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俪文在经过南北朝的发展之后，在唐朝走线了人生最后的巅峰。在朝堂皇帝圣旨的撰写、政令的颁布都要文学修养良好的官员来担当，善于行文的翰林学士逐渐代行宰相之职。在民间文学更是被奉若神灵，通过文学考取进士科的进士更是被当做崇拜的对象。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学崇拜、神圣化的过程中，进士科考试逐渐成为文学功力的考试。文人呕心沥血的写出一篇篇辞藻华丽、文字优美、内容空洞的文章来粉饰文学功底。这种现象到了中唐时候达到极其，文学开始变成一种用来粉饰辞藻，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这时候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对文学之风的批判与思考。文学的神圣与崇拜不应该脱离对道的追求，不应该脱离对现实的表达。
韩愈
一场让文学思想回归朴实的“古文运动”在悄然酝酿。韩愈高举“复古”大旗，提倡学古文，习古道（儒家思想），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一运动得到同时代文学大家柳宗元的声援之后声势大振。很快在文学圈掀起了倡导儒家文化、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斗争浪潮。很快取得两人倡导的“文以明道”写作思想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在明代评选的古文八大家中成为唐代唯二入选的两位。柳宗元去世以后托孤韩愈，韩愈为柳宗元做《柳子厚墓志铭》，两位文章也并称“韩柳”。然而在这背后两人却有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从政治到历史再到思想，两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一起来看看吧。
柳宗元
穷苦孩子与官宦子弟的相识，志向各异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韩愈三岁时，父亲韩仲卿逝世。韩愈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不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自此韩愈与寡嫂相依为命，先在河阳居住，不久后又避居宣州。在宣州，韩愈在艰难困苦中逐渐长大，勤勉读书，学得满腹学问。可是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悉数落榜，直到公元792年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韩愈写了一篇令自己作呕的“锦绣文章”终于进士及第。到第二年韩愈参加当时最受学子崇拜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再次落第。这一年的进士科考试中有一名学子名叫柳宗元，年仅21岁，这是他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是进士及第。
孔子雕像
公元796年韩愈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失败后，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公元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
公元799年韩愈任，泗濠节度使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公元801年韩愈通过吏部铨选。不久后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
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韩愈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柳宗元由蓝田尉入为监察御史里行。同时任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张署、李方叔等，他们在一起共事，很快结成了朋友。同为监察御史，韩愈与柳宗元在这一时期因为相似的性格，逐渐成为好友，一起切磋诗文。
监察御史腰牌（明朝）
这一时期韩愈提出了代表“古文运动”序章的“道统说”，以并以重建儒家道统者自居，倡导儒家思想复兴，并初步形成了对文章写作的看法。在韩愈的《答李诩书》和《答尉迟生书》中初步提出了文与道的关系——以道为本，道决定文。这与后来韩愈在《答李秀才书》提到的文以明道思想下切合：“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此时科举、仕途一帆风顺的柳宗元在思想上则稍显稚嫩，对于文与道的认知未深究，只是表露出文归于道的思想。在柳宗元的《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褐》说：“其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此时的柳宗元仕途一帆风顺，满心都是“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在思想上自然稍有不及。
古文大家欧阳修文章掠影
道不同不相与谋，韩愈柳宗元走向陌路
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东宫与台、省官员十数人“密交”往来“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以王坯、王叔文、韦执谊为首的“革新党”正式形成。同年，出任监察御史的柳宗元加入了“革新党”，很快成为了“革新党”核心成员。同为监察御史的韩愈却因为两次担任节度使推官不被“革新党”接纳。“革新党”形成之后很快便出现革新党为朋党的说法。作为监察御史的韩愈对于“革新党”也保持相同的看法，认为“革新党”已经成为朋党。在与柳宗元、刘禹锡等私下聊天之时曾经流露出“革新党”为朋党的看法。贞元十九年冬，京师大旱，韩愈上疏请缓征今年赋税，疏上，韩贬阳山令。韩愈怀疑这次被贬是柳宗元与刘禹锡告密，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写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从此之后韩愈与柳宗元在永叔革新上走向其两端，韩愈站在了宦官俱文珍一方，反对永叔革新。
