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 | 聶麗平
對於法國作家埃裡克-埃瑪紐埃爾·施米特來說，他擁有兩次生命，一次始於1960年，一次始於1989年。1989年，他和10個人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攀爬一座3000米的高峰時，他錯下到山的另一面，與其他人走散了。他在沙漠中獨自迷路30多個小時，沒有水，沒有食物，他以為自己將面臨死亡。但在晚上，天空中出現一抹火焰，一道“不可思議的神蹟”，施米特“度過了最美好的一個夜晚”。而在第二天，他與前來尋找他的隊友相遇，成功脫險。
這是一個難以被理解的奇遇。但在施米特看來，那個夜晚徹底改變了他，他從無神論者變為了天主教徒，並有意識地想要成為一個作家。雖然他在十幾歲時起就開始寫作，但從那時起，他才辭掉哲學教授的教職，決意成為職業作家。1994年，他的戲劇《來訪者》斬獲三項“莫里哀戲劇獎”；至今，他出版了48部小說和戲劇作品，均寫於沙漠之旅後。
影響或許不止於職業軌跡的改變，施米特的小說有一種古典的浪漫氣質，雖然書寫人性與命運的複雜，也不乏幽暗人性的描寫與社會現實的描繪，但卻展露出一種對人道價值的尊崇與對生命的尊重及信任，充盈著療愈的氣息。
比如他的小說《奧斯卡與玫瑰奶奶》，講述了一位罹患白血病的10歲男孩的故事。在故事開始，男孩奧斯卡得知自己無法痊癒，但父母、醫生、護士都不願意和他談論此事，他不得不孤獨地面對痛苦。而他遇到了一位“玫瑰奶奶”——穿著粉色上衣照顧病人的志願者，她並不避諱和奧斯卡談論死亡，並建議他玩一個哲學遊戲：把接下來的每一天都當作十年來過，在每一天晚上，把這一天當作十年的內容來寫一封信。通過寫這十封信，奧斯卡想象了一段百歲人生，並因此懂得珍惜時間，也懂得生命將會終止。
施米特在成都的一次演講中說，也許有些人誤解了生命或者生活，“能夠活著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施米特不止一次提到這個觀點：“生命是一個禮物。”因此，在他的作品裡，不僅有學會接受生命本脆弱的奧斯卡，也有在罪惡、黑暗、悲劇面前的救贖者——救贖別人，也救贖自己。在《狗》裡，集中營倖存者薩米埃爾·埃曼選擇寬恕向納粹告密的同學；《紀念天使協奏曲》裡，阿克塞爾和克里斯互相救贖，最後一同死去，屍體像雙胞胎一樣頭對腳纏在一起沉入湖底……
施米特執導電影《有關歐柏特》劇照
“救贖，使得善與惡產生強烈的反差和對立。有多少的善，就有多少的惡。但實際上，我覺得只有擁有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才能更好地去面對黑暗的一面。在處理非常嚴肅或者悲觀、悲慘的話題時，能夠帶著光明的態度去寫作、去審視、去感受這些黑暗面，反而能做得更好。”在北京的新書分享會上，施米特如是說。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施米特“快樂的秘方就是要熱愛每一個瞬間，熱愛每一刻”。
“但很多人陷入情緒問題是因為社會性、結構性的問題，並非心態問題”，當我將這個問題拋向施米特，他表示，這些問題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但樂觀主義者相信人類，相信人的力量能改變世界，因此他們會想辦法面對並解決這些問題。
他寫道，“一切智慧都始於接受痛苦。”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拒絕痛苦的時代。他的短篇小說《火山灰下的一顆心臟》講述了一個愛自己的外甥勝過親生兒子的女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女人的外甥患有心臟病。某天，她的兒子死於一場意外，簽署了器官捐贈協議的他，在死後被摘取了某個器官；而在同一天，她的外甥接受了心臟移植。或許是為了彌補對兒子缺失的愛，或許是出於負罪感，女人懷疑是外甥“奪走”了兒子的器官，於是決意殺死自己的外甥。與此同時，另一個女人，也在同一天失去了女兒，她產生了相似的懷疑，決定綁架這個“奪走”了她女兒心臟的人……
綁架或者謀殺，施米特將兩個女人的行動，解釋為無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因無法直面自己的痛苦而採取行動以消除它，正如很多人因無法直面痛苦，渴望採取行動而自殺，他說，“我們這個離奇的時代拒絕痛苦。在經歷了以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那個人為標誌的基督教信仰的許多個世紀後，我們的物質世界趨向於撤銷受難。當我們感覺痛苦時，我們吞下藥片或去找治療師。”
當我們將精神的痛苦用可被辨認的症狀表達出來，用生物醫學和精神醫學去治癒痛苦，我們是不是在製造更脆弱的“現代自我”？至少在施米特看來，精神疾病並非物質所能祛除的。而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他說自己就像是《奧斯卡與玫瑰奶奶》中的玫瑰奶奶，試圖用故事治癒讀者。
施米特執導的《奧斯卡與玫瑰夫人》電影劇照，根據他的同名小說改編（小說有兩個譯名）
