舉文化發達，進士出身進入仕途的官員眾多，為了維護自身代表的大中地主地位和新興商業勢力的利益，勢力強勁的東林黨人以地域為紐帶，大大地影響了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決策。

東林書院

山西會館

就清朝而言，不僅民間同鄉聯誼風氣盛行，在官場上更是以同鄉關係相互迴護依附，同氣連枝。晚清時期的以鎮壓太平天國和推行洋務運動著稱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無疑是近代官場以鄉誼結黨的典型。曾國藩出身湖南，他在興辦團練練成湘軍的過程中，勢力不斷坐大，他推薦任命了眾多的湘軍將領，絕大多數都是湖南籍。史學家羅爾綱曾經在《湘軍人物表》中統計，在可考的156名湘軍將領中，湖南籍者達130人，佔83%。李鴻章則是格外青睞安徽同鄉人士，極力扶持培養。

鄉誼和鄉黨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鄉黨文化映射在官場中，就形成了鄉誼。鄉誼本來是一箇中性詞，畢竟每個人都來自一個地方，或多或少地有帶有家鄉情結，明清時期長盛不衰的同鄉會就是鄉誼文化的具體化。但是，在古代官場上，鄉誼往往會被異化，從較為單純的同鄉情誼，上升為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同鄉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並由此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一是引薦提拔官員往往只問籍貫，不問學識能力。

晚清重臣李鴻章也是一個特別看重鄉誼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鴻章曾很無奈地說過一句話，官越做越大，親戚也越來越多。李鴻章晚年坐鎮北洋時，只要是安徽來的老鄉有事相求，但凡能辦到的，他都會一路綠燈開到底。結果搞到最後在他的軍營裡，有些權力的崗位幾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沒插足機會。李鴻章還對扶持後進官員進入仕途十分看重。李鴻章說自己“率鄉井子弟為國家殺賊保疆土”，這些人於國有功，因此“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由於李鴻章顧及情面而姑息縱容，導致淮軍軍紀敗壞、名譽掃地。

李鴻章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李鴻章由天津入京覲見皇帝，按照正常安排，他應該到京城後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當他聽說當年有加試“恩科”，順天鄉試就在這兩天將要揭榜時，就臨時改變主意，等到鄉試揭榜後再返回任所，並設宴招待參與考試的安徽舉子。榜單揭曉後，李鴻章得知當年所中的舉人竟沒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憤怒地質疑道：“咸豐戊午科順天鄉試也沒有一個安徽人，今年又鬧出柏中堂那樣的亂子了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咸豐戊午科順天鄉試的主考官。在那場考試中，因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賄賂，這件事被他的政敵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結果柏葰被朝廷處死，以儆效尤。李鴻章這句話的言下之意：主考官如果不錄取安徽人，就是徇私舞弊，就會落得柏葰那樣的下場！但從李鴻章這句帶有賭氣意味的話，當時官場鄉誼之風之盛，風氣之邪可見一斑。

二是官商勾結成風，為家鄉爭取利益，不惜罔顧朝廷利益。政商關係自古就是一個既複雜又敏感的問題，可謂剪不斷理還亂。古代，政府壟斷鹽鐵、礦山、海貿等暴利行業，或授予商人經營，或直接被官員佔有。慢慢地，官與商之間形成一種穩定的利益結構，為了維護自己家鄉商人利益，朝廷官員往往不顧大局，以犧牲朝廷利益為代價，甚至引發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明朝中後期，明朝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出現，而此時明朝正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如果對新興的商業礦山徵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財政危機。但是，明朝萬曆年間，即使是在萬曆帝下令派出礦監稅使的情況下，每年只收區區300餘萬兩銀子的商稅。此時與江南商人勾結，甚至本身就參與商業活動的東林黨人，在在反礦監稅使的“鬥爭”中，表現尤為突出，各級官員上書不斷。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請停礦稅疏》最為尖銳，他直接質問皇帝：“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東林黨二號人物葉向高，入閣前就上書要求神宗撤回礦監稅使。“不言利，只言義”、“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

三是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鄉誼還會違規干預各種案件審理，影響司法公正性。

結語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熟人社會，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涉及到各種社會關係，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鄉黨關係和鄉誼則是社會關係中最牢固的類型之一，最遲在秦漢之際，鄉誼和鄉黨關係就已經在政治領域成型，併產生重大影響。鄉誼本來是一箇中性詞，在古代官場上，鄉誼往往會被異化，從較為單純的同鄉情誼，上升為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同鄉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並由此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一直到了近現代，鄉誼的異化，仍然流毒不淺，值得後人引以為戒。

參考資料：《論語·鄉黨》、《史記》、《明史》、《清史稿》、《清稗類鈔·詼諧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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