刘禹锡
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争论
宦官与藩镇问题是两人思想斗争的最先爆发点，在永叔革新中韩愈站在宦官与藩镇一方反对永叔革新。在永叔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两人展开了关于宦官与藩镇的一系列争论。安史之乱以后，各节度使势力大为膨胀，他们的职位多是父子兄弟相承袭，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独立运行，所谓“号称落臣，实非王臣”，俨然成了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
藩镇割据
保守派韩愈为了维护分裂割据势力的既得利益，保全中唐分裂、衰败的政治局面，蝎力歌颂落镇割据是“守天子土地”，赞美藩王争夺势力范围的分裂活动是“
开镇蛮荆、“以藩王室”柳宗元指出，中唐推行分封制，使藩镇割据势力逐渐坐大，继而恶性膨胀，成为独立王国，破坏国家统一，对抗中央政权，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肆无忌惮地扩充分裂割据的势力范围。柳宗元作《僧王孙文》、《赖蛾传》斥责藩镇的割据行为。对于藩镇的割据，韩愈吹捧分封制是“先王之法，、“圣人之意”认为分封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柳宗元考查实行分封制的历史和现状的结果表明：分封制已经腐朽了。在此基础上，柳宗元进一步从理论上批判了韩愈复辟分封制的谬论。针对藩镇柳宗元指反对朝廷对藩镇妥协、退让，“宥而不诛”《剑门铭》，主张“除恶务本根”《右靖邦十四句》，“非兵胡以定乱”《愈青盲疾赋》，主张用暴力荡平分裂割据的武装力量。
宦官控制下的小皇帝
两人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宦官掌权问题，韩愈主张“以宦制藩”。韩愈在《送汁州监军俱文珍序》，俱文珍是“冲天鹏翅”、努力宣扬“以宦制藩”的政治主张。然而这一次韩愈的思想简单了，据史书载可知，不少藩镇王都和朝廷宦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藩镇割据往往由于某些反动宦官的支持，有的宦官是藩镇的监军（俱文珍曾经是汁州监军）。柳宗元针对这一主张作寓言故事《罴说》，说的是一个猎者，为捕鹿，始而引来貂，继而引来虎，最后引来罴，结果非但没有捕获鹿，自己反而被罴吃掉了。最后更是直言针对这一说法指出：“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黑之食也。”来说明“以宦制藩”不切实际。
两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两人政治思想的不同，从现代角度看，韩愈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两方面的政治主张，不如柳宗元见解透彻，可是韩愈的观点在当时来看也是无奈之选。
天与自然
天人思想的哲学观念之争
天人思想指正其实是哲学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争论。韩愈天与人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自然存在物。天是世间元气阴阳，在存在是为了清静无为、休生养息；人类存在是为了吃喝拉撒、繁衍生息。人的存在破坏了天的自然存在状态，所以就会“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出自韩愈《天说》）”柳宗元针韩愈这一说法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天说》，又针对屈原的《天问》写了一篇文章叫《天对》，阐述了自己的天人观点。柳宗元认为：天地和草木一样，都不过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没有人格，没有就不可能“赏功而罚祸”。韩愈与柳宗元的争论其实是当时社会上流行两种思想流派的代表。封建社会统治流行君权天授的说法，同时用大量的迷信思想愚昧众生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韩愈作为儒家思想继承者，自然站在维护君权一方。而柳宗元在自知仕途渺茫之后所探寻的天人关系更加科学、唯物，接近本质。
孔庙前的孔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批判性尊儒
韩愈以重建儒家道统者自居，倡导儒家思想复兴，对于秦汉以来的儒家思想全盘接受，不论褒贬。并将儒家思想作为唯一思想价值观念，排斥除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体系，大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柳宗元主要致力于为国家振兴、统治统一服务政治儒学，而非泛泛地宣扬和拔高儒学的重要性。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儒学，将之视为一个主流学派加以辨析、批判、接受。韩愈的儒学狂热和对异教的排斥，为儒学复兴添加了一份宗教之争的色彩。
荀子儒家思想
归结两人儒家思想分歧差异，在与两人建立的儒家思想中对道的定义不同。韩愈对道的定义是儒家思想“仁义”的道，这种道是排斥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的。韩愈倡导恢复孟子以上儒学体系，将道教和佛教都打为“异端”，视儒家为天下唯一的道。而柳宗元在道的定义则是“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对道的定义为道是根据需要，选择性变化的。柳宗元是一个很务实的思想家，他对道的定义着眼于眼下，能够服务于眼下局势的就是道。显然儒家思想并不能解决中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局面，因此柳宗元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的批判性的，是选择性的。其批评儒家经典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学术论争性质，属于学术研究范畴，并无思想流派之争。