“我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關心我到底是誰，我只要達到了某一種平衡或者是不平衡的狀態，並且在這種狀態裡能夠有非常充沛的靈感去寫作和創作就可以了……蘇格拉底曾經說‘認識你自己’，而我說‘你要不認識你自己’。我不想知道我是誰，只要我能夠繼續前進就好了……我不滿足於只寫一輩子，我覺得一個人的人生並不夠，我想寫幾千個人的一輩子。”
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共情能力很強
新京報：《看不見的愛》這一部小說寫的是隱秘的愛，你在後記裡寫，想象的生活是真實生活的基礎，這個主題是怎麼產生的？
施米特：《看不見的愛》中的人物，表面上經歷了一系列有關愛的生活，但在背後其實經歷了另一場看不見的愛，而那也許是更重要的，雖然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幽靈般的愛很常見，我觀察他們，觀察那些人物，他們的經歷感動了我，我就把它寫出來了。
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就是共情能力很強。即使你沒有說，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緒。我能夠看到人身上的缺憾，光和影的變化。
《看不見的愛》，埃裡克-埃瑪紐埃爾·施米特著，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9月版
新京報：在《看不見的愛》的後記裡，你寫異性戀的結合因有約定俗稱的社會模式的統治，反而沒有同性戀自由。你也多次在小說中寫，男性的出軌並非因為不再愛自己的伴侶。所以，我很好奇你怎麼看待婚姻這種契約關係？
施米特：正常的夫妻受到法律保護，可能會更加鬆懈，因為不需要遵守很多規則。但在我寫作的那個年代，同性戀在法國還不受到法律保護，他們必須自覺地制定一些能讓關係維持的規則。如果異性戀夫妻也能像他們一樣自我約束，就會有更多幸福的夫婦，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新京報：你的共情能力或許也體現在寫作過程中。你在寫作的時候，你筆下的人物會佔據你，比如會變身成老夫人、連環女殺手，甚至如果筆下的是個壞人，他會增強你身上的惡意。而杜魯門·卡波蒂的理論是，作者應該先殫精竭慮，把自己的眼淚哭幹，在很久以後才動手，要確保有一顆堅定冷靜的頭腦來寫作，不知道你怎麼看?你覺得需要在寫作時與人物和故事保持距離嗎?
施米特：對於我來說，兩者皆有：一方面，我與人物保持一定距離；另一方面，我傾聽他們，服從他們。如果我的人物是個跛子，那我也會跛腳地走。這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一個演員進入角色，我讓書中的人物也進入自己。
我曾寫過一本關於希特勒的小說，寫這部小說時，我的家人非常緊張，因為我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人。那段時間，我的姐姐生病了，所以我幫忙照看她的兩個孩子。有一天，當我寫完這部小說，我從樓上下來，我的小外甥看著我，他對我說，你殺死了他，殺死了阿道夫·希特勒。我非常驚訝，問他，你怎麼知道？他說，這是六個月以來，我第一次看見你笑。
小說讓我們瞭解人性的複雜，並擁有了無數次生命
新京報：有位加拿大作家Marie-Andree lamontagne對你小說的評價是，“施米特對人道主義的重構正好符合我們這個有些無助的時代的需求。”我覺得這個評價恰如其分，你的小說雖然寫了人性和命運的複雜，但總體來說，展現的是愛與希望，而非黑暗與絕望，而且很多小說都有很好的結局。看起來，你是一個相信美，並且非常樂觀的人？
施米特：生命是父母給我的一個無與倫比的禮物。為了不辜負這個禮物，我們要儘可能地將它過得美好。樂觀和悲觀，在最開始時，其實說的是同一件事，也就是這個世界有問題，面對這個有問題的世界，有不同的態度，就有了樂觀、悲觀的說法。如果是悲觀主義者，他會認為現在很不好，而明天會更糟。樂觀主義者會認為，我們的世界的確有問題，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悲觀主義其實是一種怯懦，是一種逃避，悲觀主義者不願意面對問題。樂觀主義者正好相反，他有勇氣介入生活，想辦法改變它。樂觀主義者會盡一切可能改變世界，如果改變不了，他就想辦法改變自己的觀念。他接受生命這份禮物，並想辦法將其過得更好，充滿希望。這樣的話，到生命盡頭時，他會覺得這輩子沒有白活，我對得起我這一生。
《易布拉辛先生和古蘭經的花》劇照，根據施米特同名小說改編
新京報：可能很多人陷入情緒的泥沼，是因為社會性、結構性的問題，現在有一個詞叫政治抑鬱，又或者很多人的情緒問題與經濟頹靡、政治撕裂等問題有關。
施米特：這些問題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只是程度不一樣。所有人都會遇到不公正、衝突，沒有人能夠逃脫。而樂觀主義者並非他看不見這些問題，逃避這些問題，而是他想辦法面對這些問題。換句話說，樂觀主義者相信人類，相信人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歷史的進步是由樂觀主義者推動的，而非悲觀主義者。
