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孟彥弘
2010年的三四月間，在朋友們的一個內部網站上曾寫過一個帖子。日前，一位朋友又與我聊起論文的數量、質量等話題。我說，我是主張質量第一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自己寫得東西少而又少，於是便只得強調質量；否則，自己都覺得汗顏。強調數量的學者，多半是因為自己的著作等身，揚名立萬。這位朋友聽了，笑謂“屁股決定立場啊”。我答道，也還有些追求不盡相同之處；盡歸之於屁股，也有失全面啊。玩笑開完，才想起一年前自己曾發過一些感慨，於是稍加整理，貼出來，博大家閒來一粲。中年人的感慨，既無年輕人的可愛，又無老年人的世故，讀了不免有做作之感。這是需要打個預防針的，以免嘔吐。
去年十月份，在往復（www.wangf.net）的書林清話，有人貼出了中華書局影印的《全宋詞審稿筆記》（王仲聞撰，唐圭璋批註）的《出版前言》，其中引用了夏承燾的一條日記。我看了，順手翻了一下夏的這條日記。於是，就將此書放在枕邊，每天睡前看上三四十分鐘，斷斷續續，看了一個多月，到十二月份總算翻完了。我本想看看1949年以後，夏先生是如何面對被改造的；結果比較失望，因為夏先生似乎很自然地就接受了改造。不過，他的日記中有不少治文學史的學者的掌故，像任銘善、蔣禮鴻、王季思等，一再出現於日記。其中，夏先生很佩服王季思，很誇讚他的學問。於是，我便在網上陸續買了他的《玉軒輪古典文學論集》《玉軒輪曲論新編》；此前，我已有他的《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玉軒輪曲論》和《王季思學術論文自選集》。粗粗看了一下，王先生的許多東西都有太強烈的時代背景，可能在那個時代，他的認識能跟上那個時代的要求，所以，他的東西才會被像夏先生這樣想跟卻有些吃力的人看重吧？那個時代結束了，這些文章的意義也打了一些折扣？
八十年代以後，此前三十年的學界環境被終結了。雖然還有一股股的學術熱——如文化熱、社會史熱等，但畢竟，學者可以選擇不投入其中了。即使如此，我們辛辛苦苦，看書碼字，寫出這點東西，究竟能有多少值得留下來，被後學者記住呢？
當然，在現在強調學術規範的背景下，被人引用的機會增多了。不過，所謂引用，也不能太當真。有的作者是為了炫博，廣為引用，連三四流的論著也引一下，以示自己兼收博採；有人是為了將自己打扮成很符合學術規範，才東一下、西一下，亂引一堆；有人是假引用——關鍵受人啟發之處，不引用；而在不經意的小地方，引一下，表示自己看到了相關論著。最牛的，是一些論著不得不引。比如，一部有關魏晉南北朝的論著，無論是什麼題目，後面的參考書中，都要列出陳寅恪、唐長孺的論著；有不少著作，還要將他們的著作重複列出，既作為論文列出了論集中的論文，又作為專著列出了論文集。也許，這些被迫徵引的論著，才是真正能留下來的東西？
其實，能混到被迫徵引的行列，這些被迫列出的被徵引的論著，也未必真的都值得“留下來”。很早以前，曾跟一位同行朋友胡聊，他說，應該在論著目錄前面打星，免得讓學者一篇篇找、一本本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開一看，全無參考價值。現在，他正在編《魏晉南北朝史論著目錄》，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實踐著自己的“打星理想”。
有朋友說，寫出來的東西，對得起自己就可以了。如果後人在讀自己書時會自然地贊一個“這人，寫得還不錯”，或“這個人，還有點學問”，那就更好了；這可比在拜碼頭式的文獻徵引中被記住要強多了。
不過，細細一想，能對得起自己的話，實在是把雙刃劍。有的人，會僅僅以此作為安慰自己的理由，低頭拉車，不必抬頭看路。有的人則不然，會覺得自己的論著，篇篇都好，本本都可以傳下去，正所謂“老婆是別人的好，論著是自己的好”；久而久之，自我膨脹，看著碼在地上的一摞書，不僅有著作等身的自豪感，而且覺得自己就是大師了。這更麻煩。
我想，從理論上說，治學的境界（不是單純指學術水平和貢獻）大致可以分為幾類。一，質高量多；二，是質高量少；三，無量當然談不上質；四，是製造垃圾。第一類，須仰視才見，但脖子抻久了，容易疲勞。第二類，可以讓我們時時警醒。第三類，最值得人尊重。第四類，最令人厭惡——只考慮自己，不考慮這個世界；現在的全球變暖，他們是有責任的。
如果一位學者的論著，質很高；在保證質高的前提下，量也很大，那是可取的。可事實上，即使是一流（這確實說的是等級了）的學者，作品也往往參差不齊。我有點納悶，從學問上，已躋一流；從世俗的觀點看，要什麼有什麼了，何必還要為了寫而寫呢？
第三類學者，在我看來是見過世面的，是屬於“沒吃過豬肉，至少見過豬跑”的。不管是人家因為水平低而寫不出來，還是有水平而只述不作，人家都沒有製造垃圾（如系前者）或不屑製造垃圾（如系後者），沒有浪費紙張，同時也沒有浪費讀者的時間。即使屬前者，這個態度難道不令人肅然起敬嗎？！特別是在現在給津貼、定待遇，都主要是靠數量的管理體制下，這一點尤其難能可貴！——能寫出好東西來，咱就努力一把，寫一寫；實在寫不出好東西來，咱就不寫。寧可不寫，也別製造垃圾。這樣的人，不值得敬重嗎？