道教思想
儒释道三教的存在与发展都是统治者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而倡导引领的。像韩愈这样誓要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的极端排他思想实属少见，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跟本情况。一个思想的发展壮大必有其存在土壤和利弊，柳宗元对思想教派的利用就相较于韩愈更加灵活。柳宗元晚年在柳州活用佛教思想推进柳州水井、水利发展就是柳宗元“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实际运用。这也符合实际发展的需要。
柳州发展离不开柳宗元的开发
古文运动中两者文以明道的差异
韩愈是最早的古文运动倡导者，也在很早时候提出文以明道的思想。上文已经提到韩愈在愈在《答李秀才书》提到的文以明道思想下切合：“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而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思想则是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 “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唯一的不同点在于韩愈对道的解释是“古道”即上面提到的儒家思想；柳宗元对道的解释则是：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宗元的道“取道之原”儒家思想而又脱胎于儒家思想。韩愈的带是古人之道，柳宗元的道是来源于古人的自己的道。准确的说韩愈是在传道，而柳宗元在明道。柳宗元后期所写文章大多是以实际为出发点，结合自己观点，阐述思想主张，而不是单纯的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阐述思想。
古文运动的实质是儒家思想复兴
史学态度争论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被任命为考功郎中和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韩愈修《顺宗实录》有两个原因，第一、韩愈当时反对永叔革新，第二、便是当时韩愈在文坛的名声已经很高。《顺宗实录》修撰属于当朝人修当朝史，是一件很容易出人命的活。于是韩愈写了(与刘秀才论史书》，表达他对于史官的态度和自己做史官的看法。
注：韩愈所修的《顺宗实录》已经有人修撰完毕，他是负责再次修改。修改原因相比各位也知道，顺宗禅让这段历史内容的问题。
司马迁
韩愈认为史书的褒贬之法与实录精神史官很难企及，他认为史官的命运大都不好，“不有人祸，则有天刑”，韩愈列举了孔子、齐太史兄弟、左丘明、司马迁等人的悲剧命运来说明。他还认为个人力量小，无法写尽当朝历史人物，又指出历史资料整理起来很困难，他勉励后生担当这个重任。在永州看到韩愈写的《与刘秀才论史书》觉得“私心甚不喜”，写信给韩愈《与韩愈论史官书》对他的几个论点进行批驳。认为韩愈连史官都不敢做，又怎么做御史、宰相呢?他接着批驳史官因为写史而命运不好的观点，认为这些人的命运都不是由于当史官引起的，而是咎由自取。希望韩愈大胆的写出顺宗年间的实情。
顺宗实录
韩愈柳宗元的主要分歧集中表现就是史官应不应该说实话！韩愈说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又列举了一些史官的例子其实是在说史官应该存在畏惧之心，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可是这份畏惧之心又让韩愈觉得愧对史官这一神圣的职务，违背了自己的道。柳宗元则是告诉韩愈作为史官不应该有畏惧之心，应该大胆秉笔直言，“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现在来看，韩愈与柳宗元之所以在史官这份工作上态度存在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韩愈深知《顺宗实录》修撰的艰难和其中暗藏的危机，而柳宗元将来的荣辱则全部系于这部《顺宗实录》。事实也证明，韩愈就算是很委婉的将《顺宗实录》修撰完成，也没能让统治者满意。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韩愈修完之后，再次被人修改。
柳宗元衣冠冢
临终托孤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四十七岁的柳宗元在柳州病逝，柳宗元临死前写信给韩愈和刘禹锡，托孤于两人。同年韩愈上《迎佛骨表》被贬潮州。韩愈撰写了《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等文字悼念柳宗元。在《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
有容乃大
后记，相处中的你我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或许韩愈柳宗元的争论是一场留给历史的双簧。时局的走向只有变革与守旧，两人各选一边，总有一条路是通顺的，无论革新失败与否，总有一线生机；韩愈倡导了独尊儒家思想，又担心后人为儒家思想的固化。于是有了柳宗元辩证唯物主义的儒家思想；韩愈发觉自己提出的天人学说不对，多年后让好友柳宗元辩论天人关系，引起人们重视；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引导文以明古道，柳宗元则是宣传文以明今道；韩愈知道《顺宗实录》必难完存，自己照实修缮亦是无用，两人来了一场史官的辩论告诉后人历史的辩证。
宽容
韩柳交谊，多有差异，然其思想基础相同，均为儒家思想。这也注定了两人在不断的辩论之中成为亦师亦友的敌人。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人与人相交，应求同存异，两人的对事待物的观点可能出现不同，只要两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目标，坎坷不必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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