新京報：在《火山灰下的一顆心臟》中，你描寫了人們越來越不能接受痛苦的這種狀況，兩位母親因無法接受孩子去世的痛苦而採取行動。所以，拒絕痛苦，甚至因此自殺，這是一種時代的孱弱嗎？為什麼會這樣？
施米特：那兩位母親就是悲觀主義者。我們現在身處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越來越缺少對精神生活，對人性的追求。一方面，我們的時代如此發達，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長壽，醫療技術發達，身體的疾病可以得到醫治。古時候，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小孩活不到成年，很多人三十歲就去世了，如果你牙疼，可能會疼一輩子，對於女性而言，生育是一道鬼門關。從那個時代演進到今天，其實並不遙遠。
隨著醫療條件的進步，我們有麻醉藥，會想辦法祛除一切軀體上的疼痛，而很多人天真地以為，我們也可以祛除精神上的痛苦。但事實上，並不可以。我們不得不面對生離死別，不公正，以及各種精神上的痛苦。我們的祖先擁有信仰，擁有精神生活，譬如，他們可以通過儀式來抵抗這些痛苦，而現代人將這些遺忘了。
我有一位在巴黎的朋友，上週有一個人闖進了她的房間，當時，那位朋友正和她兩歲的女兒在一起。因為這件事情，她受到了驚嚇，感到焦慮，難以入眠。於是，她去看醫生，醫生給了她抗焦慮、抗抑鬱的藥。這很不可思議。也許朋友需要的是傾聽與安慰，而非藥物。現代人面對精神上的痛苦，也試圖用物質的手段去解決，動不動就吃藥。
新京報：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小說？小說家在這個時代的作用是什麼？
施米特：讀小說的作用，就是了解自己與他人。沒有比小說更好的方式去理解人性的複雜。讀小說時，你會有代入感，如果你是一個女性，你可以在讀小說時變成男性，變成小孩，你可以成為很多角色。不管對於讀者還是對於作者，小說讓我們擁有無數次生命，而不僅僅是一次生命。即使是那種可能很無聊的愛情小說，也能教會我們一些東西，也許你能從中看到自己也會這麼愚蠢地去愛。
我繼承了法國以文學形式來闡述哲學思想的傳統
新京報：你的小說具有古典氣質。我想，你應該接受過莫泊桑等短篇小說家的薰染，對嗎？你覺得哪些作家對你的創作產生了影響？你的創作與法國文學傳統有什麼聯繫？
施米特：你說得對，莫泊桑是我寫小說的榜樣。我還喜歡其他作家，比如西多妮·加布裡埃爾·科萊特和喬治·西默農。無論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還是戲劇創作，對我的創作影響最大的作家，是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我的哲學博士論文寫的就是狄德羅。
狄德羅不是以哲學著作的形式闡述他的哲學思想，而是以童話、小說、戲劇等文學形式來闡述他的哲學。我就是繼承了法國這種以文學來闡述哲學的傳統。除了18世紀的狄德羅、伏爾泰，還有20世紀的薩特、加繆。
我還有一個榜樣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王子》的作者聖·埃克蘇佩裡。如果不是小時候讀過《小王子》，我不會寫《奧斯卡與玫瑰奶奶》。在很多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大家都認為《奧斯卡與玫瑰奶奶》就是一個現代童話故事，奧斯卡就像《小王子》故事裡的小王子。
《奧斯卡與玫瑰奶奶》，埃裡克-埃瑪紐埃爾·施米特著，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8月版
新京報：當代很多短篇小說，沒有人物的發展，甚至沒有什麼情節和故事，但你的短篇小說非常注重情節、結構的建構和人物的發展。為什麼故事和人物的發展是重要的？
施米特：我寫短篇小說時，是將它作為濃縮的長篇小說來寫的。濃縮，但非常豐富。我寫的是一種“下降”或者“懸崖式”小說，通常會將懸念保留在最後，讀者讀完結局後，會回到開頭讀我的小說。如果寫長篇小說，就不能採用這種方式，總不能讓讀者讀了300頁以後發現根本沒看懂，但在短篇小說裡可以這樣，我很喜歡這樣的寫作。
新京報：你通常怎樣構思這樣一種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結局？
施米特：這很難說清楚。我喜歡散步，經常會繞著家散步遐想。我家有一個很大的壁爐，如果下雨，我就坐在這個壁爐前，盯著火焰出神，慢慢想，這些結尾就產生了。
新京報：你是在寫作之前就已經構思好了整個結構，還是一邊寫一邊發展？
施米特：在落筆之前，我就想好了整個故事的架構。就像是一個女人十月懷胎，我開始寫作時已瓜熟蒂落。
我像“玫瑰奶奶”一樣用文字治癒讀者
新京報：在《我們都是奧黛特》裡，你調侃了文學批評家對暢銷書作家的嘲笑。我想，你或許也遭受過類似《我們都是奧黛特》裡那位作家的攻擊？似乎現在大家的看法就是，容易閱讀的故事文學性是更低的。對此，你怎麼看？你怎麼看待文學批評家的評論，以及他們與作家的關係？你覺得批評對你有幫助嗎?