其實，真正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貢獻，在我看來，第一是質，即深度；其次，是在達到這個質的基礎上的廣度；第三是所討論或解決的問題對我們認識一個時代或一個專題具有怎樣的意義。深度，和達到這一深度的廣度， 才應該是評價一個學者學術貢獻的標尺吧。就歷史學科而言，一個學者一輩子只挖一口井——這口井，無論是論題，還是材料——總不大好。
這又涉及所謂專著的問題。有人以為出一本章節序列清楚者才能算專著；論文集，不算。一位治清史的極有貢獻的老學者的學生，就曾不無遺憾地發過這樣的感慨，認為老爺子“沒本專著”。其實，這種遺憾實在多餘。試想，一個重要的問題，研究得也非常深入，如果一位學者用了三五萬字完成了，這是論文；如果用十幾萬字完成了，印成了一冊，便屬專著？顯然不能這麼看。所以，不必斤斤於區分論文還是書，這只是表達的形式而已。
如果一定要用“專著”來表示，我意，除上述兩點之外，要再加一點，即對一個問題，以及與這個問題相關的其它問題，都要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和認識。比如，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我們可以視之為專著，雖然其中的意見，我們也未必都同意。照這個標準，圍繞一個專題所寫的系列論文，即使印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專題論集，而未見得是專著。其實，在我看來，寫論文、出論文集，是治學的不二法門。不必將論文改寫，加上一些承轉啟合式的技術處理，打扮成所謂的專著。也不宜將學術侷促在一兩個題目上或很小的範圍內。關鍵是深度。對一個問題，對一個時代，有系統而深刻的認識者，畢竟是少數；在一些專題上，能有相當深入的探討，即可。
現在各學術單位都很重視考核，通過考核才能定級，定了級，才好定種種待遇，而考核的主要標準，就是數量。這似乎也實在是有些不得已的。但也許，這是因為執事者生怕這幫學者偷懶，浪費公帑吧。其實，教授治學，跟流水線上的工人做工是不大一樣的；工人做工，是為別人，教授治學，是為自己。成就大、水平高，是自己的事；成就小、水平低，也是自己的事，都跟別人沒有關係。量化的結果，不大可能讓庸人變成大師，只可能讓一個潛在的大師，為應付數量而淪為庸人。倘若因取消數量的規定而讓若干偷懶者矇混過關，而最終卻使可能成為大師的人能沉下心來耽思苦學，也未嘗不是一個“合理的成本”吧。制度的設計，總是應該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不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學術，就是質；量，沒有意義。
當然，一個學者的水平的高低、成就的大小，都只有在將來的學術史上才能看得出；當下，一般是不容易得到論定的。需要沉一沉，才行。我的老師曾評價他的老師的論著，說：“經過時間檢驗，站住了！”所以，對別人的誇讚，大可高興；對別人的批評，則不必咬牙切齒。自己的作品已經發表，好也是它，壞也是它。好的東西，不會因別人的批評而失去光輝；差的東西，也不會因為有人吹幾句就能流傳下去。所以，不要把學問太不當回事，也不要把自己太當回事。一切，等學術史來審判。如果一個學者，人還沒死，他的論著就已經死了，那忙活一輩子，實在是瞎忙活，還不如不忙活的好。至於一個學者，一退休，不再參加學術活動，便被學術界遺忘了；回想起在退休前的東奔西跑，甚至還時不常地在開會時坐坐主席臺、照相時坐在偏中間的位置，是不是會感到有些滑稽呢？
人在沒有退休時，除學術之外，所爭的，恐怕一是錢，二是緩退或乃至不退；再高尚一些的，也就是作學界領袖，俗稱之為“做點事”了。如此而已。一位朋友說， 當了教授，就別無所求了，因為沒個職稱，總覺得不大好看，但有了職稱，還斤斤於級別、待遇等等，一來難免受制於人，二來，也實在有些太累了——等將來真正退了休，回過頭一看，其實是白忙活一場。說到底，能念念書，喝喝酒，吹吹牛，寫點經過認真唸書、認真思考而後的所謂文章（至少自己覺得還算滿意），讓後學讀了，覺得此公非混子，於願已足。既不必叱吒風雲，引導別人作學問，也不必摻水式地拼命著書，求虛名圖實利。
再過十年，我就退休了。人到中年，就像爬山即將登頂，前面是什麼景緻，雖未能目睹，但憑想象似亦可猜得八九不離十了；至於走過的路，歷歷在目。既知已往，又知前程，是不是有一種，再往前走、也興味索然之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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