施米特：首先要聲明的是，《我們都是奧黛特》寫的不是我自己。但裡面寫的作家確實有一個原型，他不是哲學背景出身。對於我自己這麼暢銷，受到大眾認可，我非常意外。按理來說，我不該如此暢銷。最初，有些文學評論者會批評我，但後來我變得非常大眾，大家都很喜歡我的作品。我想，最初的文學評論也許忽略了我受大眾喜歡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能感動大家，我的作品能讓人感受到一種情緒。
我的哲學家同行也對我的書做出了一些很深刻的評論，他們知道這些作品表面上通俗、大眾，但背後有深刻的哲學思考。他們為我的書暢銷而感到欣慰，覺得說明人類還有希望。
《我們都是奧黛特》，埃裡克-埃瑪紐埃爾·施米特著，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2月版
新京報：你16歲和母親一起去看一場戲劇之後就想當一個作家，但應該是30歲之前在撒哈拉沙漠的一次經歷才使你確信想成為一位作家，能否具體談談那次沙漠的經歷，以及它是怎樣改變你對寫作的態度的?
施米特：我是11歲時和媽媽去看的戲劇，16歲時開始寫作。28歲時，我去了撒哈拉沙漠，進去之前我是無神論者，但出來時，我變得有信仰了。
當時我和10個人徒步穿越沙漠，但和他們走散了。我沒有吃的，沒有喝的，什麼都沒有。在這種不吃不喝的情況下，人大概只能活三天。我意識到自己處於這種危險的境地，在我面前還有三天。對於活著來說，三天很短，對於等待死亡，三天很漫長。當夜色降臨的時候，我以為我會非常害怕，而實際上完全相反，我度過了我最美好的一個夜晚。在這天晚上，我遇到了不可思議的神蹟，一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我收到了一種信息，所有的意義，所有的存在都在這個信息裡。當黎明到來，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完全改變了。對我來說，既是死亡，又是新生。
我是在翻山時走錯了路，所以第二天我又原路返回，當翻回到山的另一面時，我遇到了正在尋找我的嚮導和我的隊友。當我度過了非常美好，不可思議的一個夜晚時，我的同伴們、嚮導們點著火，著急地四處尋找我，他們就這樣度過了非常擔驚受怕的一個晚上。
我一直保存著這個秘密，一直將那天晚上所遭遇的事情保存在心裡，沒有說出來。而這個秘密就像起了化學反應，不斷地改變我，完全使我成為了另一個人。這次旅行之後，我回到法國，我覺得一切都變了，於是我開始寫作。
在這之前，我也在寫作，但我覺得自己要寫的東西已經寫完了，感覺已經掏空了自己。在這次旅行之後，我又開始寫作，我找到了我寫作的合理性，覺得我就應該寫作。現在大家能看到的我寫的小說、戲劇，都是在那個神奇的晚上之後開始創作的。
新京報：你的小說有沒有自傳成分？
施米特：這是第一次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我想了一下，如果說有一個人物是我自己，那就是《奧斯卡與玫瑰奶奶》中的玫瑰奶奶，她用故事去治癒人，用文字去陪伴人，給人希望。就像《一千零一夜》的那個妻子，用講故事的方式推遲死亡，我試著用我的作品來治癒人們。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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